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每堂课，苏珊给了我们大量的阅读文章，教我们主题思想的表达方式，帮我们分析语法结构、句子结构、段落之间的关系等。每星期必有一次即兴写作。她批改后发还的文章，都做了详细的批注。假如同学们对她给的评分不满意，可以重新写，再交上去，苏珊会给个新分数。我通常都会这样做，看自己有多少进步。三个多月循序渐进的练习过后，我们迎来了大考。
我自信满满，做了充分的准备。再说了，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进大学填表格的时候，有一栏专门是这样问的。评分时总该有些照顾吧？要不然，连问都是多余的。我平时的作业经过修改后，大多数拿B，有一回还得了个A…，相信可以拿个好成绩。想不到，成绩公布下来，我竟得了个C。我的期望和我的成绩，简直是南辕北辙。怎么说我都可以拿个B…，或者C＋吧？我心存不甘，闯入了苏珊的办公室，对她说明了来由。苏珊笑眯眯地说：“如果让我把你当成外国人，我可以把你的成绩改为B。可我对你的标准和本地人一样。能力是重要的，成绩好坏是次要的。你很努力，写作水平比刚来时已有大大的提高。继续你的写作练习，愿意的话，请拿来与我分享。”
我这才意识到，不但我的写作思维是中国式的，连看问题也还保留着中国人的方式。在美国，没人把我们当成外国人。听、说、读、写英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不会，那才叫咄咄怪事。在中国就不一样，假如碰上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准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稀罕地成了宝贝，享受的也肯定是特殊待遇。我没要求苏珊改成绩，在我那张漂亮的大学成绩单里，只有这孤零零的一个C，将永远地留在那儿。因为我不想做个特殊的人。
乔希
乔希是个犹太裔男孩，是我修“戏剧创作”（Creative Drama）课时的同学。他高大挺拔，有着一头略微卷曲的黑棕色头发。他话很多，说起来慢吞吞的。而且逢人就说他是读兽医的，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一个劲儿地介绍这个专业怎么怎么的好。人们稍显得不耐烦，他便会眨巴着一双黑棕色的大眼睛，显得特无辜，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这表情未免和传说中精明能干的犹太人，相去甚远。为此，我很疑惑。
在课堂里，我发现老师对乔希有点儿特殊。比如，他经常提一些奇奇怪怪的可笑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很幼稚，老师却不厌其烦地回答得很详细。戏剧创作课除了戏剧理论考试，还要求学生自编自演，包括独幕剧、双人剧，以及角色众多的舞台剧。这门课，主要是培养学生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我非常喜欢。我们通常在教室里自己编个短短的小段子，当众表演，老师当场解说和评分。每当大家都各自编写短剧的时候，乔希却像个天之骄子，在老师手把手地帮助下，才倒数第一个完成了他的作业。
期中考试前的一堂课，老师在讲台上布置考题，是自选搭档的双人剧。还没有等老师讲完，乔希就举手主动提出和我搭档。老师用征询的眼神看着我。我心想，和谁一组都一样，就同意了。老师继续讲着要求：搭档们首先得确定选题，共同创作，再排练，然后再是演出考试。一下课，我就急急地找乔希商量选什么样的题材。他一副慢悠悠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说：“我相信你，听你的。”因为是回家编写，我很自信能胜任。
第二天，我拿着草稿找到乔希，希望他能提些建议，顺便再看看有什么语法错误。他煞有介事地读了一遍，仍然是那副不急不慢的神情，说：“你说什么时候排练，我听你的。写得真好。”我说不上什么他的不是，可就是有那么点不舒服，觉着他多少要有些参与吧！什么意见也不提，都我一个人说了算。这不是犹太人的精明，是什么？我没好气地对他说：“好，一切听我的，到时候拿不到好成绩，别怪我。”乔希不气不恼，真的像个乖孩子似的，什么都听我的。排练时间说好几点，就是几点，从不迟到。排练时，他虽然看上去有点儿笨拙，但很认真。期中表演考试我们配合得很好，得了个A。我的气也平了。
一天，乔希下课后，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双人剧的稿子，就是上面有个红笔A字的那份，借给他带回家，他妈妈特别想看。我一听，便自作聪明地想：这小子肯定在他妈面前吹嘘稿子是他写的，得着好成绩是他的功劳。我就偏偏不给，看你怎么吹。我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告诉乔希不能给他那份卷子。谁让他不编写，又不提意见，除了与我一起表演，什么也没做。这是我的创作，只能属于我。我心肠硬硬地瞧着他一脸委屈地走开了。
事隔几天，我已经把这件事儿全忘干净了。那天上课，只见乔希穿了一套黑色西服。我很好奇平常穿着色彩多样的他，怎么穿得像去开追悼会？便问他：“嘿，乔希，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我妈妈去世了！”
