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开口不是法国干红就是波尔多2000干红，好不“气派”。尽管有朋友认为干红不够甜，还有点儿涩，但还是乐此不疲。
上海的这位朋友极力怂恿我回国发展。他说自己在国内路子多，关系广，让我回国和他一起干，并给他们举了许多回国发展的成功例子。
“国内这几年变化真是很大。中国的轿车销售量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加。车多了，路也修得多了。国内的变化让我不敢想象。”我不免感慨地说。
“这些天，是否回国发展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我告诉他们说，“回国来，有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和文化氛围，可以开展自己的事业，但也要忍受关系网、官僚主义以及远远比不上美国的自然环境；留在美国，要忍受着远离亲友的孤独和落寞。但无论如何，看看网上好些关于回留问题和中美比较问题的讲座就知道，那么多人关心回去还是留下这个问题，就正说明了中国在发展、在进步、在迎头赶上。回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真实选择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本来在美国有一个好位子，但他辞职了。问他辞职的原因。对方仰望着天花板，反问我：“天空多美，你说我们能飞得多高？”我迷惑地摇头。他说：“我们是一群鹰，美国的天空很美，可是面对这层玻璃的阻挡，我们只能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中飞行，却永远进入不了这片蓝天白云。美国的天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回到中国，我们可以自由翱翔，那天空是没有边界的。”虽然他走到了今天令人羡慕的位子，可是他认为自己的潜力远远比这高。我明白他的意思。蓦然回首，昔日的同学和朋友有的的确在中国辽阔的天空中翱翔，气派潇洒，作风洋派，令“海鳖”们望尘莫及。被束缚在有限天地里的“海鳖”们的心怎么会不涌动呢？
这层玻璃天窗也阻隔着我。每当走进办公楼，面对着巨大的玻璃窗和灿烂的阳光，我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感受。日复一日地生活，也许到退休还是走着同样的轨迹。美国的风景是凝固的，我的前程似乎也是凝固的。我不禁感叹，我可以看到自己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的状态。少数人可能进入管理阶层，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登上了半山腰，气喘吁吁，雄伟的高峰只能仰望，似乎再没有力气攀登上去了。
我的同学老林，曾任一家华尔街公司软件公司的CTO，尽管那家公司是仅有百八十人的小公司，但老林已是周围所有的朋友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了。可就在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特别是911事件的雪上加霜，使得那家公司在一年前倒闭了。老林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下。也正因为他那段CTO的经历，对他找新工作反而起了到副作用。因为好几年没有做具体的技术，他已无法再回头做软件工程师；而再在其他公司找CTO的位置好像更不可能。毕竟他不是白人。
更多的人永远在美丽的玻璃天窗下奋斗着，却打不破这层天窗，于是就把目光转向回归。在美国的我看到，一批批中国招聘团来到美国，学子们从各个州蜂拥而至，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关切地问：“中国的变化怎么样了？”然后递上简历。中国汽车代表团每次来底特律时，人们期待着与中国同行对话，关注着中国的汽车发展，渴望着能融入到中国汽车腾飞的洪流之中。一家大公司决定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在内部网站上登出了招聘四个与中国采购有关的职位，结果几百名中国人争先恐后报名。有回国讲学的机会，大家更是趋之若鹜。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技术发展尽份赤子之力，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今天的中国到底怎么样，寻找回国发展的机会。
朋友们聚会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发展和我们的回归。中国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我们对创业的渴望，让许多人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出击，否则会错失良机。
此次从美国回到国内是先到上海再回杭州的。当时一从飞机上下来，尽管一出浦东机场就能觉得空气的污染，但稍加留意，毕竟值得欣慰的有很大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就是几乎每辆
出租车的坐垫套都是很干净，洁白无污。一打听，原来是政府规定出租车司机，无论私有公有，每辆车无论洗多少次坐垫套，每月均须缴纳四十元洗涤费，果然立竿见影。另外在大小商场购物，营业员也不像过去那样死乞白赖地缠着了。商场里井然有序，摆设雅致，比美国商场还要服务得好。
