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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当我撰文披露收集到这批史料的消息后，曾担心杜高先生会不高兴，然而，他却兴奋地与我通了电话，并欢迎我把档案拿给他看。至今我仍难忘他第一次翻阅档案时的惊奇。他落泪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听到了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一个生命的叹息。
我没有想到的是，杜先生不仅赞同我的提议，把这批档案整理出版，并与妻子李欲晓女士亲自参与整理。在我看来，杜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具有非凡的勇气。
经过几年的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于2004年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我本以为我所收集到的这批档案是完整的，而随着书的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未曾想，惊奇还在后面。
2006年冬天，杜高先生一天打来电话，十分兴奋，不停地说：“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原来，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的赵立江（丽江）先生辗转托人找到他，给他一个惊奇——赵先生于1997年出国前，在潘家园旧书摊也买到了一册订好的“杜高档案”，它们正好是《一纸苍凉》中劳改时期的档案的补充，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了它们，“杜高档案”才算真正完整了。
几天后，我们三人在杜高先生家里相聚。历史的缘分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赵先生告诉我，他是在读到《一纸苍凉》后，猛然想到自己出国前的意外收获。他还特地为我带来一页档案的复印件，它正好是我收藏的杜高档案中注明“1960年最后一天”《检查》所缺少的最后一页（见《一纸苍凉》第293页）。杜高写这份检查，主要因为有一天他没有及时把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有多吃的念头，尽管第二天送了回去，但仍被视为“错误”而接受批判。
所补缺的最后一页的文字如下：
用欺骗、谎言来掩饰自己思想深处的坏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也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并且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现在，我向组织上、向领导上剖析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的这种可耻的坏念头、坏思想、坏意识以后，我就开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和勇气去正视它，和它斗争，并且一定会战胜它。
今天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写这份思想检查，我感到有特别深的意义。我希望旧的、错误的东西随着旧的岁月一同永远成为过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识快快生长，和即将来到的新的岁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赵立江先生送我的这页复印件，与“杜高档案”中的那份《检查》放在一起。同一份档案，在分手之后，又回到了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虽非原件，也属难得。
人们常爱说历史是公平的，那么，对于杜高，他的档案以这样的方式与他重新见面，是否可以说是对他的磨难的一种补偿呢？但愿如此。
完稿于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载《读库》0705期）
致李辉（2）
附录二
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我收藏了一册《杜高档案》。这是上世纪末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时，偶然地发现并购买了下来的。我当时并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这册档案的内容震惊了，我意识到这是一册很难遇到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劳改档案，它怎么会从公安局的档案库里流失到旧货市场来出卖呢？我立即把它买了下来。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饥馑的年月。我们相差了整整一代。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岁月中度过的。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的许许多多残酷的斗争场面，许许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识分子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正因为这样，我对收藏有关“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旧书报以及文史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时期唯一的业余爱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总希望有新的发现。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热衷于收藏，只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祖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我需要更多地阅读。
当我买到了这一册《杜高档案》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到澳洲来工作和定居了。因此这一册档案也就跟随我来到了澳洲。
2004年春天，我忽然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北京出版了两部奇书，震动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叫《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编者李辉先生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奇迹般发现的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另一本是杜高先生写的回忆录《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百年人生》丛书）。这个意想不到的书讯，使远在澳洲的我惊异不已，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怎么还有一部杜高档案呢？我立即托国内的亲友帮我买到这两本书寄来澳洲。我仔细地阅读，这两本书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止一次地流泪。我又将手边的这一册档案认真地按年月作了对照，发现在《一纸苍凉》一书中，杜高经受的漫长的劳教岁月的材料只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还有一些文件缺页，不完整。而我收藏的这一册，正是《杜高档案》遗落掉的劳教时期的档案，包含了更多劳教时期血泪斑斑和触目惊心的内容，是全部档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册，一些文件的缺页也在这册档案里找到了。因此我确认只有把我得到的这一册补充进李辉先生收存的档案中去，才是一部最完整的杜高档案，也才是迄今为止五十五万个不幸的右派留在人间而被我们发现了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政治档案。我庆幸我发现了这遗落的一册，没有让它丢失掉，为历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杜高档案》包含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而又丰富的文字记录，为研究中国的政治运动史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它包含了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到“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个青年右派遭受的长达十二年劳动教养的漫长历史过程的全部内容。许多运动后面的“机密”，比如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内部批示，“反右”运动中上级规定的发言提示等等，都可以使我们真正懂得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青年，怎样地制造着冤案。人们从这部档案确实可以最真切地认识一个历史时代。历史不是抽象的，只有从一个人的具体的遭遇中，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历史的本质。
