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那里有”或“和”；而a意为“朝向”；j强调它之前出现或是之后的字母；而an在一个字之前，则是“相反于”；形容黑色，他们则会写成白色的相反（anblanco）。这就是我找寻的解答吗？
我返回到海图上。其中6个名字以an开始，即“相反于”。与其在字典中查询ansollj，还不如去查它的反义词sollj—sollj意为“太阳”。这太令人激动了，我查询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卡斯帝利亚和葡萄牙文字典，再与现代字典交叉查考。而现在有10个名字散置在桌上，其中一个确实是加泰罗尼亚文，少数是卡斯帝利亚文，但是大多数是中世纪葡萄牙文。我开始编制一个字母列表。73个名字中的63个名字是中世纪葡萄牙文，剩下10个名字中有4个是卡斯帝利亚，一个是加泰罗尼亚，而其他5个不可解。我估算剩下的5个是中世纪的威尼斯文—匹兹加诺来自威尼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仅一个是威尼斯文，3个是特雷维索的威尼托（Veneto）文，单是最后一个名字我就被打败了。
我在现代波多黎各地图上核对这些名字，在半小时内就找到门径：这些名字不是7个城市的名字，而是对自然，以及人造之物所具特色的描绘。根据1448～1489年海图上的描绘，得知安的列亚就是波多黎各，这是毋庸争议的。对所描绘的安的列亚山岳、雨林、港口、河流以及盐田，确实就在波多黎各发现，诸海图上的根据并无差异：后者仅对前者补充叙述。有些卡斯帝利亚名字使用于稍晚的海图，但仍旧形容相同的地方。在整个世界上仅有两座岛屿符合这些描绘：波多黎各和瓜德鲁普。
Con标记在安的列亚—波多黎各岛的东南部分—皮科·德尔·埃斯特（Pico del Este）的圆锥形山岳。北部，地图绘制者写了ansollj“没有太阳”，精确地吻合埃勒·云格（El Yunque）雨林十分吻合，年降水量6100毫米。相似的热带的倾盆大雨的词汇—choue、choue…due、cyodue—皆展现在岛屿西部和中部的中科迪勒拉山尽头。此区年降雨量2500毫米，相对于欧洲标准而言仍很惊人。制图者在今日的马亚奎斯（Mayaguez）附近，即大阿尼亚斯科河（Grande Rio de A朼sco）河口湾的船浸满水位处描绘的湿地。但是最有趣的描绘之一就是antuub或是an tuub，原文是“没有下水道管”，写在阿雷西沃（Arecibo）东边的北岸。今日这个区域仍是一大片满是蚊子的沼泽地，称之为谢纳加·提布尔尼斯（Cienaga Tiburones），而Tiburones是卡斯帝利亚文的tiberon或是“下水道”，依次源自葡萄牙文的tubaro。光彩夺目的红色和绿色的波多黎各鹦鹉 ansaros 被注记在西南——可推测葡萄牙人也像后来哥伦布的水手一样穿戴这些异国鸟类的羽毛。地图绘制者在博尼龙（Boquer梟）的森林绘上这些鹦鹉，而这里至今仍是赏鸟者的天堂。缺少可耕的沃土，这一点被制图者鲜明地标示出来了（今日波多黎各的可耕地仍低于5％）：ansessel“无草”，出现4次，由an sulol“无可耕地”补充之，这是在狭窄的海岸平原发现的惟一的优点。
第十七章 殖民新世界（3）
令我最难以翻译的是asal。我的字典（8）说明此字源自拉丁文acinus，意思是浆果，尤其指葡萄，或是任何草莓或是浆果种子，但是asal是放置在海图上的蓬塞（Ponce）后面的一个山坡。波多黎各的冬天对葡萄而言太热—葡萄需要非常寒冷的天气始能茁壮—但是asal写于今日波多黎各的“咖啡首都”尧科（Yauco）的上面，所以我怀疑葡萄牙人是在描述咖啡豆。这个理论在那些指导我的历史学家中引发热烈的讨论。有人指出咖啡是东非原产，经由西班牙人传入加勒比海，所以它不太可能描绘在西班牙人登陆之前的海图上。但是进一步研究（9）显示，在西班牙人抵达之前，于加勒比海发现至少19个品种的咖啡。咖啡生长于山坡上，通常在3000～4500英尺的高度，热带温和的天气中，无风多晨曦。这些条件都在蓬塞后面的中科迪勒拉山的南坡上发现，此处就是在安的列亚的海图上标记为asal的地方。这可能是中国人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末航行至此引进的吗？第二个引起热烈讨论的是对cua cusa的翻译—南瓜—出现在靠近纳古波（Naguabo）东面的沿海平原。南瓜和西葫芦确实生长于此，众所周知它们今日仍生长于此。为此书调研至波多黎各访问之际，我对着堆积在路边的20种不同瓜堆拍照，什么种类、形状、颜色都有，还有各种的南瓜、小黄瓜和茄子。（10）它们品种繁多、茂盛硕大，这些都缘于波多黎各东部狭长海岸的特殊的阳光、火山土与适度的降雨。
