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话题是从她对办公室整洁度的要求谈开的。我觉得她爱干净有点儿过了头，像洁癖，就劝她说：“馨华，中华民族是最勤劳、最爱干净的民族，从你身上都明明白白地体现了出来。你太爱干净了。”
她马上纠正我：“No，说我爱干净我不否认，但中华民族不能算是最爱干净的民族。你不知道意大利人多爱干净，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正值夏天，走到Mulberry Street，两边的地都是干干净净的。有的餐馆干脆将餐桌摆放在人行道上，看上去一切都井然有序，绿色的植物和花草很雅致地装饰着四周，似有久行沙漠遇见绿洲的清凉。再回想中国餐馆门前的人行道上，臭污水遍地流淌，垃圾沥沥落落的随处可见，引得苍蝇满天飞。作为中国人，我真感到羞愧难当。为什么我们的“地盘儿”就不能像意大利街那样干净呢？
馨华告诉我，她每天下班经过Mulberry Street，总会看见餐馆门前的意大利人，拿Ajax（一种去污粉）清洗人行道，那股认真劲儿，比她在家里拖地板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中国人往往把自己的家居环境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的人家进门还要脱鞋子，但决不会像爱护家一样的爱护公共场所。她很忧心中国城会变成其他族裔人眼里“脏乱差”的代名词。
受馨华的影响，在公共场所，我每做一件事儿，总会先考虑是不是有损中国人的脸面，时刻紧记不能让我们的老祖宗丢份儿。因为不管我的身份怎么改，都无法改变我这张炎黄子孙的脸。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里，我的一言一行所代表的就是中国，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国花样溜冰运动员Michelle邝（Michelle Kwan）的经历，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Michelle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她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根据美国宪法，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当Michelle与第二代俄罗斯移民Tara Lipinski争夺1998年Nagano Winter Olympics的冠亚军赛上，报纸上居然登了这样一个大标题：“American Beat Chinese”（美国人打败中国人）。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们都希望Michelle落选，让Tara Lipinski能当上冠军。因为Michelle邝是中国人，Tara Lipinski是美国人，尽管后者是七岁随同她母亲来美国后才开始当上的美国人。美国终究是白人主导的社会，他们是主流，他们是根据脸型和肤色来确定谁是美国人的，所以我们总可以听见主流社会或主流媒体等名词。
随着和馨华友谊的加深，我走进了馨华的大家庭，参加了她大妹妹美华的婚礼。这是海峡两岸同胞的联姻，美华嫁的是地地道道的大陆人，留美学生，他们婚后美满幸福。两年后，馨华又多了两个叫她姨妈的小辈。
我是在一个特别大的雪天告别了馨华的公司，准备到大学去读书了。离开她的公司是伤感的，能去读书又是梦寐以求的。馨华对我亦师、亦友的关怀，超过了一般的雇佣关系。三年的春去秋来，和她相处的点点滴滴，清晰如昨日，至今都无法忘记！我感谢馨华，感谢她让我在避风港里停留了不算短的三年！令我没有其他打工族那样的动荡。三年里，我的心情是开朗的，心绪是平静的，收入也是稳定的。这间接帮助我稳定了思进对茫茫前程的焦虑与不安，并使他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为在北美的继续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和馨华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给予我帮助曾经是她最大的快乐，而倾听她的心曲则是我唯一能做的。当我一步一步走向自立，她无法再给予时，她对我的诉说也渐渐地停止了。她那颗孤寂的心是高傲的，她不愿只索取而不付出。对此，我变得无能为力。
记得馨华为我们去多伦多前夕的践行晚餐上，她送了我一条银制手链做纪念，我一看便知是SOHO买的。纤细的链子上还缀着好几颗银色的心形。因为它太可爱了，几年后被我小时候的朋友硬拿了去。物件虽没有继续留在我身边，可我牵挂她的心却从没有停止过。我多么希望馨华也能像美华那样，早日寻回她的另一半，过上她所想往的、甜蜜的家居生活！
我的“汽车梦”／思进／
