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每次上大课，都成了小聚会，不管台上教员引经据典讲得唇焦舌干，台下三三五五凑成一堆堆，嘁嘁喳喳地神聊，秩序很糟，完全谈不上讲学效果。后来，教员和基层行政干部发动战俘班长和学习积极分子，一起整顿学习纪律，规定上课时必须认真听讲，禁止大家随意找老乡找朋友聊天扯淡。在各班民主会上，不少战俘发言，表示愿意端正学习态度，他们说志愿军既然把我们当作同学看待，志愿军工作人员也参加听课，一视同仁讲平等，不守纪律实在讲不过去。学习气氛从此有了明显的改变。
马列主义对战俘来说，毕竟是一门新学问，任何新东西总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听着听着，一部分战俘果然听得入了神，还自觉地做笔记，提问题，写墙报稿，开讨论会时踊跃发言。许多观点，他们都觉得十分新鲜，十分有趣： 原来，在家的时候当工人替资本家干活，并非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原来，宇宙是物质组成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原来，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劳动创造人，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 原来，天上并没有天堂，真正的天堂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闻所未闻的学说，使他们对宇宙万物的来历和发展开始了一番新的思索，产生了新的认识。
这些战俘中，确实有人从此转变了世界观，成了无神论者，甚至成了社会主义者。詹姆斯·温纳瑞斯，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曾信仰天主教，原在美步兵第二师当列兵，高中文化程度，入伍前是一名翻砂工，1950年11月28日被俘。朝鲜停战后，他申请到中国大陆定居，并加入了中国籍，曾在济南造纸厂和山东大学工作，现已退休。在他七十岁生辰的前夕，我曾托一位朋友去看望他，见他的床头挂着一幅星座图，他对我的朋友说： “你着，这是宇宙。我终于明白，地球是物质的，宇宙是物质的，并非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虚幻的东西。我在朝鲜两年多，日夜和志愿军在一起，我不但找到了兄弟，还找到了真理。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第55节
事实最雄辩。詹姆斯·温纳瑞斯的确在志愿军的战俘营中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且毕生坚信不渝。那末，是不是每一个战俘对马列主义都那样的崇拜呢？ 随着学习课程的推进，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情况。
基本的学习形式还是上大课。战俘们对于天天上大课越来越厌烦。有一部分战俘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听懂了一点头绪之后，他们便从灵魂深处产生出一种抵触情绪，其激烈程度， 为志愿军俘管人员们始料所不及。
抵触情绪像传染病菌似的迅速蔓延。
不少“同学”开始消极怠学、睡懒觉、旷课、喊肚子痛、跑医务室，听一堂课撒十几次尿，有的在地上画女人，或互相传递字条，交换色情照片，有的故意大声说笑，甚至吹口哨起哄。
一种抵制政治学习的串联活动，开始在战俘中间悄然地扩展。一些流言蜚语带有明显的针对性：
“‘洗脑’是中共最高明最狠毒的一招！ ”
“中共宣传无神论，是要我们背叛上帝，背叛祖国和家庭！ ”“共产主义是民主自由的死对头……”
刚刚缓和下来的气氛又趋向紧张，一些学习积极分子受到歧视和打击，许多与志愿军工作人员友好相处的战俘不再敢于公开同志愿军接近； 不服从指挥不遵守纪律的现象越来越多。
管理上的困难使管理者心情烦躁，有些基层干部不理解： 当了俘虏吃得好穿得暖，又有热炕睡，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还调皮捣蛋，又不许打不许骂不好得罪！ 老子出来抗美援朝，吃的是大灶，也没有毛毯，不管冰天雪地刮风下雨都要给俘虏巡逻放哨，倒过来还要受俘虏的气，这算什么名堂？！有的干部战士为此不安心在战俘营工作，向上级提出调动申请，要求到前线参战，痛痛快快地亲手去杀美国鬼子。早晚出操和点名的时候，出现了有意无意的恶作剧，比如增加战俘们的跑步时间，让顽固分子出列亮相，用谐音叫唤他们的名字，把塔曼脱叫成“他妈的”，卡柯斯叫成“臭狗屎”。营区的广播喇叭里又播出了“打败美国兵”之类带挑战性的歌曲。对立情绪在急剧增长中……
第56节
习惯性的思维容易产生习惯性的结论，并会引出习惯性的对策。其他阶级斗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法，便搬到了朝鲜战场的战俘营中： 阶级分析，摸底排队，划清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四种界限，将积极分子和反动分子区别开来，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分化瓦解，扩大阶级队伍……
