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喜气洋洋办年货的忙碌过程，没有了除夕夜的“春节晚会”，没有了亲朋好友间的串门子拜年，没有了假日，我和思进除了睁开眼的那句不着调的“歌”以外，春节和往日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节日的气氛离我们是越来越遥远了，而我们渴望和亲人们团聚的心却越来越强烈。直到1995年以后，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稍稍缓解了一点儿，这才想起到纽约的中国城欢度春节。
纽约不愧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大熔炉。各个国家的移民在这里安居乐业，相互包容，和平相处，为实现各自心目中的美国梦而辛勤耕耘。随着中国移民大量地移居纽约，华裔族群参政意识不断加强。因此，纽约市政府不敢忽略华人，也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从2002年起，政府规定，每逢大年初一，华裔员工可以不去公司上班，曼哈顿的中国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放鞭炮，庆贺中国人的
传统节日——春节。纽约人都知道Lunar New Year（阴历中国新年）。大年初一的中国城，大街小巷拥挤不堪，人紧挨着人，要靠警察们来维护秩序。老美们成群结队地赶来凑热闹，很多大人领着孩子来到放烟花的地段，标价十美元的一个烟花筒，他们一买就是两三个；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放一起乐。这些无火药的特制烟花，窜到了上空便似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五颜六色的彩纸，把街道装点得色彩斑斓。老美们满脸喜气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舞狮团的队伍里有他们，扭秧歌的游行队伍里面有他们，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他们，卖灯笼的摊贩前有他们，坐在中餐馆里吃饭的，就更少不了他们了。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过节总离不开一个“吃”字。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一样。住在纽约的老美们，个个都是中国通的
美食家。他们不像外州的那些老美，只会吃甜酸肉、蘑菇鸡片、宫爆鸡丁和春卷。纽约的老美们会按他们喜爱的菜系去寻找中国饭馆，比如上海老饭店（江浙菜）、金丰大酒店（粤菜）、五粮液饭店（四
川菜）等等。大年初一过新年，我和思进本想到中国城的上海老饭店，去吃点儿家乡菜以解乡愁，沿途却出乎意料地看见中餐馆门前都排满了长队，几乎清一色的老美，因此，这会儿想落座在上海老饭店，大概有难度。果然，饭店门口早已是一条长龙。我俩乘兴而来，总不能空着肚子败兴而归地回家吧？走进饭店里边儿，我想问一声要等多久才可能坐下吃，老板娘告诉我要等一个小时左右。太久了！我们只好点几个外卖回家去吃。在等着拿外卖的空闲，放眼望去，十几个桌面上，除有一桌是亚裔人外，手拿筷子津津有味坐那儿吃饭的全是老美。惜时如金的美国人，为了在传统的中国年里吃上一顿中餐，竟然耐心极好地甘愿等待。思进感慨万端地我对说：“这帮平日里神气活现的美国佬，在中华美食面前，一个个显得恭恭敬敬，倒透着几分可爱劲儿！”纽约中国城的春节热闹场面，驱散不了我想回家的心情。只有回家，才能与亲人们过个记忆中那难以忘怀的、充满着甜美温馨的大年。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家户户早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开始办年货了。那些年，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从十三四岁起，我便像所有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儿一样，一大早便帮着妈来到菜场，在鱼摊、肉摊和蛋柜前各放上一个小竹篮或小凳子什么的，标示着在队伍里占了个位置，同时和排在我前面的阿公阿婆们打好招呼，然后在那儿呆上差不多一天，将凭票供应的鱼、肉、蛋等一一买齐。第二天，我再带着票证去南货店排队购买长生果（即带壳儿的花生）、香瓜子、南瓜子、红豆、红枣以及蜜枣等南北杂货。在街上，行人们提着办好了的年货，熙来攘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碰到了熟人还互致问候，互通买东西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显得热闹异常，一派节日欢乐气氛。
到了小年夜，我则会守在炉子边，看着妈妈把我买回来的长生果和各种瓜子一样样地炒熟，待它们冷却后，再分别装进不同的罐子里储存起来待客。我比弟弟多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借着看它们是否炒熟了，而将每样东西抓一把先尝尝，这项优先权是作为妈妈的小帮手换来的。
