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还是回去？
“归来吧，归来吧！别再四处漂泊……”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响起……
“吹落了思乡的尘，却吹不去额头的纹。走遍天下的路，才想起回家的门。”这是1994年春节晚会江涛演唱的歌。
“身在异国，常有错托终身之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语出《红楼梦》王伯庆之关山难越。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陶渊明《归园田居》里的句子。
这一切，都纷至沓来，涌上心头。
早知过五关斩六将后是这样的结局，我还会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吗？闯荡北美
《闯荡北美》第三部分
第7章 漂泊北美“归来吟”（1）
何年何月是归期／思进／
小时候背诗词，背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时，不明白。“佳节”多好，最好天天过！为什么要“倍思亲”呢？想见谁了，一个城市的，一个电话，当天准来！外地的也好办，正好让大人带我去一趟，坐火车才好玩儿呢。
在北美生活了那么多年，才真有了体会！刚来时，忙于求学、打工，别说回国探亲，电话都不敢打，十分钟的电话得打半天工！那时候，互联网在北美才刚兴起，还不知道Email是什么东西呢；只能用书信。一封信来回一个多月，去信时是这样的状况，等收到回信时又是另一个状况了。难怪国内的亲友常说我们的“变化比计划还快。”有时算算该有回信，可多等了几天还不来，是不是丢了？真着急！每次收到家信，都会反反复复看上几遍，这就感受到“家书抵万金”的含义了。看来能传下来的好诗一定都是有感而发的。
到北美的头几年，为生存而疲于奔命，几乎忘了春节这个日子。而且，为了尽快提高英语水准，我和小玲以看英语电视、电影，听英语广播、歌曲，读英语书、看英语报为主。直到1995年春节后的一天，我们去中国城，突然听到一段异常亲切、熟悉而久违了的旋律，是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循着音乐，我们来到一家唱片店，电视里正在放文艺节目，是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哇！真是久违了。五年没有看春节联欢晚会了！记得它曾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为了看它，每年的除夕都在电视前“守岁”。但后来好像节目一年不如一年，在出国前时，我已不那么热衷了。五年过去了。尽管听了无数最“动听”的欧美音乐，竟然没有一首比这首更“沁人心脾”！我上前问店员能不能借回家看。他说：“当然可以。两块钱。”我们立刻赶回家，将那租来的录像带插入录像机。五年来第一次从我们的电视里传出了乡音。有熟悉的董文华、彭丽媛、殷秀梅、马季、姜昆……还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新演员。看着他们表演的歌舞、小品、
相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此刻我们才知道，无论好莱坞的电影多么精彩，欧美的古典音乐多么动听，无论是莫扎特、巴赫，还是Kenny G、Yanni；对我们心灵的震撼永远比不上我们“自己”的乡音！
1995年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又成了我们每年所期盼的、过春节的“保留节目”。搬到多伦多后，我们装了闭路电视，其中有一个是中文频道。虽然开始时每天只有一小时的国语节目，其他都是粤语，但好像也比英语动听。后来随着国语移民的增多，国语节目也越来越多。回到纽约后，我们的闭路电视有两个中文台，而且大都是国语节目，春节联欢晚会是实况直播的。尽管另外还有一百多个台，但我们看电视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那两个中文台上。再后来，发现国内的电视剧越来越精彩，可电视台每天只播一集，真不过瘾。于是我们便租来看，常常一看就是一个通宵。出国的头五年，我们是真恨不能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想尽快成为“老美”。时间久了才明白，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就只能是中国人了！渐渐地，毕业了，上班了，电话费也降了。想家了，抄起电话就打，可问题是越打越想见亲人。再后来，身份也解决了，不但自己可以回国探亲，还可以担保亲人移民。可没想到国内这十多年突飞猛进，亲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谁都不想再移民来这里，反倒时常劝我回去做个“海龟”；我也只好“常回家看看”吧。1997年以来，虽然回国三次，但每次假期有限，来去匆匆，反倒使我更想回去。