我在一家私立医院看病时也发觉了巨大的变化。听说有许多外资与国内合作的医院。那天去看病，我发现医生护士都是外地迁移到上海的，都说普通话，这倒也不奇怪。等到接班的医生来查房，她是上海人，刚说了一句上海话，就转说普通话了。我白天在路上看到许多支持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广告牌，心想这跟申办世博会政府要求大家都说普通话有关，可小玲告诉我，她在1996年回国时就发现上海人大多数都说普通话了。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上海人几乎都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了。
上海话在上海的公共场所正渐渐消逝。本以为回上海一定会处处乡音，我想象错了。在宾馆和饭店，细心一听，竟然全是普通话。最奇怪的是大学中学同学聚会时，大家刚开始全说上海话，过不久，竟然也全变成普通话了。正好我的母语就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而且在北美遇到中国人时，不管是哪里来的也大都是讲普通话的。有几个同学还时不时地对我说起了英语，大概想趁机练一下口语。通过市民适用语言的变化这个现象，我看到上海是真正地对内对外开放，在语言上也向国际接轨了。
除了医院，其他专业人士也都表现得和时代齐步。我在下榻的宾馆都能看到有白种人和本地人一起在做前台服务或打理餐饮，或者白种人和菲律宾人献唱。旅馆的管理效率相当高，客人生病了，经理还亲自问候，要什么服务，迅速到位。接待人员都彬彬有礼，很多人能说不错的英语和日语。虹桥国宾馆更是装饰得高雅有格调，花园里还飘扬着桂花香，令人想起当时在大学校园及周围的一片桂树林，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油然而生。
再回美国时，每天，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那些耸立的高楼似乎是一道道永恒的风景线。行驶在没有止境的
高速公路上，穿越都市、跨越原野，漫山遍野绿草如茵。自然充满生机，却没有多少人气。阔别几年，回到克利夫兰的校园，房屋依旧，浪漫的环境依旧。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国家里，只是一种享受，我拥有幽雅的环境和净洁空气。回到公寓里，眺望着湖光美景，却仿佛没有人光顾。
我曾经渴望这种生活，但时间长了，这份宁静又让人感到几分窒息。因为这里的风景都凝固了，也许几十年后这幅风景会依然如此。
面对这些，我经常会想起中国的都市，街道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梦想走在中国的大街上，随便走进一家小店，点几道菜或者小吃。在喧嚣中，吃得心满意足。在漂亮的大楼和杂乱的建筑工地间穿梭，感受着一个都市跳动的节奏和流动的画面，好一幅让人感到希望的画面。
美国是一个发展完备的国家，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海鳖”们的生活犹如一汪平静的湖水，一阵风吹过，只激起浅浅的波纹，极少掀起狂波巨浪。有句话讲得好：宁静让人向往跳动，永恒让人憧憬变化，诱惑涌动着渴望的心。人总是向往动感，而且是向上的动感。如果永远生活在一种静止的环境中，慢慢地会变得麻木。生活在美国，真的有“鳖”的感觉。而中国则是波浪翻滚，在这个变革的社会里，“海鳖”们都想去冲浪，他们的心在蠕动着。这种蠕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
人是脆弱的。诱惑会唤起成功的欲望和对未知的探索，强烈的诱惑也会打垮人多年信守的理念，甚至道德沦丧。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种种的诱惑中度过，既让人兴奋，也折磨着人生。
今日中国的诱惑让“海鳖”们的心在涌动！
投“智”而非投资环境／思进／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对自己的留学生这么优待了，简直像对独生子一样呵护。
首先是中央政府，不仅对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回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强调，在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同时，吸引他们以多种形式回国服务。其形式包括兼职、合作研究、委托研究、投资创业、人才培养、中介服务等。
然后是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发誓要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地方政府，又把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层层加码，户籍安排、配偶就业安排、子女就学、申办企业手续简化等等方面的照顾就不必说了。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的无偿赠送。比如广州，由政府专门设立的六千万元留学人员科技创业资金，已给予四十三位留学人员每人十万元的无偿支持。至于信贷优惠，更是不在话下。广州市政府出资组建的广州风险投资公司已向十个留学人员创业的项目提供了五千四百三十七万元的风险资金。
各地也争相为留学人员开办特区。1994年南京在全国率先创办“金陵海外学子科技工业园区”，目前，全国各地这样的“特区”已达六十多个。一大批干部和土地、资金等资源被用于专门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
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效果，起码北京的搜狐、上海的华大基因、广州的天普等企业都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巨大的有形与无形投入相比，这样的产出是否太小了一点？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当然值得欢迎。然而，刻意地用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只能惯坏这些创业者，使他们无法直面无情的市场竞争，在挫折面前，更多的只是怨天尤人，失却自己奋斗的勇气，轻易就当逃兵。