我听了一愣，马上问：“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这样突然？”
“是心肌梗塞。”
我立刻想起了那份考卷。我想象着乔希的妈妈在临走前，想看一眼儿子得了好成绩的卷子，因为我的小肚鸡肠，没有完成心愿，双眼一闭，带着遗憾走了。而乔希坐在他妈妈的床边，对我有没有一点恨意呢？如果说这是他妈妈的遗憾，还不如说那是留在我心中隐隐的痛。我为什么不能宽厚一点待人呢？什么叫作“追悔莫及”，我对这个词组真正地有了深切的体会。我面带谦意地说：“乔希，真对不起！我应该把那份卷子给你妈看的，好让她为你而自豪。”
“我妈很高兴你愿意和我合作。她说中国女孩儿就是好，还说要谢谢你呢！”乔希诚恳地对我说。我脸红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值得他们的感谢。假如乔希狠狠地骂我几句，我心里或许会舒服一点。然而，他没有。
直到临近大考，我才弄明白，原来乔希患有轻微的迟钝症，英语叫“Slow”。除了我，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当时只知道Slow的中文解释为“缓慢的”，并不知道第二含义为“迟钝的”。我回忆起当乔希受到老师“优待”时，我曾听其他同学说起过这个字。我始终以为是他说话速度比别人慢的缘故。我不禁自问：如果我早知道乔希有点儿迟钝，我还会同意与他合作吗？恐怕不会。那时，我是一个得失心那么重的人，情操不会高到冒险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可有时，我又庆幸我的英语水平差了那么一点儿，没理解透Slow这个字的全部含义，才偶然与乔西成了一对考试搭档。他们母子像一面镜子，使我看清了自己所缺乏的宽厚容忍的大家风度。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我越是想忘，就越忘不了。
原来无法弥补的遗憾，是这样的难以忘怀啊！
安娜
在学校置身于一群年轻人中间，这令我兴奋。特别是那些刚跨出高中、进入大学的少男少女们，他们个个精神焕发，透着健康美。我仿佛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起来。这些移民的后代，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年轻，年轻得令我羡慕。虽说大家同坐一间教室，可境遇是那样的不同。我必须付出很多辛劳换来的东西，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由此也看出了我们学习态度截然不一样。我相当注重成绩的好坏，他们无所谓，只要过关就行。这令我想起了我在他们这种年龄时，也不在乎成绩。上课时偷偷地阅读小说，自修课溜出去看电影，考试前靠强记。而班里的历届生“历届生”是指在“文革”时没有机会上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才能上大学的历届中学毕业生。思进就是一例：他是1974年中学毕业的，可直到“文革”结束后在1978年才开始读大学，他在大学里就属于“历届生”。就很不一样，他们多半在工厂、农村呆过，读书的机会得来不易，所以特别认真。现在的我，不就像当年我们财经学校里的那帮历届生吗？时过境迁，不经历是无法体会的。
在课堂里或休息室里，时不时地，我耳边会传来女孩子议论他们父母们的欢颜笑语。一次，有个女孩说：“我妈妈昨天四十岁生日，我来不及看书，一定考砸了。”我赶紧寻声望去，想看看这女孩究竟有多大？心想，不知不觉中，我的岁数竟和她妈妈差不多一般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重返大学时的兴奋，在感叹岁月蹉跎的日子里，化为了自怜与惆怅。
转眼间，又开学了。我的第一堂课是《妇女法》。我们年轻的女教授自我介绍了一番后，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同学，她的名字叫安娜。只见满头银发，脸上布满皱纹的安娜站起来对全班同学说：“我叫安娜，今年八十五岁。”没想到，我们学校居然还有比我年龄更大的学生，与她相比，我简直太年轻了。这样的年纪拿了学位，难道还想找工作不成？带着这样的疑问，下了课我便向她走去。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问道：“安娜，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动力让您在这样的年龄进大学吗？”她笑着说：“接受大学教育一直是我的梦想，我正努力实现我的梦。”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每次来上课时，安娜总是穿着得很整齐，很精神，令人不得不对她格外注目。而且，安娜健谈、风趣，不管走到哪里，很容易地就和大伙儿成为好朋友。我和她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安娜告诉我，她全家是二战期间从波兰逃出来的犹太人，她在美国结婚不久，丈夫就病逝了，留下三个儿子需要她抚养。她怕委屈了孩子就没有再婚。三个儿子先后一个个大学毕业、成家、生孩子，等该忙的一切都忙完了，她才想圆自己的梦。她对我说：“财富、地位全是身外之物，只有知识在自己的脑子里，谁都无法剥夺。”