除夕夜，妈妈要将烧好了的饭菜放在桌上先祭祖，求他们保佑全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那上面有水笋烧肉、糖醋小黄鱼、黄豆芽炒油豆腐、蛋饺肉圆粉丝白菜汤。这些菜都是有隐喻的：盼我们的好日子节节高（笋），要年年有余（小黄鱼），金元宝（蛋饺）滚滚（肉元子）来，新年万事如意（黄豆芽）。爸则摆好碗筷，上好了香，随后把事先悄悄折好的纸钱放在铁皮脸盆里，点燃烧着后，跪在地上，对着老祖宗的牌位，一边儿磕着头，一边儿嘴里喃喃自语。我们随后一一依葫芦画瓢般地跟在后面。一直等烧完了香，我们全家才开始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我和弟弟的枕边准会有一个红包和一只鼓鼓囊囊的口袋，袋子里面装着瓜子、长生果和各种平时很少能吃到的糖果。这些便是我们“法定”的配额。等到客人来了，我们是不准再伸手去拿桌上那些吃的了。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是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家拜年得来的。比如，从初一到初四一大圈儿拜下来，我会收到二十多元钱的红包，而我可以留下五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其余的当然都要上交给妈妈作为新学年的学杂费。那时，每次刚过了元宵节，我就开始盼着明年的大年，既不用去学校上课，又可以吃到希罕的东西，还可以拿到压岁钱和穿上新衣服，多美啊！
2005年2月，总算熬到了出国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大年的日子。心里那份激动竟和小时候盼过年那样别无二致。为了圆我十几年来盼望回家过大年的梦，爸妈放弃了原来打算外出吃年夜饭的计划。我2月6日晚到上海，就已经是小年夜了。一踏进家门便问妈妈：“大年夜饭吃什么？”妈妈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场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我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市。进去一看，各种各样的菜多得简直令我无从下手。挑了半天，总算选了几种我最喜欢的菜。三十晚上，妈妈为我做了荠菜豆干虾仁馅儿的馄饨、香葱麻油拌海蜇头、清蒸大闸蟹、清炒河虾仁和鲫鱼汤。这些菜比我小时候要精致多了，但我却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好胃口。吃饭之前，爸妈也省去了以前祭祖烧纸钱的仪式了。用妈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不用祈求老祖宗的保佑了！”物质已然丰富到了想买什么就有什么，价廉物美，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感觉，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遗憾，遗憾我再也无缘找回以前过年的感觉了，在中国如此，在北美也一样！
我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小时候所期盼的好日子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呢？人应该不断地向前看，去寻求新的内心平衡点，幸福感才会回到身边，不是吗？团圆日
多少次在梦中回到了家，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了多年的家。在阔别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暂时把思进搁下，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上海的家。爸妈对我由远距离的思念变成了近距离的关注。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出门应酬，我无不在他们的管辖之内。
整个新年期间，我像个木偶一样由他们牵着分批与亲友们在饭店餐厅里相聚。每当他们夸有个“争气”的女儿时，爸妈便打心底里发出舒心的欢笑，岂不知那可苦了我了。那餐厅包房里很多亲友抽烟时散发的烟雾，薰得我睁不开眼；而“美味佳肴”里的味精，也使我食不知味。（这是由于我刚到国外时，为了节省开支，做饭用的很多调味品一概都不买了，其中也包括味精。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习惯。然而由此却对味精形成了过敏，再食用时，就会感到舌头发麻，丝毫品尝不出菜肴的味道。）甚至连大年初三他们派了司机开车接我去杭州看望公爹一家，爸妈都不放心地跟随左右，初五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摆脱束缚”的机会。正月十五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我对爸妈说：“中午我陪你们吃团圆饭，晚上我要再去杭州公爹家吃团圆饭。我已嫁出去了，不是吗？”妈妈想了想，对爸爸说道：“是呀，女儿现在已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了。”下午，爸妈只能“高高兴兴”地送我到车站，我也“好不得意”地庆幸这出自导自演的好戏。坐在车上，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杭州。我想象着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宾馆，充分享受自由吃穿的喜乐。夜深时，我不用顾忌他人，可以开着灯，叫杯咖啡，坐在床头看看书。还可以兴之所至去西湖赏夜色。再不然，我还可以叫个车去看十五的花灯展。我越想越觉得这次“大逃亡”行动实在是妙不可言！我憧憬着，规划者，连时间都跟着我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杭州汽车站到了。
正当我快走出车站时，突然公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总算等到你了。一接到亲家公的电话，我就立刻赶来接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好让小车再去上海接你呀。”接着他让司机直接开到了杭州娃哈哈大酒店。全家人已全在那儿等我了。面对亲人们的张张笑脸，我意图挣脱“束缚”的勇气一下全泄了。打从钻进那辆小车起，我就知道我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