他们抱怨政府刚开始对他们关怀备至，后来却冷落他们；抱怨国内企业家没有眼光，看不出他们带回来的技术所蕴含的市场前景；抱怨国内商业环境不如人意，没法让他们尽情施展。结果，不少“海归”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转了一圈，享受了优惠政策后，又出走海外。
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应当受到责怪的是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的各地政府和喜欢添油加醋的、编造美丽新世界的传奇故事的媒体。在官员和媒体眼中，留学回国创业人员被视为天之骄子，这些“海归”派也形成了自己的心理期待。在不少“海归”派看来，政府的优惠和照顾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国内的企业家也理应把他们奉为座上宾。一旦这种期望落空，他们当然就只有抱怨甚至怨恨。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他们也觉得自己的产品肯定有市场，仅仅因为国内的环境不适合他们创业，国内的投资者也有眼无珠，所以他们才会失败。
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说，他们刚回来时像“度蜜月”一样，政府热情得不得了，但后来却成了没娘管的孩子。这种话语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政策和媒体的烘托，已经让“海归”们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因为从一准备回国的那一刻开始，“海归”们的每一步都是靠坐在政府的学步车里迈出的。不幸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以为，上了马路，仍然可以指望这个学步车。这种想法当然完全错误，但我们就应该反思，既然也是成熟的成年人，政府为什么非要塞给他们一辆学步车？可能正是政府的过分照顾，摧毁了“海归”们的自信心和面对现实的勇气。
高科技不等于高利润。
或许到了该反思种种过分地鼓励留学人员创业的政策的时候了。政府的鼓励政策当然出于好意。尤其是对于立志要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地方，需要新技术、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模式、新的筹资渠道，而留学人员似乎是一个有益的资源。
然而，中国，或者具体到某个省、市，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是政府事先就可以科学地规划出来的吗？高科技产业当然十分诱人，但在特定地区的资源和市场约束下，高科技未必能够为当地带来高利润，而企业是否成功，唯一的指标是是否创造出了利润；对于地方政府亦然，没有利润，何来产值、税收和就业机会？事实上，
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是浙江的温州，然而，那里并没有几家高科技企业。同样，在北京的中关村，有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赔钱，那些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的农民却靠贩卖配件而获得了利润。
在政府眼中，有些产业因为其“土”、因为其没有技术含量，而受到忽视、鄙视甚至歧视；而某些产业，因为其能带来面子和政绩，而受到鼓励、奖励甚至过分地偏爱。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的种种优惠政策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出台的。
在竞争的环境中，政府除了可以扶持（同时也约束）某些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事业之外，不应当支持任何营利性企业。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是为自己挣钱，你支持这一类企业，就等于歧视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企业，就意味着对你辖区内的所谓企业家不能一视同仁。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严重的歧视现象。仅以创业为例，各地政府为留学回国创业者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以相当低的成本完成开办企业的程序。在北京，一个普通商人要开办一家普通的企业，比如开办一家小饭馆，要跑完政府各个部门的所谓程序，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且，还未必能够顺利地拿到开业所必需的各种证照。当然，我要补充一句，政府照顾“海归”的简化程序，其实才应当是正常的程序。然而，政府在优惠某类企业的时候却依然把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
同样，在资金方面，政府为“海归”们提供了风险投资资金，还有优惠信贷，有的甚至能够得到无偿赠款；而一般私人企业却不可能享受到任何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