我忘不了1997年11月底的那个周六，我在出国前突然想起再去一次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出售“文革”书报杂志和内部学习材料的小书摊上，我无意中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大塑料袋，里面露出一些发黄的纸张，我让摊主递过来看看，一翻开就看到了贴在囚犯登记表上标号“0115”的青年杜高的头像，那茫然困惑的目光和显出惊恐的面部表情，顿时使我的心抽搐了起来，唤起了我强烈的同情。我忍不住又接着翻看那一份份告密材料，一篇篇检讨书认罪书，一页页思想汇报和改造评比记录，整册档案二百五十多页，共收集了长达十二个年头的劳教时期的各种入档材料九十七份，直到1969年11月4日杜高劳教结束，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后，向当地派出所写的一份思想汇报材料。装订成厚厚一册，档案封面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农场”的圆形公章。
读了《又见昨天》以后，我对杜高先生的政治遭遇才有了全面的了解，书中提到的一些细节，我也在手边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证据。
因此，我最急切的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地能和杜高先生见面，告诉他在澳洲还有一册他的档案的原本。我还想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国内更多的读者。我终于在2006年的11月底，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杜高先生。我很顺利地打听到了他的住所。虽然我早已从照片上认识了他，但当我真正走近他的身边，握紧他的手时，我仍然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激动。我不想叫他太感意外，他毕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我更不忍心让他被历史伤痕又一次刺痛。
我坦诚地告诉杜高先生，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读这样一本沉重的档案，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许多历史现象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静夜里，翻读着这一页页蒙上厚厚历史尘埃的文字，面对着一个在电网高墙下熬过了十二年之久的年轻生命，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在这样一个窒息的空间生存下来。一个生命怎么能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苦难：饥饿的折磨，体力的重负，无情的批斗，没有终止的请罪和对灵魂的自我鞭挞，特别是那种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和政治恐惧，被逼迫的说谎和被禁锢的思想……我常常一边读着一边哀叹，不仅为杜高先生，更为这些文字记录下的、确真在我们的历史生活中发生过的这一切。
读这本档案更使我心灵震撼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人性的畸形扭曲。在那样一个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性自身暴露的软弱、自私和卑怯，同是受难者，却不惜出卖他人来挽救自己。囚徒们的互相厮杀，告密成风，是劳改场所的一个最奇异的历史现象。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中，检举杜高的材料就有二十一件。每当我读着这一份份告密材料时，都禁不住心灵颤栗起来。
当我把带到北京的部分档案的复印件展开在杜高先生面前时，我看到他的手微微地颤抖着，他轻轻地叹息着低下了头，神情紧张地翻看那些背地里陷害他的告密材料。我知道有些材料当年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无意间竟发现老人的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恐惧，那是一种沉潜在内心深处的政治恐惧。只有当我看到了这个眼神，我才真正明白历史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刻。
在我和他的平静的交谈中，他也提到即使是现在，他还不时地在梦中回到劳教队，从梦中惊醒。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几十年过去了，平时想都不愿想，怎么还会梦到那里去呢？
杜高是1958年4月送去劳教的，劳教期规定三年。但到了1961年4月，公安局又宣布惩罚他继续劳教三年。这张继续劳教的批示表收录在已出版的《一纸苍凉》中。批示很严厉：“表现很坏”“不靠拢政府”“散布反动言论”等。李辉曾就这个处分向杜高提问。杜高有一段回答：
“听了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一纸苍凉》48页）
杜高先生的记忆很准确，这个“小青年”的告密原件，就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里。我把复印件给他看了。这个青年叫徐福明，原是大学生，因偷窃被判刑劳改。他想读书，杜高很同情他，还想帮助他，但这个人却表面和杜高亲近，暗地里专门写告密材料，以陷害他来换取政府的信任。《一纸苍凉》中已披露了他写的材料，但收入这册里的这一份，却使杜高加罚了三年劳教。这个“小青年”恶意地揭发杜高骂管教他的李干事“不过是小警察，以前叫狱卒”，李干事怎能不暴怒起来，怎能轻饶过这个张狂的右派呢？尽管杜高立即上交了一份五千多字的申辩和检查，也已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很快就被送到另一个农场去继续改造了。
我从档案里还看到一封1960年12月17日杜高写给母亲的信，被扣发并当作材料入档。其实这是一封很平常的家信，是儿子安慰母亲的信，流露着思恋母亲的感情。只因为在信末写了“最近看到报刊批判巴人文艺思想，涉及鲁迅的人道主义”这么一句，就被检查信件的管教人员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条杠，信便装入了档案袋。儿子和母亲就这样被隔断了音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对右派劳教分子思想钳制之严厉。
从1961年4月加判三年劳教后，杜高和一大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清河劳改农场。他两腿浮肿，大量咯血，濒临死亡，熬过了难以想象的大饥馑的年月。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杜高的档案里主要是他写的冗长的思想检查、请罪书和改造总结，共有四十一件。也有四份是他反映周围的人埋怨吃不饱饭的言论，但并没有装到那些人的档案里去，反而装进了杜高的档案里，这大概是因为那几个人都不是右派，说几句牢骚话对他们无关紧要，而对于一个右派，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改造表现”的缘故吧。
又有一份告发他的材料，杜高先生看了后十分伤感。他悲叹地说，这种囚徒之间的互相撕咬和陷害，看起来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其实都是在改造者的驱使和胁迫下进行的，这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的管治方法。
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