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得到70％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主席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1）
位于越南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通常不会成为您旅行的目的地。那儿没有快餐店，也没有特色纪念品店。相反，在博物馆的众多展厅里陈列着大量越南军队及其在近代战争中遭遇的敌军使用过的枪支、手榴弹、炮弹和其他武器装备。唯一的雕塑是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战斗机金属支架。这座博物馆记录着越南骄人的军事战争史：世界上某些最为强大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日本军队及法国军队，都曾于20世纪在越南挑起战事并输掉战争，这说明越南人热切希望与外国人分享他们的战争史。
特德在2005年参观该博物馆时，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展览是收集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争（越南人将其称为“美国战争”）中美军曾使用过的一堆炸弹弹壳。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炸弹，从与小孩玩具有几分相似的表面光滑的红色火箭弹到大块头不规则的黑色碉堡炸弹。博物馆将此处展览布置在一个安静的布满鲜花的院子里，展出环境与展品的骇人外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年长的越南参观者的表情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展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战争武器释放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恐慌。
许多战争年代的越南人没能活到现在，也就无法看到现在河内用当年的炸弹办的现代艺术品展。现在已很难统计到准确的战争伤亡人数——战争引发的混乱使精确的伤亡人数的统计变得很不现实，但越南政府估算，超过500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这一数字恰恰与科罗拉多州的人口总数相仿。大部分死难者为平民。
美国在对越南农村的轰炸中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博物馆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可供展出的弹壳）。在历史上轰炸最为密集的时期，美国轰炸机对越南人民投下了人均超过200磅的烈性炸药，这一重量超过了越南人的平均体重。即便一小撮儿此类弹药也能把你从正坐着阅读本书的椅子上炸飞。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菲特（Michael Clodfelter）估算，美军在印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的760万吨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投放的爆炸物吨数高出3倍，更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放的炸弹吨数高出15倍。据克劳德菲特估算，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军进行的大规模轰炸摧毁了越南北部65％的石油储量、59％的电力设施以及超过半数的大桥。美国曾对某些桥梁进行了反复轰炸。每次越南人对桥梁进行重建后，美军都会对该地点展开二次轰炸，这使得要将上述地区变成未来商业和投资的“宝地”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轰炸还使数百万平民沦落为难民，如果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再回到此地，这有可能造成此类地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还不包括未爆炸的各种武器弹药及遗留下来的地雷，显然，这是一些仍存在着的不受欢迎的“礼物”。
任何现代战争都会在战后留下难以估算的损失，包括有形资产的破坏（像公路和厂房）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损失（技术工人的死亡或重伤）。如此一来，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总会受到打击。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其战争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越南就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轰炸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肯定有可能迫使越南陷入我们在乍得及非洲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大坑”——贫困陷阱中。然而，越南复苏了。原因何在？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2）
当重建开始时，这些相同的恐怖情况也能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大量机会。从理论上讲，有辨别和投资此类机会的能力，有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做生意这般勇气的企业家，这个国家就有能力走向战后的经济繁荣。投资商自顾赚钱，他们的重建工程促进就业，而且国家也恢复到战前应当达到的水平。例如，重建一条连接富饶农业区和大城市的公路，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为城市工人和白领提供廉价食物——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已遭破坏的经济体中，需要的此类高回报投资的项目还很多。
这种快速重建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复兴的模式，美国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的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广岛，大爆炸将半径1英里（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使柏油路液化，瞬间令7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到1945年底，10万人因辐射或受伤而死去。后来，更多的人因暴露在强辐射下而极其痛苦地死去，成千上万名被灼伤和击伤的受害者无家可归。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唐·戴维斯（Don D*is）和戴维·温斯坦（D*id Weinstein）研究发现，上述两座城市以及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美军轰炸而遭破坏的日本城市，自战争以来在经济生存能力的最基本维度——人口方面——表现异常突出。戴维斯和温斯坦将这些遭炸弹袭击的城市与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城市进行对比，像古都东京（美军战机有意避开这座城市，因为担心首都一旦遭破坏将激起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以及不在美国轰炸机作战半径内的日本北方城市。令人惊讶的是，战后仅经过25年的时间，遭轰炸的城市人口就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口水平和增长趋势。
广岛和长崎历经25年从战争的废墟中得以重建，而且如今这两座城市均人口众多、欣欣向荣。东京同样如此。尽管火焰燃烧弹将其最富民族风情的东西从地球上永远抹去了，如大多数东京传统木结构建筑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如今，它们已被林立的现代公寓大厦取代，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段。