第一次回国是在出国的七年后——1997年10月。小玲在1996年已回过上海一次，从她那里得知短短六年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亲眼看一看，我是怎样也想象不到那变化究竟有多大。而且，出国前在国内呆了三十来年，都没什么大变化。七年时间，怎么可能有什么大的变化呢？然而在北美的我，这七年来的变化倒真是挺大的，虽说尝尽艰辛，几经周折，可收获不小：获得了硕士学位，当上了华尔街的高级金融软件分析师，还拥有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还真想国内的亲友，想回家看看，过把“荣归故里”的瘾。
选了十月金秋，向老板请了三周假，登上了加航。飞了十几个小时，从多伦多飞到日本东京机场转机，换上了中国民航。一看飞机上的空姐全是中国人，乘客90％也都是中国人，感觉上已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两小时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小玲的父母和弟弟一家已在机场等候多时。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和大家说话，半小时后，小玲父亲说：“到了。”到了？我向窗外望去，不像，再仔细一看，原来上海的乌鲁木齐北路拓宽了，我们家对面新造了四五栋摩天大楼，还有什么“钱柜”夜总会，霓虹灯耀眼，一时真认不出了。
我们的至亲都分别居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城市，接下来的日子里，便马不停蹄地跑了五个地方：杭州、温州、西安、苏州和南京。平均三天一个地方。只记得不停地上车下车，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吃。还没等缓过劲儿，三周已一晃而过，连见同学朋友的时间都没有。第一次回国就这样结束了，真不过瘾！回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安静和国内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反差，一时只感到心里空空的，虽然人回到了北美，可心却好似仍留在国内。好几个星期后才身心合一。
1998年初，我所在的INEA和加拿大第一大银行皇家银行签署了一份合同，由他们投资三千万美元将原先仅在皇家银行内部使用的INEA软件，在三年内开发成一个适合所有全球银行的金融产品。这个项目，委托INEA来完成。因此，INEA“鸟枪换炮”，开始招兵买马了。我被提拔为小组长，负责一个核心技术组。INEA那时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请假不能超过一周。于是从1998年到2000年，我没办法回国了，只能将每年三周的休假化整为零，游遍了加拿大。而那三年里，周围朋友同学们不断地来来回回，有的还成了“海龟”，弄得我也心里痒痒的。
第二次回国是在2001年。那时INEA的产品初步完成，已被好几家北美跨国大银行采用。我父亲在3月要过七十大寿，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次。我和老板商量了一下，他“特许”我三周假期。在这次回国之前，我已和大学的几个同学恢复了联系。从他们那里得知大学同学中有几个成了大型国企的老总，如上海烟草集团、缝纫机集团、英雄集团等；有的成了民营企业CEO、CTO；还有两个“大款儿”，一个在上海，是股市“大户”，一个在深圳开一家工厂，有上千名员工。还有一个同学Karen开了一家“猎头”公司，她介绍了国内IT行业的几个朋友给我。那时我和小玲已成为加拿大公民，恢复了自由之身。这次我决定集中时间，只去杭州和上海，好好地和他们聚一聚，探索一下海归的可能。我是搞金融软件的，首先要了解一下国内这方面的情况。
和第一次不同，我们这一次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下飞机。还是小玲全家等候在机场。国内的一个同事大陈也开了车来接我。他当上了上海财政局的处长，说和浦东开发区的一个老总是哥们儿，已安排了我们马上见面。于是小玲跟家人回家，我和大陈去金茂大厦顶楼餐厅。在开往金茂的高速公路上，我四处张望。要不是路牌上的中文字，我真感觉不到已经回国了，好似是从多伦多机场的回家路上。上了金茂顶楼餐厅，四下望去，又好似在多伦多的CN Tower上一般。不同的是，陆家嘴的楼群比多伦多Down Town看上去气势更大一些。不过，和浦东的那位老总的谈话好像并不投机。他一个劲地向我介绍他的公司情况。说他公司里80％以上是海归，他已将他们的许多专利变成了产品，又把他们带来的好几个项目“孵化”成熟，成功推上了市场，还说他帮了多少海外的投资赚回大钱等等。当得知我只是一个高级电脑工程师，一无专利，二无现成项目，三无资金可投资，就好像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买单时，我想显示一下海外“成功人士”的气派，抢先掏出了皮夹，因为还没有人民币，拿出一张Amex金卡。大陈手一推：“别！我早就结了账。你在外面赚钱不容易，怎么能让你付呢？！”由于好奇，问了一下多少钱，“不贵，我有贵宾卡，可以打九折，还不到三千。”“三千？！”好像没吃什么呀，一瓶红酒，几个菜而已……
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杭州庆祝我父亲的七十大寿。那时他的房地产事业正如日中天，我弟弟家叠就是个“海龟”，事业也蒸蒸日上。从温州前来祝寿的一帮堂兄弟们更是个个有自己的企业，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兴奋。他们个个要我“赶快回来”，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不过看我爸爸七十高龄仍在奋斗，我已暗自决定至少不能再在加拿大“享福”了。