摸清战俘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态度之后，一项严峻的措施立即付诸实施———将少数反 动分子从全体战俘中分离出来，集中住宿，开办“反动分子训练班”，对他们进行强制式教育。当时有人把这一措施称作为给反动分子“开政治小灶”。
点点人头，反动分子果然只是一小撮，充其量不过百分之一、二，每个中队三百来名战俘，只剔出三、四个。对这些人，要求他们每天必须按时学习马列主义以及时事、政策，不得缺课。物质上依旧给他们以应有的宽待不克扣粮食和生活用品，有病给予治疗，不作任何体罚； 但在政治上却严加防范，不许他们自由行动，不许他们散布反动言论和煽动闹事。
一抓阶级斗争，果然“立竿见影”。所有学习制度迅速纳入了轨道，井然有序，不再有人旷课，不再有人迟到早退，不再有人故意捣乱。可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使人感到意外。
“反动分子”受到隔离以后，战俘营中刚开始形成的活跃空气顿时消失了，宿舍里失去了笑闹声，球场上一片冷寂，一种莫名的恐怖感重又笼罩了战俘们的心头。大多数战俘不论是中间分子还是积极分子，与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距离忽然变得疏远了。这是一种最令人震撼的反效果！
事与愿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立即找积极分子调查。
美俘有个共同特点是比较爽快，只要他们觉得你诚心待人，便会敞开胸怀，什么话都敢讲，毫不忸忸怩怩，拐弯抹角。
美俘甲： “哦！ 早该来听我们的意见了。伙伴们都在议论哩！ 议论你们在实行‘高压推销’。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大家也想听个明白，可是你们一实行‘高压推销’，只能证明共产主义不是优质产品，别人反而不愿接受了。”
美俘乙： “‘高压推销’只适用于东方人，不适用于西方人，尤其是我们美国人，自由惯了，你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永远不买你的货。”美俘丙： “如果教会下令把不信上帝的人抓起来，再来向愿意信上帝的人布道，那末，愿意信上帝的人也会害怕上帝了，还是离上帝远一点的好！ ”
一名上尉英俘恰好住进医院，在病室里说话不受拘束，他见身边没有别的战俘在场，也愿意对志愿军的教员推诚相见。
“其实，被你们判定为反动分子的，或许……也不见得真的反动。”上尉斟字酌句地说。这名毕业于英国的“西点军校”———圣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即使在医院的病床上，也保持着一种严肃稳重的态度，说话慢吞吞的，很注意分寸，“我确信，这些你们所说的反动分子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对你们的宽待政策还是心怀感激的，只是对你们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所不满，甚至觉得不堪忍受。有的人是好出风头，想当英雄，想等遣返回国以后捞个勋章。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美国、美国军队和美国军人，有一些军士和订了服役合同的志愿兵，他们一旦被遣返回国，如果服役期未满的话，仍需要回到军队继续服役。这些战俘不免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心理状态： 在当战俘期间，要尽量经得起中共‘洗脑’的严重考验，要表露出自己能够恪守入伍参战前的誓言，坚定地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这些战俘在没有生命威胁和不受体罚的前提下，最喜欢在众多的战俘伙伴们面前扮演好汉角色。在西方，强制信仰是最侮辱人格的事情，被称为‘精神强奸’。如果你们放弃强制性的共产主义灌输，我想情况就会改观，你们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朋友……”这是出自于战俘之口的肺腑之言。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俘管人员是难以接受的。受的。
第57节
志愿军战俘营的各级领导机关内一片紧张繁忙气氛。由水丰电站输来的免费电力，使得每一间工作室里电灯彻夜长明，从俘管处最高负责人到下属俘管单位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日夜不停地操劳。教材、资料、报表、简讯、小结、心得、记录、报告等等，各种文书材料堆满案桌，所有中英文打字机一刻不闲地运作着，将中文翻成英文，将英文翻成中文，上报下达。还有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来往信件，多的时候一箩筐一箩筐的，都要一封封地检查，一是防止战俘寄出的信中有泄密现象和攻击性言论，二是需要通 过书信掌握战俘们的思想动向，摘抄、汇编，供领导和专家分析研究。