我搬到纽约后，在那家船运公司上班时，一天，洪老板问我会开车吗？我说会，不过没有驾照。洪老板说：“这样吧，你去考一个驾照，我送你一辆车，你以后可以帮着送单子，我一个月加你三百。”我一想，行！又有车开，又可以多挣钱，Why not！在美国开车，对我而言这次并非第一次。
在国内，那时司机开的车几乎都是公家的，开私家车的是凤毛麟角。我和大多数
留学生一样，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或至少是重要的事之一是搞一辆车开开，感觉一下开车的滋味儿，感受一下美国。在国内时就已知道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而且听说
二手车很便宜。到了克利夫兰之后，问了几位开车的“前辈”，得知开车前先要考一个驾照，而考驾照还先要考笔试，通过笔试后考路试。二手车的确便宜，可是买了车后还要买保险，维修等等。听上去还挺烦的。于是就把这个念头搁在一边了。
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同学小邓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他合买一辆车？他说他班上的老顾有一辆车要卖，说是看在大家都是“穷同学”的份儿上，便宜点儿，两百五十美元。“我们一人出一百二十五块。就当是玩玩儿，好吗？”我问他：“我们没有驾照，怎么开？”。他说：“没事儿！老顾会带我们几次。我们小心点儿。只要不出事儿，没人会查的。”我经不起“诱惑”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都没课。门铃一响，赶紧开门。一看，老顾将那辆车开来了，美国车，1977年生产的Oldsmobile，好像还行。我们坐上车，老顾说带我们去一个停车场，地方大，可以练一练。老顾将车一启动，我们听到了一阵轰鸣声，好似拖拉机的声音。老顾忙说：“刚启动时是这样的，开起来就好了。”真的，一开快，声音就渐渐地小了。坐在一半属于我的车上，心跳上了100次/分钟！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停车场。老顾问我们：“你们哪个先来？”我忍了一下：“小邓，你先来吧？”小邓坐上司机的座位。老顾讲了一下基本的操作方法。这是辆自排档的车，容易极了。不到十分钟，小邓已开稳了。轮到我了。因为已经知道了油门、刹车、离合器等，我几乎一坐上就会开了。我们轮流练了一会儿，便已感到停车场太小了，于是我们便开上了
高速公路。
车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感觉真是太棒了。眼睛直视着前方，双手紧握着方向盘，脚踩油门，勇往直前，一切的烦恼忧愁顿时都抛在了脑后，好像我就是世界的主宰。真有点天高任鸟飞的痛快。
接着下来，我们每天上高速过把瘾，可我渐渐地有些腻了。
一天，车不能启动了。小邓检查了一下，找不出原因。请老顾看了一下，也不行。只能推到一个修车的地方。我俩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车推到老顾介绍的一个中国人开的修车行。那个师傅一查，口气好像医生宣布病人的病情一般，说十几个零件要换，否则就不能开了。一问价，一千五百美元！我和小邓面面相觑。我们是不可能花一千五百美元的。我们商量了一下，算了，不要了，就当花钱过了把瘾，也知道开车是怎么回事了，算是感受了一下美国吧！我上前和那位修车师傅说：“算了，车我们不要了。一百块卖给你吧。”
“一百块卖给我？！有没有搞错，谁要那破车？！你们赶快找拖车公司拖到废车场吧。”修车师傅说。
“什么，找拖车公司？”
“你们是刚到美国的吧？汽车是不能乱扔的。警察查到的话要罚的。你们是学生吧？这样吧，拖车公司至少要Charge一百五十美元。你们给我五十，我帮你们处理吧。”
无奈，我就这样结束了我的无照驾车史……
现在又有车了，可必须考驾照。考驾照可比一般开车难多了。好些新移民在母国时都会开车，但到了美国考三四次都考不过。听朋友说最好请一个有经验的师傅辅导一下。于是我花了两百二十美元，请了一个专教考驾照的王师傅。一共十次，一次一个小时。我先去考了笔试，拿了一个“学生证”，凭这个证，只要身边坐一个有驾照的就可以开车了。跟着王师傅学了三四课的“U Turn”，“Parallel Parking”及一些路考时的注意事项，他就说我行了。可学费一次性付了，后面几次就权当再继续“过瘾”吧。
路试一次通过。第二天便去一家保险公司买了半年的“Liability”（出
车祸时只保对方不保自己的车保险），四百六十美元。
记得1992年2月4日，洪老板真的送了我一辆车！那原是他儿子Frank开的，是一辆十年前生产的旧的日本Honda。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第一，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第二，那天是我攻读电脑硕士的第一天；第三；那天是第一天开上了自己的车。
