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股票，那为何不现在就买入并趁机赚一笔呢？事实上，为何不持续买进直到股价达到每股2美元呢？最终，在熟悉内幕的投资者的推动下，“西端公司”的股价将上涨到每股2美元，尽管公司还尚未对外公布合同。知情者通过他们购买“西端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外界表露其对公司市值的认识，而且翻番的股票价格也向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揭示了这一点。
如果你怀疑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并询问“西端公司”的总裁的同伴（或其同伴的同伴），为何他们会以每股美元的价格全部买下“西端公司”的股份，而那时这只股票的实际格价似乎仅有1美元，他多半不会告诉你他那装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他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表示自己对“西端公司”的高层管理和高级产品生产线非常有信心，相信它们能在未来创造价值和更高的利润——他会以一大堆廉价的“空谈”搪塞你，因为真相不可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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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之道
市场总是设法对可能影响公司利润的所有因素，如贿赂和政治关系等，进行恰当评估。如果有大笔利润可赚，投资者会认真思考是买进还是卖出。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真知灼见来弄明白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国家的*程度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股价很高的公司。这归因于它们已经对政治关系进行了投资（这些关系确保它们能获得政府的合同），还是它们确实拥有聪明的主管和高质量产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精于培养政治关系的公司主管同样善于进行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
我们打算做的是，观察哪些公司把塞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递到了国会，并衡量他们的这种“投资”所获的收益。这将告诉我们，公司花在政治投机上的每1分钱为其带来了多少额外利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看到原本就难以观察到的“台面下”的交易，也不能估算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利润。但如果狭隘地仅依据现金支付额度思索商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能公正地评价现代金融的精巧之处以及政治关系谋划者可借用的各种工具的广泛性。
因此，不必给托米·苏哈托或他的兄弟姐妹成捆儿的钞票，你仅需向他们赠送你所在公司价值百万美元的股票就可以了。作为补偿，托米可保证你赢得宝贵的伐木特许权，获得税务主管部门核准的免税期，或者确保你从其政府关系中得到至少100万美元的公司赢利。通过家族纽带、竞选助战和私人关系，世界各地的公司均能“买到”政府的合同，这些我们都能洞察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直接回答“各大公司在行贿中的支出有多少” 这一问题，如我们所见，我们却能够很好地回答“公司的政治关系的价值是什么”。
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例”，一些公司似乎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突出的是，2000年，迪克·切尼从能源服务业的巨头哈里伯顿公司的总裁位子上离任后，加入乔治·W·布什的总统票选阵营中。在竞选大战中，人们对某些公司受政府宠幸和偏袒的关切日益明显，随着伊拉克战争中哈里伯顿公司未经投标就获得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人们的这种关切增强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一个遭战争重创的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可以说，要与哈里伯顿公司竞争，仅靠一套电动设备和一本《石油钻探傻瓜》（Oil Drilling for Dummies）是不够的。因此，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哈里伯顿公司是最应当拿到政府合同的公司，因为政府力图攫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调配权，而切尼与哈里伯顿公司的特殊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稍后而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切尼这一案例，看看哈里伯顿公司的利润是否确实与切尼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或者实际上就是联合犯罪。但我们应该从迪克·切尼和托米·苏哈托的案例中明白，在搜寻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时应着眼于何处：商业大亨转型的政客（如切尼）、已经在大公司担起肥差的离开政界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以及政客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如托米和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但找到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的公司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才进入关键部分——弄清楚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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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1）
亚当·贝洛（Adam Bellow）（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洛之子）在其著作《为裙带关系说句好话》（In Praise of Nepoti*）中指出，精英往往决定了世界的商业和政治遗产。富人就应该将他们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地位传给他们的子女，如小贝洛所言，因为这些产业和政界巨头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成长为同样呼风唤雨的领袖提供了“本钱”和“给养”（就像大作家肯定会生出能说会道的儿女一样）。如果确实是“龙生龙，凤生凤”，那么我们就不应惊讶于总统后代的公司会获得如此丰厚的赢利。
但如果我们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根本就不是这么赚钱，那又说明了什么呢？为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换来的不过是在白宫的林肯卧室里待上一宿，我们是否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答案也不会是“要得到总统的宠信也许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么明确。假设你希望涉足石油钻探领域。你可以进行两种投资。你可以购买尖端技术并雇用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高才生，以确保你成为本行业中最具效率的钻探者。或者你能不吝血本巴结权贵并聘请华盛顿游说团队，以确保你总是能最先获得政府最新颁布的各种钻探特许经营权。
通过这两种策略也许会获得同样多的利润，但它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此外，它们各自应对竞争环境中突发事件的脆弱程度也存在差异。我们将以研究性思维深入阐释这种脆弱程度，从而判断市场是如何评价政治关系的。
这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假设你选择运用高新技术开展经营，而一家具有显赫背景的公司则运用政治手段与你竞争。如果一场飓风横扫墨西哥湾，摧毁了你及你的竞争对手的钻探平台，那么你们各自的收益又会怎样呢？你公司的利润将暴跌：你花大价钱买到的那些钻探设备现在已经沉入海底，相反，你竞争对手的业务（以廉价设备和代价高昂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则明显轻得多：首先他受损的设备并不是那么贵重，而且他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网通过灾难救济基金获得政府的紧急援助，而你公司的股价将大幅缩水，而你的竞争对手仍能稳坐钓鱼台。
假设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华盛顿特区。总统因丑闻被曝光而突然离任，因而你的竞争对手精心培育的关系网也被切断了。随着他的政治靠山失去价值，公司的发展前景黯淡且预期收益的减少将使其面临与投资者卖出股份而引发股价下跌类似的局面。
上述两种假设的灾难性场景中均存在一种关键性因素——意外。市场通常不为各种旧闻或渐变情况所动。所采取的策略的效果已经被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投资者整合进了股价中，如“西端公司”股价的变动，甚至在政府合同签字之前它的价格就已被大幅抬高了。