会议接连着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常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同样一种现象，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内战争中教育俘虏的方法，不适用于朝鲜战场对外俘的教育。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从穷苦农民中抓丁入伍的，有自发的翻身要求； 当了俘虏后，经过一次诉苦教育，看一场《白毛女》话剧，就可以启发阶级觉悟，掉转枪口成为革命战士。而美英战俘则大不一样，他们即便受剥削受压迫，日子也不见得比黄世仁、穆仁志过得差； 何况，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信仰都不相同，他们没法适应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放弃原有的世界观，跟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只在于早一天结束战争回国回家过和平日子。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立刻转到争取和平这个目标上来，才能求同存异，事半功倍。
另一种意见完全相反： 革命领袖教导我们，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进行灌输教育。敌军工作是第二条战线，理应采取进攻姿态。眼下发生的一切不良现象，原是我们政策上过分宽大造成的后果。我们宽大无边，少数反动分子才敢爬到我们头上来屙屎拉尿。当务之急，是加强专政措施，给极少数害群之马来一点辣的，他们老实了，多数俘虏才可以安心学习。工夫花下去，自然会见成果……事态的发展超出意料，就在热烈争论的时候，好几个中队同时传来了战俘逃亡的惊人消息……
第58节
逃亡的战俘中，几乎都是美国人，大多数恰恰不是“反动分子”。奇怪！ 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按最近的交通路线计算，也有好几百公里，你一个美国俘虏长着蓝眼睛高鼻子，不通朝鲜话和中国话，不带干粮，凭着两条腿，怎么有可能跑到南方去呢？ 逃跑的战俘一个个被各地部队和朝鲜居民抓了回来。也有的经不起冻饿，又自动回到了战俘营。少数回不来的，也只有一个归宿，便是抛尸荒野。
对付这些最受不了约束的美国人，简直无可奈何。有的逃了一次给抓回来，没过几天又逃第二次，还是给抓了回来。抓回来也无所谓，反正只关一周禁闭，写个保证书就出禁闭室； 认错态度好，还可以提前释放。
有一名中士，当过侦察兵，身体棒，相信自己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有把握逃回朝鲜南方。结果溜出战俘营后，在山沟里转悠了十来天，还是朝鲜民兵给揪了回来。回到原来中队的时候，伙伴们见他衣服破碎，蓬头垢面，整个脸膛瘦得脱了型，活像个野人，都吓了一跳。中队干部利用晚点名的机会，让他现身说法。 讲一讲自己的逃跑经过。好给大家一个教训，不要步他的后尘，再干这种自讨苦吃的大傻事。中士乐于扮演这个“反面教员”的角色，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如何昼伏夜出摸索南行，如何与黑熊遭遇，如何偷挖山薯、摘野果、掏鸟蛋、捉溪蛙充饥，如何被三个带枪的美丽姑娘发现，不得不束手就擒……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好像在讲好莱坞电影《人猿泰山》的故事，战俘伙伴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还为他鼓掌叫好。“反面教员”的作用没能起到，反倒竖了一个“正面英雄”的形象。
弄得中队长和翻译都非常尴尬，只好中止他的炫耀性自述，将他送进了禁闭室。明明是无望的逃亡。为什么非要逃亡？ 讯问的结果，答案大同小异： “伙伴们纷纷传说： 你们对我们强制洗脑，说明下决心要同化我们，不让我们回国了，不逃跑怎么办？ ”“我想家。 太想家了。”“我已经绝望。”
“我别无选择……”也有俏皮的说法：
“与其死于苦闷，不如死于自在。”“我想出去散散心。”
“我渴望创造奇迹……”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回答，并非“串供”的结果，更非“逼供”的产物，为什么“口径”与基调会如此一致？ 这一现象，引起了战俘营主要领导人深深的思索……
夜半时分，又有一名美俘企图逃跑。警卫战士在喝令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这不该响起的枪声，悠悠地回荡在鸭绿江畔的山岭间，久久地回荡在战俘营领导人的心坎里。好些日子来，昌城“外俘大本营”———俘管第一团的团长张芝荪和其他领导人，昼夜操劳，食不甘味。他们成天和通英语的教员们泡在一起，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战俘们泡在一起，最了解实际情况。刚刚熬过了战俘营极为艰苦的初创阶段，刚刚解决至关重要的安全与温饱问题，刚刚使战俘们的情绪平稳下来，为什么好心好意发动起来的一场政治学习运动，竟会掀起这些让人不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