至少在理论上，正如日本的情况，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战后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经济理论遭遇战后社会现实时，情况并不是与我们所预计的情况相符。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想化描述中——只要进行恰当的投资，人力和机器就能合而为一从而使国家恢复往日的辉煌，我们忽略了在决定国家重建速度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许多经济机制。*和经济黑帮制造的持续的政治动荡有可能阻碍战后投资，如许多非洲国家冲突中出现的情况。
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装冲突改变。当举国上下一致对敌时，战争往往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进步。政治上受压迫者——妇女、少数族裔、无地工人获得解放一直是许多战争的积极“副产品”，美国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黑人的民权运动，而越南战争年代的混乱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生力量并推动了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些政治变化能间接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产品”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如之前遭边缘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而此类投资有益于社会整体。
战争本身也能刺激并推动战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美国和德国争相设计出速度更快的轰炸机、研究出更为精确的投弹方式，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导致了以技术作支撑的军备竞赛。随之出现的技术创新推动了速度更快的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并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基础，在其刺激下，战后经济增速再创新高，波音公司如今日入亿万美元便是这些早期技术革新引发后期经济效应的一个例证。
投资、政治、技术，战后重建的长期结果是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数据，而这恰恰是遭战争摧残的经济体通常无法拿出的东西。然而，尽管美军无法彻底消灭越南共产党，他们至少对自己所进行的尝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这为我们提供了揭开越南从对美战争中迅速恢复之谜所需的信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应当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如何帮助其他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暴力结束后迅速恢复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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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王
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任务日志中记录了每次轰炸任务的细节，这些信息被即刻传达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果，位于国家档案馆的防务安全协作机构将1965年到1975年由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和直升机投放的所有爆炸物上的信息收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份有关美军对越南轰炸的完整数据。为何我们有这场战争令人震惊的数据，而其他大部分冲突在数据方面却都是“黑洞”？也许这就是当你安排一位经济学家负责一场战争的整个运转过程时会出现的情况。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受训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世界银行行长，制定了这一详细的数据系统以便详细记录其麾下军队的绩效表现。
战后，美国将相关数据转交给了越南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该国政府清理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美军曾埋设了数百万颗地雷，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数据库标有几乎每颗地雷的具体位置。确实，该名单包括战争中投放的所有爆炸物的位置和类型——普通航空炸弹、集束炸弹、化学武器、火箭弹、导弹、射弹、军火、地雷及照明弹，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藏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军火设备。
在10年战争期间，在越南全国范围内每平方英里投放的炸弹、导弹和火箭弹平均为枚。这相当于炸毁整个曼哈顿岛所需的弹药量——仅平方英里，有近2 000枚炸弹，每枚炸弹携带上百磅炸药。设想一下，纽约中央公园被无数20英尺的弹坑“装扮”得像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到处都是金属炸弹碎片，你就能想象得到战后越南的大致情形。
但这种大致情况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某些区域遭受的打击力度强于其他地区。约70％的爆炸物被投放到全国584个政府行政区中10％的区域。最猛烈的轰炸出现在广治省，该省位于北纬17度的国家中部，以北纬17度为界，当时的越南南北分裂。广治省的一些地区遭到了强度超过每平方英里1 200枚炸弹的连续打击（相当于在曼哈顿投下了超过27 000枚炸弹），数以万吨计的炸药被投放到这些地区。轰炸行动过后，与日本广岛市相比，越南广治省残存的建筑物更少，而到战争快要结束时，3 500座村庄中仅有11座未遭高能炸弹袭击。由于分界线附近炮火纷飞，广治省从北到南的广阔区域遭到了严重破坏。
越南北部沿海城市以及河内某些地区也遭遇猛烈空袭，南部西贡市附近与柬埔寨接壤处同样如此。后一区域是越南北部的人和越共游击队员从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重返越南南部发起攻击的路径。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北部主要城市人口聚集地免遭轰炸，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将领则将攻击目标进一步扩大，包括越南在1972年“圣诞节轰炸”中遭袭击的平民居住区。
正如所体会到的那般恐惧，找出遭到沉重打击的特定区域，对于弄清楚不同轰炸强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将遭密集轰炸地区与遭到相对较轻袭击地区的战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每个地区都遭遇像广治省那样的破坏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轰炸如何影响了越南经济？1975年对美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越南政府并未收集任何系统的经济数据，因此很难确切地指出广治省和越南其他地区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但规范的人口普查和家庭数据统计工作（测量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因此与同事杰勒德·罗兰（Gerard Roland）一道，我们能够勾画出经历了20多年的战后重建，越南取得了何种经济成就。
被炮火夷平的地区得以重建。战争的破坏程度几乎与1999年生活在贫困中的越南人毫无干系。因此，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广岛和长崎，在战争中遭轰炸摧毁的越南城市在战后仅用25年的时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