一周后回到上海，和同学们的聚会是我盼望已久的。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人人变化巨大。在十几个出国的同学中，我好像已算是最成功的一个。但是和留在国内的老总、CEO、CTO、企业家、“大款”们一比，感觉到“差距太大”。因为只有我一个是“外面的”，他们先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好几个老同学谈了他们出国考查的观感，说知道我们在外面不容易，很辛苦的，能“混”到我这样就算不错了。接着他们聊起了其他话题。一听，一串串我似懂非懂的词语从他们的嘴里冒了出来，什么“资产重组”，什么“分红送配”，什么“争取先上二版”。我不禁想起我们北美同学朋友们聚会时的话题：不是换了辆新车，就是买了栋新房；不是儿子上“公文数学”，就是女儿钢琴考级。真是大不相同。和他们提到我想回国发展，大家分析了我的情况，好像又一时找不到合适我的位置。又过了几天，和Karen介绍的几个IT行业的朋友聚会。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中国软件业，特别是金融软件的大致情况，得知一是国内的金融业和国际尚未接轨，北美绝大多数金融产品在国内还没有；二是在国内超过三十岁的再搞纯技术的已不多了。
不像第一次回国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这次回国，我找了一个机会一个人上街走走。那是回国两周后的一天，小玲和她原来银行的同事们聚会去了。我一人到静安寺逛逛。在过南京西路时，先是红灯，可我周围的行人好像并不领会，仍在来往的车辆中自在地穿行，只留下我一人还站在原处。等到绿灯时，我向马路对面走去，但来往的车辆好像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一辆车甚至直朝我冲来，我吃惊的停下了脚步，可这辆车一直冲到离我一公分的地方才刹车。司机探出头，像看外星人一般看着我：“想什么呢？！你怎么不动呀？！”出国十几年，我突然明白我在国内连马路都不会过了，还是先回纽约吧……
回纽约不久就经历了911，这又重新激起我回国的欲望。作为一个幸存者，好似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第一，活着真好！第二，不一定会有明天！只要还活着，该做什么，就应该抓紧时间去做！虽然目前还不是回去的最佳时机，但从目前国内发展的速度看，应该还是有我可以发展的空间。少则三年，多则五年，我一定会找到我在国内的“Niche”（合适自己发展的位置）的。
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回国感想／小玲／
过大年
来到北美闯荡，在不知不觉中总会留下一些遗憾。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无法时常和亲人们聚在一起，特别是不能凑到个准日子，和思进一起回家，陪伴我们的父母们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新年。
我和思进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克利夫兰度过的。那是1991年2月15日，我刚到美国两个多月。我的头等大事儿是打工赚钱，帮着思进攒学费。他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哪有余钱来庆贺春节呢？那天思进眼睛一睁开，就随意地、不着调地哼了一句：“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还嘲笑他把大年初一唱得那么离谱。谁能想到，这样离谱的一句话，在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谁先醒来，就由谁来哼，一哼便是十几年。那天一放工，我们便应邀来到朋友陈静和车庐的家，他们那时都已经硕士毕业，正处在找工作的阶段，假如一年内工作无着落，他们就要打道回府。我们一共四对夫妇，下饺子喝片儿汤，“八十分”的牌局一直开到大年初二。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地过了个穷开心的春节。如今想来，我和思进离家在外无亲无故，仗着年轻，浑身是胆；我们坚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名言，是经过了许多挫折后慢慢咀嚼、消化后才切身体会到的。
搬到纽约以后，我打全工，思进全工全读，春节也不例外，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了。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散居各处；有的朋友的孩子还小，留在了大陆，节日里只能对着全家福相片，伤心落泪而无心聚会；有的朋友“单枪匹马”，索性打工挣钱，有泪也往肚里咽；大家很难像在克利夫兰那样聚在一起欢度春节了。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