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年不倒，这使得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毕曼特拉集团具有的政治纽带和能够获得的利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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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患中风之后（1）
如果你仔细审视图2–1，你会注意到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中的另一种奇特模式。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7月4日政府宣布苏哈托赴德国进行健康检查时的情形。但在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天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较之前大概下跌了500个百分点。投资客们凭借集体智慧似乎在公告宣布前两天就已经预见到了苏哈托将赴德就医，这怎么可能？
大笔资金“命”悬一线。如果你在7月2日就已经知道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将在7月4日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而非两天之后的低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的。显然，苏哈托的医生对苏哈托将要开始的德国之行了然于胸，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可能正在抛售他们所持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那些与苏哈托的医疗团队关系密切或属于“圈内人”的幸运投资客同样如此。刚听到有关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关系网可能出现变动的消息，那些人脉最广的投资客想必已经早早地开始交易手中的股票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苏哈托赴德就医的消息。“圈内人”足以凭借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变化。当然，在美国，公司主管及其亲友根据独有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的做法是非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也如此，这种行为都要被处以刑罚。在对安然公司的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起的多项指控中，就包括他在明知公司股价被人为大幅抬高的情况下还出售股票赢利。通过提前抛售安然公司的股票，此人获利超过1 500万美元，而仅仅几周过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一文不值。这就是内部消息的力量。
1997年12月雷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雅加达“耳语网络”的力量。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踏访了雅加达摩天大楼的无数间办公室，与偶然遇到的那些投资银行家或记者交谈，这些人也愿意愿意花些时间同这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聊聊。一天早上，他约了《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里克·博苏克（Rick Borsuk）。但会见并未如期进行——在这个简短的访谈中，博苏克的手机几乎从未安静过。交易钟声一响，整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极其狂热，有关苏哈托已患中风且有可能死亡的流言在交易所处处可闻。据称，医疗设备已于前夜被秘密运往总统官邸，很显然，这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交易。交易所的钟声敲响时美国人早已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耳闻。托米·苏哈托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下跌，这次跌幅高达22％，而他姐姐的公司的股票亦下跌了17个百分点。道理显而易见，可以说，股市正与苏哈托的脉搏同步跳动，且如果他的脉搏跳动加剧，股价也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苏哈托7月4日赴德就医之行，已经引发了许多对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票的出售行为。那些天，苏哈托家族及其亲属掌握的所有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告发布后，与苏哈托无甚瓜葛的巴克利的公司的股价有所上涨，赢利超过1％。苏哈托患病这一消息，对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与这一消息对其他公司造成的影响相比，其股价相差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苏哈托来往密切的公司预期到手的利润在一夜间缩水6％，而这全是一次健康检查造成的！投资客们的交易行为很能说明问题：仅仅是对政治纽带的威胁，也会推动市场发生变化（有关中风的谣言，中风尽管严重但远不至于致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苏哈托患中风之后（2）
1995~1997年间，曾出现过5次有关苏哈托健康问题的谣言，尽管所传疾病并不严重。每一次毕曼特拉集团及其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价都会受挫，而巴克利旗下那些与总统无甚瓜葛的公司却保持了平稳走势，或者略有赢利。市场以其理性的方式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纽带与公司赢利大有关系。
这些关系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事——让他们备受压迫的*者突然死亡。但我们能够在市场对苏哈托健康状况的反应的基础上，估算出各种纽带关系的总体价值。这表明，投资者们相信，如果苏哈托政权突然垮台，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大概1/4的价值将损失殆尽。25％的公司价值该有多大？2006年，当苹果公司高调宣布旗下iPhone业务正式投入运营时，苹果公司股价上涨8％，而当辉瑞制药公司意外地被迫撤销Trovan（被标榜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时，辉瑞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0％。由此看来，关系的价值远远超过某种特效新药或即将面世的高科技产品，甚至二者之和也难以与比强大的政治关系相比。
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的*，并不是那些无法按时领到薪水的警察或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的地方巡警们搞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所造成的。这里的*可是笔“大买卖”。在印度尼西亚，*始于最高层并自上而下蔓延开来。在这种环境中，反*运动怎么可能会取得成功？市场的运行状况已经告诉我们，在苏哈托政府的政治庇护下，印度尼西亚人脉通达的商界精英赚得盆满钵满。那些最有权势改变这一*体系的人恰恰对这一体系钟爱有加。
考虑到这一体系为印度尼西亚消息灵通的人士带来的种种利益，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停摆，彻底的改革尝试只能在苏哈托统治终结时才得以实现，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1997年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且苏哈托仍当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苏哈托的密友和亲信进行某种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国家批准的垄断经营权应予以废止，国有银行将停止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企业注资。但苏哈托强行扼杀了这些改革尝试。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无法通过*的方法来寻求帮助。尽管全国大选定期举行，苏哈托的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愿获得70％的预期选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议会走过场般批准他的当选，《印度尼西亚宪法》就赋予了苏哈托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极权政体，单靠有关*程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改革的良好动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问题还必须通过公众对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
