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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John一开始手气特别好,在Blackjack,即二十一点牌桌上连连得手。他心情松弛,赌场得意,这让发牌的小姐略感紧张和吃惊。在边上观战的赌场经理也耐不住了,不到一根烟的功夫,换上了老练的发牌员。John一如继往地沉着应战,像是用他的数学脑子和赌场的发牌员斗智呢!第一天他赢了大约五千块。John大大方方地给同伴们开了房间,又带领大家在赌场的剧院里看了一场真人秀,他们吃吃喝喝一直玩到了深夜。假如John就这么收手了,第二天和大伙儿一起到了纽约,他可能会沿着他自己以前设计好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数学家或数学分析师,再或者是一位数学老师。可他留在了金碧辉煌的赌场,留在了灯红酒绿、尽显人生百态的表演舞台。
我们在纽约只迎来了七个朋友,其中一个掉队了。在后来的电话中证实,John把那不服输的劲儿用到了赌场上,最后连下学期的奖学金也赌掉了。没有多久,John离开了克利夫兰去大西洋赌场做了发牌员,他喜欢那儿的紧张刺激、具有挑战性和对将来未知的生活方式。John的决定让我和思进颇感吃惊,也倍感可惜。但人还是要选择他自己感到快乐的生活,既然以前令人羡慕但近似苦行僧般寂寞的生活使John生不如死,那倒不如让他快乐地生活在令他起死回生的赌场里。我们力所能及地只能是祝福他一切如愿!
再来说何佳。何佳是我和思进离开克利夫兰前两个月认识的。刚好小邓的太太从国内来了,还带着个孩子,因嫌那个单间小点儿,于是不久他们就搬出去独居了,何佳就在那时和我们做了邻居。
何佳三十多岁,皮肤白皙、身材丰腴,短短的头发衬托着秀气的五官,加上她性格开朗,做事雷厉风行,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何佳的到来最高兴的人便是我,因为这清扫厨房、清洁
卫生间的劳动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她是北京医学院妇产科毕业的,特别爱干净,职业养成的洗手习惯让我看了都心悸,生怕水把她的皮肤洗破了。
何佳是以公派的身份来美
留学的,国家替她交学费,补足生活费,我对她是又佩服又羡慕。我还做过她的病人呢。她利用做实验的机会为我做过几个例行的妇科检查,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一开始还不怎么信任何佳,觉得她那么年轻能行吗?她看出了我的疑虑,笑着对我说:“小看我了不是?在北京医院我还经常给病人做手术呢。”我张大了嘴巴看着她问道:“你给病人开过刀?”何佳瞧着我这吃惊的表情,悠悠然地说:“不信啊?不信拉倒。别说给病人开刀,我还给死人动过家伙呢。”于是她给我讲起了大学里上解剖课的情景。
她说上解剖课时不会害怕,但会紧张,明知躺在铁床上的尸体再也不会动弹了,当独自一个人走进去时,总感到脑袋瓜儿后面,会被哪一具尸体恶作剧般地拍一下。有一次考试前,为了沉着应战,何佳又一个人走进了停尸房,她正在考虑用哪具尸体做练习,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她赶紧原地站停,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结果发现原来是停留在窗外的几只鸽子,齐齐地向远方飞去所发出的声音。事后,何佳对自己当时的冷静态度不可置信。
我真是服了她,换了我,还不知道会闹得怎样的天翻地覆呢?我以为何佳就像我在上海医院门诊部见到的医生们一样,给病人量量体温,问问哪儿不舒服,然后开张化验单,要么给个处方,就这样把病人打发了。想不到她还动真格儿的。有这样的好医生给我做检查,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不然她怎么会被公派呢?
来了美国后才深深地体会到,健康的身体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我和思进无论谁要是生了病,都将使我们以往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自费留学生是要自己掏腰包买
医疗保险的,在付学费时一并交上,一个学期内有效。思进为了省下那几百块钱,在整个读书期间就没有买过一次医疗保险。我怎么能白白地失去让何佳给我做检查这样的机会呢?