翻译这些名字的真正令人兴奋之处就是：它们展现在哥伦布出航之前即已印制在海图上，而且他们所描绘的植物对波多黎各而言是国外的植物。咖啡是非洲原产、南瓜原产地是印度、芒果是东南亚。哥伦布亦发现原产于太平洋的椰子。不仅有人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加勒比海，对波多黎各的描绘精确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他们也从世界各地带来植物。这似乎对于我而言只有由海军将官周闻统帅的伟大的中国船队才有可能完成此事。
Marolio是另一个出现在1480年由艾伯诺·卡内帕（Albino Canepa）绘制的海图上的有趣名字。这个名字被置于匹兹加诺海图上与Marnlio相同的位置处。我假设o下面的边缘被擦掉了。Marolio是中世纪葡萄牙文“番荔枝科植物”—杨桃、甜的和酸的晚夏苹果、木瓜和凤梨。在这两幅海图上，地图绘制者皆把此描述放置在南岸中间的现代蓬塞之正北。这个地区仍旧是波多黎各热带水果产业的中心，盛产杨桃、酸的晚夏苹果和木瓜，而其果汁出口至全美洲，且成为观光客持续喜爱的兰姆拌汁酒的基本成分。这些水果全都原产于东南亚和南美。我再一次得出结论，是中国人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把这些水果引进波多黎各的。
地图绘制者在描绘“撒旦”岛（Satanazes，瓜德鲁普）与波多黎各时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在后来的海图上把撒旦（Satan）或是魔鬼（Devil）岛改为野蛮岛（Saluagio）。（11）而瓜德鲁普的后来海图仅补充叙述了他们从海上可以看到的—第二座火山（con）亦即1414公尺的卡迈克尔（Carmichael）山，以及此与拉苏富里耶勒火山（La Souffri弐e）之间的一个高原（silla）。瀑布从拉苏富里耶勒火山（卡卢可卡〔Karukeka〕和三河流〔Trois Rivi弐es〕）东侧倾泻下来，有“蛋白牛奶酥”（duchal）和“天降之雨”（tubo deagua）之称。村落与耕作的田地（aralia y sya）都展现在“大地”岛（Grande Terre）的西岸低地，就是哥伦布数年后航行至此所描述之地。“撒旦”岛是一个明显骇人之地，由艾伯诺·卡内帕总括为nar i sua“只有炎热难耐”。但是对于萨扬（Saya）岛屿（拉斯·桑迪斯Les Santes）的描述是适合“任何一种热带鸟类”，而此座岛屿仍以它的鱼狗鸟、蜂鸟和蕉林鸟（bananaquits）闻名—小型飞跃的惹人怜爱之物掠过分隔岛屿之间的土耳其大海。
祖阿内·匹兹加诺写于安的列亚东南处，包括维克斯岛（Vieques）的最特殊名字是ura，放置在稍后的海图上的con的旁边。Uracano是威尼斯文“火山爆发”、“爆发”或是“暴风雨”之意。1421年时，波多黎各东南岸的火山群已熄灭了很久，但地震则遍及岛的西边，近马亚奎斯；飓风恒久不变地从东边向西北咆哮，从维克斯岛至圣·胡安。我相信在6月～11月末的飓风季节之间，当中国帆船于11月抵此之际，中国的地图绘制者曾经亲眼目睹此现状。
所有这些名字，连同匹兹加诺海图上各岛之间非同凡响的物理相似性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安的列亚是波多黎各、“撒旦”岛是瓜德鲁普，而萨扬是拉斯·桑迪斯。虽然在中世纪加泰罗尼亚文或是卡斯帝利亚文的翻译的细枝末节上自会有争议之处，但是继续讨论关于安的列亚岛屿群的属性已经毫无意义了。这些名字与地图皆非模棱两可的证据，说明葡萄牙人于1447年之前直至哥伦布首次航行的1492年，持续地居住在这些岛屿上。对波多黎各而言是外国植物者都是在哥伦布航行之前即被带入。我以为这些证明就是中国人发现了波多黎各。
虽然有关这些岛屿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它们的位置与方向则不然。它们被标注在大西洋而非加勒比海，比它们正确的位置偏离了2000英里。而此错误被后继地图绘制者逐渐地修正。1448年这些岛屿是位于加纳利群岛之西1500英里远（误差1500公里），1474年它们已向西移动，仅有500英里之差。这个错误极易解释。1431年亨利的船长们还没有精良的星盘（六分仪），亦不了解磁偏角。直到1451年，葡萄牙航海家始知如何运用北极星，到1473年之后，使用磁偏角表，得以最终精确地确认纬度（托斯卡内利的1474年海图上的安的列亚位于正确的纬度）。经度持续是一个问题。哥伦布把美洲置于经度1000英里之外，纬度亦差20°。当他自第一次航行返回之际，哥伦布并不知道自己曾去过哪里、发现什么或是发现之地为何。他以为他已抵达中国。
第十七章 殖民新世界（4）