托米·苏哈托装进自己口袋里的4 000万
托米·苏哈托爱车，尤爱跑车，兰博基尼为最。事实上，他爱这些豪车爱到了他自己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地步。1994年，托米以4 000万美元控股这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公司。作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将公司规划与运营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许是由于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行业经历和管理经验，很多高层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后就辞职了，造成公司管理层人员空缺。尽管如此，1998年《华尔街日报》披露，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后托米身处困境，他在兰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看来，托米控股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钱的支持下进行的轻率投资，还是一个对跑车颇为精通的精明投资者在一番估量后做的一笔买卖？我们的研究发现，似乎印度尼西亚投资者们认为托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关系网而非商业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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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让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局外人”是否应当做些什么以应对*呢？尽管从表面上看，苏哈托政权从国民经济中揩油甚多，但该国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实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6％，这堪称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比较起来，美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强。）尽管苏哈托家族牟取私利过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卫生和家庭规划等项目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大量国民财富还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亚百姓手里。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一般情况下，*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却是个特例。也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外援助方在调整计划安排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尽管这个*政权在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业绩。但一个*体系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呢？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这样几种解释：除与政界来往密切外，有可能这些深受苏哈托袒护的公司，其自身运营状况也不错。回到之前我们举的钻探公司的例子，也许它们是华盛顿说客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合伙公司；也有可能苏哈托确信自己总能抢得先机。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估计25％（而非50％或100％）的公司利润源于关系网，而且，无论好坏，苏哈托政权在进行贿赂交易时总是因目标明确而闻名，至少去除了作为大多数违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用一位在雅加达商界打拼数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价格，每个人也都对价格了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后能得到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位主管，在今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他却哀叹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乱。”
与此同时，如若不存在*现象，印度尼西亚本应该发展得更快，这从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据说韩国的*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亚，而这个“亚洲小虎”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尼西亚。尽管犯下了大错，但苏哈托确实为这个曾经混乱的国家带来了严明的秩序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后再猜测没有他的领导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就很难了。苏哈托下台后近10年里，一个充满活力的*政体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达到苏哈托*专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这似乎并不应动摇我们在减少*问题上的立场。取得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这般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的国家本就少之又少，但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无法证明根除*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援助者总喜欢以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偏偏是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什么情况下*还能创造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经济停滞或倒退，类似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的国家的情况？作为*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尚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正开始研究同类问题的窃案。一个如苏哈托般强势的*者的领导是否有助于*行为的组织化？如果官员和政客的官位无忧且可确保“货”能如约送达，那么*的破坏性是不是就会减弱？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衡量*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搞清楚在哪些方面*将造成严重破坏且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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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纽带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的*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程度较轻或*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纽带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纽带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还需要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纽带价值的令人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纽带价值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商场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87％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近40％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