临近学期结束的一天,我对何佳说了我们去纽约的决定。她也告诉我她将去加州了,因为她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他们的女儿要来了。由于她先生无法割舍他的研究项目,那就只有何佳放下这里所有的一切,到她先生的大学改读别的专业。再说,假如她继续用国家的钱念下去,以后就必须回国。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两个学期所花掉的学杂费。
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啊呀,那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太可惜了!再考虑考虑吧。”
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们家三个人不能长期生活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别忘了,我是母亲。”
我与何佳共处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将各奔东西,真有点伤感。我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也摆不出一条让她留下的理由,因为她已为人妻,做人母。
我无言以对!
展望未来/思进/
不知不觉,小玲到美国近四个月了。我们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周围留学生的生活,试图找寻出一条适合我们发展的道路。
有人说: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我到美国不久,就实践了这个理论。
我连续变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的中途转学。
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人几乎都经历过“开门办学”、“半工半读”的学校生涯,但像我这样的留学生,全职在餐馆打工,同时又在学校全时间读书的“全工全读”的学习岁月恐怕很少。因为到“中华餐馆”打夜工后,睡眠明显不足,看书时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结果在工程力学的期中考试,我得了个不及格!数学是我的强项,GRE中的数学部分考了八百分(满分)。在美国上硕士生的数学课,我在大学时都学过。老师只要写一个公式,我就立刻明白了。结果,工程数学这门课倒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拿了个A。英文课对我来说也不在话下。也许老师看我们班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倒也没怎么难为大家。我得了个B,轻轻松松地过去了。
令我不安的是,工程力学期中考试得了个不及格——Fail!要在期末翻身很难。同学们建议我去申请“Inplete”(未完成),这样以后再修时就不用再付学费了。
我接受了同学的建议。
第一学期就这样在“全工全读”中过去了。
美国在不同的人眼里看出来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盲人摸象。有的人把美国想成遍地黄金的天堂。有的人把美国想成难以生存的地狱。而我眼中的美国,此刻还是非常模糊的,也就是眼下的所见所闻。
慢慢地,我有了一些体会。
首先是发现在我周围有不少“职业学生”。
住在我们楼上有一个“沈博士”,是上海来的。他到美国已经八年了,硕士读了一个,博士读了两个,都是全奖,但专业冷门。拿了学位却找不到工作,而不读书就没有合法的身份,只能一个学位接着一个学位地拿吧。
在美国,对
留学生来说,只有热门的专业才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热门专业又多半没有奖学金。
我渐渐领悟到,拿奖学金不是一条成功之路,而转到一个热门的专业倒是可行的。很多留学生不愿打工,怕吃苦,像“沈博士”那样就一个个博士读下去,读了这个专业再读下一个专业,读了这个学校再读那个学校,成了“职业学生”,好在美国的学校对此也无所谓。可那是浪费时间啊!
有些留学生则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一来就打工,再读书时觉得将辛苦赚到的钱都付学费,太可惜了,又因为看到很多同学就是读了学位也找不到工作,于是索性一头扎进餐馆,不读书了,身份也不在乎了。有的几年后成了大
厨师,有的甚至当了餐馆老板。但这又不是我出国的目的。
若干年后,我曾告诉朋友,自己刚到美国时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的。但是许多人出国前并没有吃苦的准备。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大陆新移民源源不绝地来临,但是,移民的路好像不是满地黄金。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是大家关心的事情。我觉得,成功在于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因此提出六大原则,与大家分享。
一是目标导向。
许多新移民来国外,是随潮流。出国变成时髦的事情,变成成功的标志,你来我也来,结果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心里想的与现实有巨大落差,移民之日,成了失落之时,成功地走出国门,失败地开始移民生涯。
