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来信认为“即使是生活的强者，也会有徘徊、悲哀，只有那些在徘徊中能够振奋自己，继续前进的人，才是赢得生活的胜利者。”
淮海饭店的郑新杰认为应该不以成败计算生命价值，“成败论英雄”是剥削阶级功利主义的标准，人生道路上胜败的评判标准，在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的大小。
和当年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之路遥相呼应，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风行中国。以小鹿纯子为代表的一批排球女将以“晴空霹雳”、“流星赶月”等带有魔幻色彩的打球技巧，使排球这项体育运动风行一时。她们的精湛球技与充满人性的友情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
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结。
当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庭判决书。
江青被判死缓，法庭上她还振振有词不服气。看电视转播的老百姓们都恨得咬牙切齿。有资料称：1966—1970年，江青在几次讲话中点名诬陷了172人，这些人统统都遭到迫害，有的致死，有的家破人亡。当江华审判长念了“死刑”两字，稍稍停顿了一下，江青那时狂呼反革命口号，没有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就丧魂失魄，手足无措。在她被押出法庭后，当女法警叫她戴上围巾，披上大衣时，她连声说：“不要了，就这样去罢。”意思是就这样去枪毙吧。女法警仇恨她，当时不对她说“死缓”。女法警事后说：“等押解到监狱时，她已完全吓傻了。”
这次审判林彪、江青集团，让全国人民普及了法律知识。许多人当时还想不通：林彪、江青集团的人做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找律师进行法律辩护？后来人们渐渐明白了，“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
当时指定为江青辩护的律师、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在“两案”之后20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当时是江青主动提出要请律师的，但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都是江青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这是怎么回事？
张思之：后来，我最终没有成为江青的律师。我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起去见了江青。主要是要搞清楚江青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做律师，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才可以真正着手。
不过我预料到，我态度再好，我再客观、公正，最后我和江青还是谈不成的，她不会要我做她的辩护律师的。她对我们只是一种试探，她并不想要我们真正地做她的律师。她说，我是要律师，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建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你们肯定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她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问：后来是江青拒绝让你为他辩护的？
张思之：对，她拒绝。（顾嘉健：《为什么江青没有辩护律师》，2001年4月14日《广州日报》）
分不清好人坏人的加里森敢死队
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意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
1981年，有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播出不久，看的人越来越多。电视剧播出的时段，连小偷都会歇业，因为街上几乎没有人。
这就是《加里森敢死队》。
它让国人见识了，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泾渭分明。
《加里森敢死队》讲述的是二战后期，战争情势越来越严酷，中尉加里森艺高人胆大，从监狱里找来几个身手不凡的在押犯——“戏子”、“酋长”、卡西诺、高尼夫，组成了一支特别小队，纵横欧洲各国，深入敌后。
他们是好人吗？
好像没一个是。“戏子”是个骗子，骗术一流；“酋长”有手又准又狠的飞刀绝技，还是个高明的偷车贼；卡西诺出身“盗贼世家”，天下没有他打不开的保险柜；高尼夫是个神偷，任何东西手到擒来。
他们是坏人吗？
好像也没一个是。“戏子”风度翩翩，学识渊博，通晓多门外语，像个足智多谋的军师；“酋长”外冷内热，忠诚，有情义；卡西诺是个粗喇喇的仗义汉子；高尼夫风趣幽默，心地善良，平时软弱，关键时坚贞不屈。他们在“头儿”加里森的带领下，营救战友，炸雷达站，绑架德军元帅，窃取秘密情报，摧毁敌人计划，打击黑帮团伙，把德国人骗得晕头转向，打得落花流水。
《加里森敢死队》播到第16集时，突然被停止。因当时不时有报道说，有少年模仿练习飞刀，有盗贼连环盗窃，有学生吸烟，喝酒找帅的感觉，都是受了电视的影响。（以上内容参阅2008年2月17日《新闻晨报》，记者谢岚）
1981年6月25日《解放日报》市郊版，刊登了高洪源的一篇文章：《“我们是加里森敢死队”》——
一天晚上9点钟光景，在青浦县赵屯公社曙光小学的办公室窗玻璃旁边，朦胧中有几个黑影在隐现。突然，“砰”的一声，窗玻璃被敲得粉碎。接着“咔嚓”又是一声，窗直棂被折两断，几个黑影相随越窗跳入学校办公室。他们翻箱拉屉，到处乱查搜，顷刻把办公室糟蹋得杂乱不堪，并用秽言留条。然后，这几个黑影又出现在学校幼儿园教室门前，迅速而慌张地把门撬开，进行偷窃，同时在幼儿园大黑板上写着“我们是加里森敢死队”。
经查明，原来是两个低年级小学生，一个中学生和另一名16岁弃学的社会小青年干的。“加里森敢死队”害了这些学生。
《少林寺》走出李连杰
“日出嵩山坳， 晨钟惊飞鸟， 林间小溪水潺潺， 坡上青青草。野果香， 山花俏， 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莫道女儿娇，无暇有奇巧。冬去春来十六载， 黄花正年少。腰身壮， 胆气豪，常练武，勤操劳。耕田放牧打豺狼，风雨一肩挑一肩挑。”
相信经历过80年代的人，对这首歌曲都记忆犹新。
这是影片《少林寺》的插曲。
这部由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原电影公司首度合作拍摄的功夫影片《少林寺》， 历时三年， 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该片不但云集了上百位武术高手， 而且也是第一次将真正的少林古寺搬上银幕。
这部经典的功夫影片1982年在中国大陆、香港、韩国公映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大陆的电影票价还是一角钱一张的时代里，创下了上亿的票房神话，一夜之间，主演李连杰的名字也家喻户晓。此时不满20岁的他在该片中充分展示了精湛的武艺才华，拳术、刀枪棍棒、软器械，尽数施展，令人大开眼界。
《少林寺》使李连杰成为幸运儿，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又一颗闪亮的中国功夫明星。
人们对李连杰版《少林寺》情有独钟，一是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娱乐化的电影，而另一方面就是李连杰不着表演痕迹的武打真功夫，加之神秘的寺院古塔，清丽怡人的风景，出神入化的武术架势，使影片已经到了想不成功都不可能的境界。
《少林寺》的放映当时轰动了全中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功夫热，甚至有很多的青少年去少林寺拜师学艺，更引发了青少年是否应该看武侠电影的讨论。