没想到“美国梦”中的“汽车梦”那么容易就实现了。记得第一堂课是晚上六点十分。五点一过，我便坐上了那辆车往学校开去。一路上的感觉非常好，那是我到美国一年半年来第二次心情那么好。第一次是1990年12月7日小玲来美国团圆时。
快开到学校了。在过一个街口时，突然绿灯转红灯，我赶紧刹车，但好像感觉撞上了前面的车。停下一看，果然，把前面那辆车的车门擦了一条痕。（后来才知道这辆车的刹车装置不是很好。）只见那辆车上跳下一个白人，我心定了一下。因为听说如果是黑人的话就麻烦了。可那白人是一脸的怒气冲下车，气呼呼地抄下了我的驾照号码和车牌号。还要打电话找警察来。我忙向他解释说我是第一天开车，而且是第一天上课。他看了我的驾照，果然是刚拿到不久。又得知我是皇后学院的学生。他平静了下来。他告诉我，那辆车是他妈妈的遗物，所以他特别在意。不过他也是皇后学院毕业的，因此也算校友吧。他说这样吧，我去修一下车，不管多少，就算你一百吧，届时我把修车的单据寄给你，你付我支票就行了。
我继续开着车去学校。因为这事一耽搁，我到学校已经六点十五分了，于是赶紧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下了车。下课后却看到了车上一张罚单，说我停错了地方。我仔细一看电线杆上的停车告示牌，果然写道晚上七点到十点不能停车。没办法，我只得接受这张四十元的罚单。过了一周，又接到了那个白人的修车单据，上面是两百五十元。我寄了一百元去。这样开车的第一周一百四十美元就没了。
以后的日子里，平均一周一张罚单，不是违反这条就是违反那条，罚款金额从四十到七十五元不等。这样一算，在纽约养一辆车，平均下来至少七八百一个月，包括保险、汽油、罚单、维修、停车费等等，看来我多挣那三百元是远远不够的。和小玲商量了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开车。小玲说，“再看看吧，说不定再过些日子等你开熟了就不会吃罚单了，毕竟有车的感觉好像不错。”听小玲的没错。于是我仍继续开车。好像罚单是渐渐地少了，从一周一张降到了两三周一张。可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下班后去学校的路上，经过一家比萨店，我在那个街口下车，进去吃了一片比萨，喝了一杯可乐。十分钟出来一看，车不见了！再一看，另外也有三四个人像我一样在焦急地东张西望。我上去一问，他们的车也不见了。不一会儿，一个交通警走了过来，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单子。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车停了不该停的地方，已经被拖走了！那单子上有地址电话，自己去联系吧。第二天，我仍去洪老板那里上班，并将车被拖走的事告诉了Frank。Frank一听，立刻说：“那你还不马上去搞回来，放在那儿每天都要收停车费的！”啊！我大吃一惊！赶紧打电话联络，得知我的车停在Long Island City，皇后区靠近曼哈顿的地方。我请了半天假赶到那儿，车果然在。那里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一份文件，在计算器上打了一会儿，“七百八十五。”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向我很耐心地解释了每一笔费用，什么拖车费，管理费，停车费……
我说我是穷学生，能不能便宜一些。
他说，“对不起，这价格是政府定的，你开不起车就别开吗，纽约交通那么方便，何苦呢。”
我说：“车我不要了，能不能不罚了。”
“不行，两码事儿，罚归罚，车不要的话，再交一百五十，我帮你送到废车场去”
我没辄了，开了一张支票，把车开回家。看来这车是怎么样也养不起了。第二天，我就把它还给了洪老板，结束了我的‘汽车梦’。
Lucy刘／小玲／
我很明显地感到，纽约的生活节奏比起克利夫兰是快多了。每天一大早出门赶地铁去公司，到摸着黑路过超市带点菜回家，一直等饭菜上桌吃好了饭，然后洗洗涮涮收拾完毕，再去解乏冲个凉后，就差不多已经是临睡前的晚间新闻时间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经过一个学期的休学，思进又继续上课了，我们的生活也恢复到了原先设想的轨迹。开学不久，思进的电话渐渐地多了起来，我从电话里开始认识了他的许多同学朋友，却没有机会像克利夫兰那样，通过聚会大家“吃喝玩乐”靠近在一起。这也不奇怪，在这儿的同学都是没有奖学金的，大多数人都得“全工全读”，实在是腾不出那闲工夫。
在一个快节奏的都市，放慢脚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每一个单身的真情儿女都热切渴望的。纽约就是这样一个快节奏的都市。纽约向所有张开双臂拥抱它的人，毫不吝啬地赠送着两大礼物：孤独和隐私。隐私权是人人钟爱的，而孤独就不是那样受青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