可见,要让移民变成人生另一种辉煌的起点,就必须确立目标:是提升专业,还是改变方向,是提前退休,还是自己做老板。目标清楚,方向明白,生活自然有活力了。
二是价值导向。
移民到新的环境,自然有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许多移民身体来到北美,但是思维价值观都还是老一套,这样就形成了老观念看新问题的矛盾。
因此,要有成功的移民生活,就必须在价值导向上下功夫,比如遵守公共道德,比如学会做义工,比如参加政治,这些都是成为北美人的必要功课。
此外,不再死守“沉默是金”的原则,而是勇于推销自己,遇到问题积极申诉,这些都是与价值导向有关。
三是计划导向。
在北美生活,进入的是西方人具有理性程序的社会,一切是有计划的发展,不是东打一棒西砸一拳,样样都要,结果处处落空。浪费了岁月,蹉跎了时间,懈怠了斗志。
相反,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与大目标配合,良性积累,一步一个台阶,最后一定能进入成功的殿堂。
四是“忘记过去”。
不少新移民来北美,惦记的是自己过去的辉煌,忘记不了成功的日子,常常有“虎落平阳”的愤怒感和挫折感,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或者眼高手低,无法重新开始。
因此,善于“忘记过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生活在一张心理的白纸上描绘,那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五是甘于沉淀。
移民生活,是人生的新阶段,沉淀两三年,重新学习、装备、充电,然后再出发,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但不少新移民,尤其是中年新移民,在年龄上已经成熟,也是出成果的时候,因此不甘心沉淀,耐不住寂寞,坐不下来,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六是大胆尝试。
三思而后行,是中国人的美德,但三思而最后不行,则等于不思,也无益于移民生活。
其实,许多事情关键在于行动,在北美,新移民应该打破禁忌,大胆尝试,成功的大门可能为此而开。
每个新移民,都是潜在的龙凤,成功绝非遥不可及。
因为工程力学期中考试不及格,我便开始思考下一步。我觉得机械工程原本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既然如此,何不趁机转一个专业呢?
而周围的中国大陆同学,基本上都有奖学金的,可以专心读书。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呢?
我和在印书时认识的小张谈了这件事。
小张说:“你何不转到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传播学(munication)来呢?”他说,他这是第二个学期了。当初申请学校时就拿到了“Tuition Waiver”(免学费)。因为他第一个学期得了2个A,1个B,GPA(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成绩)超过了35(A为4,B为3。2A1B的GPA是367),升为“Full Scholarship”(全额奖学金)。他还介绍道:“munication是一门文理交叉的学科,毕业后可以到新闻媒体工作。可以到公司从事公共关系,还可以去广告公司……”
我一听就心动了。我一向就感到自己擅长游离于文理之间的。我的数学好,语文也不错。而新闻媒体、公共关系、广告公司这些行业也非常吸引我。
于是没多加考虑,就申请转系了。
还真没有想到,在美国转个专业是那么得容易。不到一星期,我的申请就批准了。
传播系系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叫Nancy,很有风度,一看就是个女强人。我找她谈了一次。
我说:“I am from China!”
一听我来自中国,她很高兴:“Wele! Wele on board!”(欢迎,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她告诉我,她刚去过中国,“我们这个专业在中国刚起步,你学了之后在中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小张也是中国来的,他的成绩很好,你也一定行!如果你这个学期的GPA达到33的话,我就免你的学费。若超过35,我就给你全奖。”
和她谈完后,我高兴了好几天,仿佛眼前一片光明。
后来,我才体会到她的那句话“你学了之后在中国是很有前途的!”的意思。其实,这是话里有话的。
1991年1月4日,星期五,又是一个“星期五”,我开始改修传播学。
我读了两个学期的传播学,读书本身倒没遇着什么大困难。由于和小张、锦惠做同学,得到他们的帮助。修什么课,修哪个教授的课,他们给了我方向。笔记、“考古题”也应有尽有。同时,这两个学期我们还一起上了概率统计学。这是我的强项。他们原来一直不敢拿,结果在我的帮助下,他们也都通过了。“团结就是力量!”我第一个学期的GPA就拿到33,第二个学期免学费。
可问题是,我想留在美国,在美国积累工作经验和解决身份。后来,我渐渐地了解到,像我们这样的
留学生几乎是不可能在毕业后进入这个行业的。除了英语不是母语之外,最大的障碍是身份问题。传播学不是热门专业,在美国,这行业也不缺人才。不缺人才的行业是不能担保我办移民身份的。而没有身份就不能合法地工作。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Dilemma(哲学的两难问题)。我也终于明白了Nancy为什么说:“你学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