几个学期后，安娜便成为学校里勇于进取的楷模。一天，学校蓝球队有个赛前聚餐，她被邀请去演讲。安娜一步一步地走上讲台，可能由于紧张，准备好了的几张卡片，有三张从手里掉在了地上，她带着一点点的困窘，说：“我戒啤酒是为了四旬斋（基督教的大斋期），这威士忌又差点儿要了我的命。”众人笑了起来，她清了清喉咙，接着说：“看来我没办法按顺序讲了，那就讲我所知道的。我们可不能因为老，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了；一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我们可就真的老了。要保持年轻只有两个秘诀：保持幸福感和不断追求成功。而且要时刻寻找幽默，并开心地笑着。人一定要有梦想。当一个人失去了梦想，那这个人就已经逝去了。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其实早已逝去，可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渐渐地老去’和‘渐渐地成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便你现在只有十九岁，可你要是睡一年什么都不干，明年你虽二十岁，但那就和八十五岁的我，躺在床上一年什么都不干，到明年成了八十六岁一样，不需要任何天分和才能。成长的要点是不断去寻找机会。人生一定要无怨无悔。老年人常常后悔的不是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而是有什么事我们没有去做。只有那些有遗憾的人才会怕死。”最后，她唱着动听的歌，结束了演讲。
安娜的话，激励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去学习怎样把愉快的心情带到日常生活中去。经过几年的辛苦付出，安娜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的学位。毕业典礼之后的一个星期，安娜平静地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千多个学生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为纪念一个平凡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追求梦想的实现，是永远也不会太晚的。老是必然的，而成长是有选择的；靠所得我们活着，靠给与我们铸造人生。当我们从从容容、准备好一切的时候，我们便不会惧怕慢慢地老去和死亡。
忙里偷闲的乐趣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美国上大学，思进为我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我的每一天都过得那样的踏实。每天，我背着一只沉甸甸的书包，手上还夹着一本四五磅重的书，坐在地铁里，也煞有介事地沙沙沙地翻起了书本。一开始，我确有那么点为了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心，所表现出来的夸张：我也可以“啃”比砖头还厚的英语书了。久而久之，坐地铁看书便成了一种习惯，不想随便浪费时间。纽约太大了，坐地铁去学校，需要个把小时。一天才二十四小时，地铁里的两小时也变得非常珍贵，被我利用了起来。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我总是在地铁里完成。偶尔，我也会放纵一下自己，奢侈地来点课外读物。
其实，纽约人都这样，为自己精打细算着时间。我的虚荣心是表现给自己看的，纽约人哪里有功夫理会这么多呢！地铁的每一节车厢里，随处可见手捧一本书或杂志的阅读者。我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们阅读的内容五花八门。烹饪、庭院、服装、体育、小说、电影，以及房屋装饰等等。纽约人是离不开书店和图书馆的，那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乏的精神食粮。嗜书如命的纽约客，平均每人每年要购买十九本书，从图书馆借出的书不计其数。逛书店是纽约人的消遣活动。周末，坐在书店的咖啡厅，选几本心爱的书籍，一边儿品尝咖啡，一边儿捧本新书在手，慢慢悠悠地一本接着一本翻阅，那是何等的享受。实在爱不释手，就毫不客气地买回家。我和思进既然居住在纽约，算半个纽约人，也染上了逛书店的爱好。
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就有好几家连锁书店，叫Barnes & Noble。除了色情书刊，书店里什么书都有。在里面翻翻看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新书往往刚上柜，就已经打折销售了。特别是传记文学，像前一阵子克林顿、希拉里，以及最近姚明的传记，都是百分之七十打折扣地促销。一阵风刮过，马上就从书架上消失，不见了踪影。新书周转地非常快。第五大道上
图书馆也有好几家，像四十二街、五十三街，我和思进经常到里面去转悠。公共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是每个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