我不可能住进宾馆，我的行囊又会像上次那样多出几倍，它将装进他们特地从温州老家带来得鱼干、虾干和各种杭州特产；而我的心里更会装进亲人们对我这个离家久远的游子的一片真情。想到此，我内心充满了幸福感，不由得对我那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产生了一丝犯罪感。
在国内期间，我无时无刻地享受着亲情，在接受的同时，我又何以回报呢？那小小的不自由又何妨呢？记得几天前读到一个心理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说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即不是金钱，也不是事业，而是亲情。真是如此。爱情的激情犹如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虽迷人，却只有短短的一段；而亲情则像那激流过后的涓涓溪水，长长远远地流淌着，直到汇入江河大海。我这次离家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团圆日，正像一股溪流慢慢地流进了我的心怀，清澈而甜蜜。还有什么比她更珍贵呢？！
护照的联想
几年前，我换了本护照，它的颜色由浅咖啡色变成了深蓝色。换句话说，我的国籍由中国变成了加拿大。我从来也没有往深里去想这里面的真正变化。生活在北美，我平日吃的是中国菜，说最多的是中国话，倾心聊天儿的是和中国人，最喜欢看的是中文节目，写文章抒发内心情感用的是中文。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然而，事物的本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是我回国探亲时才察觉的。
首先，我回中国要去中国领馆签证了。当年换护照是为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省事儿，只要落地签证就行了。可换了护照后，我的出境纪录除了美国之外（思进在美国工作），全是中国，别的国家一个也没有。我和思进把攒下来的假期全部用来回“娘家”了，连去欧洲旅游都舍不得。乡情永远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多么久，乡情总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我们的心。回家，回中国便总是我们的首选。好在中国领馆签证手续简便，就像办一件例行公事，我没太在意。
那年回中国，我与童年好友小莺结伴同行。在经历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当我们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地踏进中国海关时，竟意想不到地被海关警察阻拦在大门外。理由还是用英文告诉我们的：“You are not Chinese。 Would you please fill these forms in English？”（你们不是中国人，请用英文填写这份表格好吗？）我俩先是一愣，继而面面相觑。我转而想起了我俩在飞机上一起填写表格时的情形。当空姐发下进关登记表时，小莺问我：“你看表格是中英文对照的，我们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我不加思索地对她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用中文啦！”
在北美，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我的心底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不会像ABC（American Born Chinese）那样为认同感（identity）而苦恼。（即：不知道是归属在美国人那一边儿，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还是随父母们继承中国的传统，做中国人。）
在我们居住的罗斯福岛上，亚裔人面孔寥寥无几，邮局里的员工都认识我，每次去邮局寄个包裹或买邮票，他们总会和我开个玩笑聊个几句。一天在邮局，也就是中国
神舟六号飞上太空后等待回归的日子，我问当值的Bobby我这份快递邮件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他笑道：“It might take three or four days。 But itll be less than your spaceship back to earth。”（大概要三到四天，但会在你们的神舟飞船收回到地面之前寄到。）Bobby可不管我是什么国籍，我的肤色就代表了我的国籍，他认定我是中国人。
此时我们却因为写中文而被“拒绝”入关，这一锤顿时敲醒了我，也震撼了我。我无比悲哀地对小莺说：“看来中国人是做不成了，我们连写中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都不愿和我们说中国话了。”她默默地看着我，无言以对。我们俩只能乖乖地躲到一边去重新填写进关表格。
什么东西都是在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贵。为图出入境的方便，我无意中丢弃了中国国籍和她悠久的灿烂文化。今后，在官方场合，我将永远不可以使用中文。这对酷爱祖国，酷爱中文的我来说，心灵上所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这也是我在换“蓝本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后，突然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然后说：“我还真有点儿想不通，我居然生了个‘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