我们对各种政治关系市场价值的探寻，本质上就是对政治风暴的调查。我们将四处搜寻各种出人意料的政治剧变，并对这些变动是如何影响那些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的来价值的进行衡量。价格上的差别将告诉我们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尽管政治剧变司空见惯，但某些政治剧变能更有效地促使我们（而非他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自始至终政治评论家都看好尼克松而非乔治·麦高文。因此，当11月8日金融市场开始营业时，即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次日，投资者们并未感到惊愕。即使在结果公布之前，每个投资者都一直怀着尼克松将连任的期待在股市买进卖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那次选举情况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而期间投资者们更是彻夜难眠（甚至选举后的数星期内仍时有如此），焦急地期待究竟谁将入主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2）
我们将抛开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那些*现象极为普遍的国家，对政治关系的价值进行调查将极为有益。在这些国家，具有活力的*相对稀缺，而且在不公正的选举中这种激烈的竞争确实很少。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围绕个人建立的*政权有时甚至比*制度更易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意外死亡、疾病或*者被推翻，都会突然切断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公司获得政府庇护的道路。因此，我们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的方法，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寻找政治领袖身体健康状况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病态探寻”之路。某位政坛大腕的突然死亡就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苦苦寻找的政治风暴。
“只要苏哈托先生患上感冒，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就会跟着染上肺炎。”
我们对政治风暴的寻找将我们带回到苏哈托总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根植于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展开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之后，一位风华正茂、鲜为人知的将军——苏哈托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1966年3月，他正式出任官方职务，代行总统权力。一年之后，苏哈托当选总统，在位时间超过30年。
苏哈托的影响遍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分配补贴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全局性行业的发展，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此外，政府还掌控着一系列许可权，这些许可权决定了谁能种植柑橘、生产卷烟、砍伐林木、修建收费公路以及进口大米。苏哈托政权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触角，从根本上规定了谁能赚钱以及赚多少。在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力，使得苏哈托的儿女及其他与苏哈托家族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富甲天下。
从这一章开始带着这种思想，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探知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儿子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更通俗地讲，与苏哈托政权保持密切关系能为你创造何种价值？活跃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将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人脉广的生意人持有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大量股份，包括托米·苏哈托所有的传媒业巨擘——毕曼特拉集团。但也有许多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没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情况下成功开展业务，包括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旗下的棕榈油和房地产企业。巴克利并不是在人脉关系方面有缺失，他更多的是因其企业家头脑而非总统竞选策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让托米入伙对毕曼特拉集团而言有多大意义呢？由于托米的价值想必是来自与其总统父亲的特殊关系，任何有关苏哈托时日不多的信号都会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冲击。像毕曼特拉集团这样的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对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坏消息的反应就是市值下跌，而且与那些政治关系薄弱的公司（如巴克利旗下各公司市值下跌或上涨）的情况相比，我们就能估算出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
显然，对政治纽带最严重的冲击及冲击最彻底的情况应当是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他的子女或亲信中无人被视为可堪大任的继任者，因此，最终其他任何人接任总统职位都不太可能（或无法）尊重苏哈托培养起来的所有政治关系。但这只是分析工作的假设而已，事实上苏哈托在位时他并未去世。到1995年他70多岁时，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在此之前，苏哈托的死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寿命的种种猜测却铺天盖地而来。有关他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报道开始出现在财经新闻之中。1996年出现的关于他的各种版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仅仅是谣言而已，但遍及整个印度尼西亚商界的恐慌却暗示着投资者对将要出现的政权更迭的不安。
1996年7月4日，一份政府公告令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价暴跌，这份公告就是：苏哈托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谁会为了测下脉搏远赴千里呢？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客们被各种谣言淹没了。谣传说苏哈托早先就患有中风，或者可能会赴法兰克福进行紧急心脏手术。与纽约道琼斯指数颇为相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晴雨表）在公告发布当日跌幅达到。
这个对于印度尼西亚股市而言仅仅属于坏消息的公告，却对毕曼特拉集团及其老板托米·苏哈托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具什么破坏性呢？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图2–1我们同时还能看到雅加达综合指数的走势。你能观察出在7月4日公告发布前的数星期里，雅加达综合指数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均有小幅震荡，收益和损失都不是很多。之后，随着7月4日和5日市场上种种流言横飞，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暴跌——毕曼特拉集团失去政治靠山的前景，使得股东们纷纷卖空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而使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在短短两天内跌幅超过10％。
随后的一个星期，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列出了一份健康状况清单。有关苏哈托将进行紧急心脏手术的报道其实纯属造谣，而且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事实上他是于2008年的初冬去世的，其时我们正在为本章收尾）。现在随着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靠山更加稳固，至少当前来看确实如此，它发行的股票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抢手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