受《少林寺》影响的人很多，在2007年热播的军旅题材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 扮演男主角 “许三多”的王宝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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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让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
1982年12月30日，在《大众电影》编辑部放映厅，20多位来自医疗、文艺、体育界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观摩了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应邀参加观摩的，有舞蹈家陈爱莲，还有当时国家女排的主教练袁伟民等人。昏暗的放映厅里，唏嘘声一片。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袁伟民这个“硬汉”也忍不住掉了泪。
有一次在医学院放专场，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喊起了口号，泪眼模糊地呼喊：“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就是《人到中年》。
小说的主人公陆文婷是一名眼科医生，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她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人格高尚。她超负荷地工作，却拿着很低的待遇。一家四口挤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家里没有一件好家具，生活过得十分清寒。丈夫傅家杰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因为住房狭小，不得不搬到研究所去住。
就在这样困窘的生存条件下，陆文婷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着。虽然也因为无暇照顾丈夫和孩子，心中充满歉疚。在20多年的工作中，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病人身上。最后，她累倒在手术台旁。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看了电影《人到中年》后，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页）
1982年还有一部影片引发了社会关注。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由谢晋导演的影片《牧马人》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许灵均是个右派，被发配到了大西北，当上了牧马人，孤独、耻辱、悲观、绝望，几乎走上了自绝之路。然而纯朴的牧工不歧视他，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四川逃荒女李秀芝，一对苦命男女相濡以沫。改革开放后，许灵均经商的父亲从美国回来，为弥补愧疚，执意要把儿子带到美国，继承事业。许灵均难舍汗水浸渍的土地、患难与共的牧友和血肉相连的妻子。影片的最后，天苍苍，野茫茫，丈夫、妻子和儿子，越走越近，拥抱在一起……
电影里有些观点，比如“狗不嫌家贫，子不嫌娘丑”，“娘打子，委屈，也该”，当时并没有太多异议；倒是许灵均应不应该出国，引起了社会争议。上海《青年报》当时刊登了读者来信《许灵均为什么不出国？》，就许灵均是“出国去价值大还是留下价值大”展开讨论。一些人提出，出不出国，并不是爱不爱国的唯一标志。这一讨论涉及的话题，已超出了影片本身。
《血疑》里的山口百惠成为超级偶像
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播放，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一起，成为当时许多人最喜欢的明星。幸子身世之谜，大岛茂深沉的父爱，光夫执著不悔的爱情……沉重的故事却浸染了爱情的曼妙和轻盈，主人公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
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我是一片即将飘零的枯叶，但我并不孤单，并不失意，面对着日夜依附的大树，我放声歌唱。生命原本就是美丽的，何必在意是否短暂。”
《血疑》中这些感人的台词，为人们传诵。该剧成为80年代千家万户的偶像剧，黑白电视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1984年11月23日，上海《青年报》刊登共青中学三位青年教师呼吁《中学生“幸子”式的早恋现象值得注意》。该文后来在日本引起注意，《朝日新闻》刊登共同社题为《百惠之恋的论争》予以报道。
日本电视连续剧的风头，有增无减。1983年，《阿信》打动了中国。该剧讲述了日本著名的百货连锁企业八百伴创始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她从最底层做起，历尽艰辛坎坷，终于收获了人生的金黄。其中的阿信语录，感动了许多中国人：
“要自己受伤，才能体会别人的痛楚。”
“就算跌到谷底，再爬起就行了。”
“人一旦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也许就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
《跟我学》：外语热中国
从1982年初开始，每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打开电视机的中国观众，都会听到《跟我学》熟悉的片头曲。
此时，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教学片《跟我学》，正在世界各国进行推广。曾经担任法语版节目主持人的凯瑟琳·弗劳尔（Katherine Flower），这一次又成为中文版《跟我学》节目的主持人，与中央电视台开展合作。
在中国工作期间，凯瑟琳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花克琳。她的姓氏“Flower”在中文中是“花”的意思。
当时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的胡文仲老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与花克琳搭档，共同主持《跟我学》节目。
据胡文仲回忆：“跟我学”播出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到对面饭馆喝豆浆，就有很多人的眼光就跟着你走，我当时非常奇怪，说怎么回事，忽然想起来，是昨天开播了“跟我学”那个节目，你看它就是这么快的影响。
在电视还不十分普及的年代，很多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说英语。
《跟我学》播出后不久，新加坡《New Nation》杂志上称：在中国，目前最知名的，也很可能是80年代最知名的外国人，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
据花克琳回忆：在昆明，我曾经拦下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问她怎样去一个地方，那个女子说：你先左转、再右转、然后……我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但那女子说，不，不，那不是去那里的路，刚才我说的只是你们在节目中的一段课文。她只不过是在练习她的英文罢了，我遇到的人都在练习英文，或者就简单地和我打招呼，我学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从街上遇到的那些人那儿——你好，老师。
80年代初中国街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