15世纪葡萄牙人航行靠着罗盘，以及经由船首丢出测速仪测量船速度。他们为岛屿定位是靠僵化的估计，是以通过水域的速度乘以航行天数。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航行的广大水域本身也是移动的，将他们带离他们僵化估计出来的位置。如同哥伦布一样，葡萄牙人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去过何处。当我调整他们从马德拉到瓜德鲁普的两周航行的水的活动之际，（12）我发现葡萄牙人是把岛屿定位在他们正确的僵化估计的位置与方向上。
我觉得匹兹加诺海图还有两个问题尚待解决。第一个是关于岛屿的面积。在早期的海图中，安的列亚绘制的比波多黎各还要大，而“撒旦”岛也比瓜德鲁普大些。这个错误的产生，我相信是由于位置互换，不仅因为岛屿的错误位置，而且是岛屿的面积，在从较早（中国）地图转移至欧洲地图时。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匹兹加诺海图制造的时间和地点。似乎可能匹兹加诺是在唐·佩德罗王子指导下作业，而他的地图绘制者都在搜集有关新大陆的讯息，为的是替亨利王子创造一个世界地图。我知道神圣罗马国王给予唐·佩德罗王子位于离威尼斯北部15英里之处特雷维索的威尼托的可观的地产，而此处成为葡萄牙代表的基地。令我惊讶的是葡萄牙的地图绘制者可能在1424年于此遇见尼科洛·达·康提。而尼科洛·达·康提当然已在中国宝船队的帆船上度过许多年，亦即安的列亚的最初发现者。这个海图几乎可以确定是在特雷维索绘制，因为海图上出现的大多数“非葡萄牙文”的名字都是威尼托的方言而非威尼斯的。匹兹加诺也许曾是特雷维索圣尼古拉（San Niccol睿┑奈按蟮暮谂劢探掏攀ニ囊幻隆？
匹兹加诺海图中波多黎各绘制得如此地精确，核对这些讯息的人一定是这一行的大师。在那个时代，原始的海图绘制者意味着只能是中国人。这幅海图和那些晚出的海图有两层重要性：海图不仅提供中国人已先于哥伦布70年发现美洲的证据，亦展现出波多黎各已于1447年之前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葡萄牙居住地。而且海图上的名字一直提醒着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后早已存在的有关岛屿的描述。这些岛屿的位置也继续被修正，从1463年～1470年的海图涵盖关于安的列亚的丰富的额外讯息，包括西北和东部海岸的更多的港湾，且重新绘制更精确的海图时则稍微地夸大了西南顶端，但是位置更正确。波多黎各北方的亚马纳（Ymana）岛在后来的海图中绘制得也较好，而它的名字改为罗塞利拉（Rosellia）。当欧洲航海家发现磁偏角与纬度测量，且改进他们的六分仪与时间测量之际，海图上的岛屿位置则应移向西南。（13）
安的列亚和“撒旦”岛的确认使我能够在中世纪海图上指出它们周围其他的“岛屿”。以1448年安德烈·比安科的海图为例，包括了巴西东北海岸、克里斯托巴勒·索利戈（Cristobal Soligo）的1489年海图（14）展现出更多的7个“岛屿”—西边的伊斯帕尼奥拉角、特里尼达（Trinidad）、维京群岛、圣文森特岛、圣卢西亚（St Lucia）、巴贝多和南方委内瑞拉的北岸—所有这些在哥伦布航行之前都已出现。
我回到波多黎各的海图，并开始寻求首次居住的可能地点。因为最常刮的风向之故，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一定都已从东南方来到。在匹兹加诺的海图上安的列亚南部和西部的海岸比北部或是东部的海岸绘制得更精确，于是我专注于此搜寻。
匹兹加诺海图上在西部有地名cyodue，意为“连绵的雨”，在西南有ansuly，意为“缺少沃土”，在东部有ura，意为“飓风”；并无一处令人感觉是特别诱人的居住之所。另一方面marolio“香甜味的热带水果”标注在蓬塞（Ponce）的正北方，而蓬塞海湾则在所有的海图上都明显绘制得很精确，展示出一个突出的岬角拉瓜乔（La Guancha），位于海湾东面。数世纪以来，这个岬角为因东风而停泊之船只提供庇护。海里具有丰富鱼群，蓬塞坐落在山中的背雨处，是目前波多黎各气候最佳之处。当我到达此地观看地面之际，我可以看到北部中科迪勒拉山（central Cordillera）突然来临的一片午后雷雨的紫色云彩，然而城市却是干燥的。蓬塞命名为“南方的珍珠”不无道理。可能葡萄牙人最初居住于此，而此处也是他们欢迎1447年航行的新来者，并邀请他们参观神灵礼拜。
从港口引导至旧城的河流仍旧维持葡萄牙河（Rio Portugués）的名字。我们白色的瓜德鲁普圣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Guadeloupe）矗立于它的岸边。一天傍晚，在我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