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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文革”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文革”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我是她的“开心宝”。
姨婆是职业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有时外婆伤风感冒，姨婆便会自告奋勇在晚上带我睡觉。
姨公因为他的妹夫曾是
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副市长而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物，没有工作。外婆因为带我上不了街，他便主动替外婆上街采购。
我记得阿太经常卧床，当我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叫她一声“阿太”时，阿太便会摸着我的头，“心肝”“宝贝”地呼叫起来。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快乐。有一天早晨，我又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依然叫一声“阿太”，她竟没有回答；我推推她，也不见动静。紧接着姨婆也走了进来，才发现她老人家在睡梦中去世了。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但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去世的人。
虽然两个家庭都在困难中，但人间之爱，亲情之爱，人们在爱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并没有泯灭。围绕着我这么一个小男孩，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以至于小阿姨、阿太、姨婆、姨公都付出了各自的爱，融铸成了我的幸福童年。
尽管我已入了加拿大籍，但我的身上流着中国血。而对我来说，爱中国并不是抽象的，在我看来，中国就是像我家的亲人那样的优秀人物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保持着美好的人性；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地构筑爱的桥梁。没有他们，一个既是右派的儿子，又是右派的小外孙，哪有幸福的童年呢？
等我稍稍懂事，心中总有一个谜团：为什么这样一些善良、优秀、充满爱心的亲人，要在既无外战、又无内战的情况下，如此困难重重？
我出国的念头中有这么一个因素：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搞的？别的国家的普通人命运究竟是怎样的？然后回过头比一比，想一想：我们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出什么力？闯荡北美
第3章 从想象的美国走进现实的美国（
登上新大陆／思进／
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个日子，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90年9月20日。
那天是星期四。
这是美国中部的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到八十万，这便是克利夫兰（Cleveland）。
巨大的飞机降落在飘着星条旗的美国机场。眼前全是英文字母，耳边都是美国腔调……这一切提醒着还没回过神来的我：从此以后，英语不再只是一门考试课程了，而是我日常必用的工具。等着我的，一切都是新的。
我在机场厕所瞥了一眼玻璃镜子里的自己：清秀的面容，健硕的身材，一副中国英俊小生的模样。
我满意地对自己说：你总算靠自己的努力出来了。呶，美国就在眼前，这下就看你的了！可千万别熊、千万别叶公好龙呦！
“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把对方的国家当作月球。”——有文章说。我虽未把美国当成月球，但我依然对美国充满好奇。我想亲眼看看这个头号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想亲身经历一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想亲自验证从电影电视里认识的美国。
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
高速公路下漂亮的居舍，还有那宽大的草地……
我贪婪地睁大眼睛。
哦！这就是America！华盛顿的美利坚！惠特曼的美利坚！
还没等我看清车窗外的新大陆，汽车便把我从机场带到了即将就读的城市克利夫兰。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排名全美第六；另外就是一所著名的州立大学——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我就要在这所大学里攻读机械工程硕士了。
尽管我并不喜欢机械工程，但为了申请学校及签证的顺利办理，也只好就读这个专业，以作权宜之计。
当时择校，我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共得到了六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括费城的名校Temple University，但这所学校学费太贵，要七千美元一个学期。机械工程属于热门专业，申请奖学金很难，托福要六百三十分以上，GRE至少要二千一百分。选学校和专业并非易事——有的名校在偏僻的小镇上，据说找不到打工的地方，不容易生存；有的学校在纽约、洛杉矶，打工容易找，但签证又不易。我最后选定了克利夫兰，是因为从书上的介绍得知，那里有两万中国人，有许多中餐馆。在我的想象中，克利夫兰应该有不少打工机会的。
一到克利夫兰，我连这个城市什么模样还没看清楚，就不得不做第一件事：交学费。学费一交，身上就只剩下二百美元了。这可让远到他国、举目无亲的我第一次傻了眼：二百美元！在消费水平如此高的美国，这以后可怎么生存？
生存危机立显眼前。
八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感慨地对家人说：我是离开大学十年后到美国又进了大学，一样的读书，都是“机械工程”。十年前是用中文攻读学士；十年后在美国用英语上硕士课。十年前按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十年后不但要“Full…time”（全日制）读书保持合法身份（按美国移民局的规定，F…1签证的海外
留学生必须每学期得九个学分，三门课以上），还要“Full…time”打工以维持生计。
说到底，一个字：穷！假如出国时就腰缠万贯，哪怕一万美金，我就可以上费城Temple University这样的名牌大学；假如有奖学金，我一年就可以拿下学位，赶在1993年之前拿到绿卡，那今天可能又是另一番天地了；假如，……但是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当时的中国还是个穷国。但是对穷并不那么感同身受。当年举国上下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穷，自己的国家又是多么的穷。中华民族在“勤劳”、“勇敢”的形容词之外似乎还可以再加上“贫穷”二字。许多人出国就是为了不再受穷。
很多自费留学生花了多年的积蓄只够买一张从中国飞到美国的单程机票，下飞机时兜里往往所剩无几了。无论学的是天体物理、还是文艺美学，在课堂上装模作样地探讨学术问题前，都要进中国餐馆洗盘子、当“企台”（即“跑堂的”）。
我也和大多数自费生一样，只有一个“高招”：给中餐馆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很快，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那些中餐馆的华人都在讲我“识听勿识讲”的粤语为主！连语言交流都有困难，就别说去打工了。
失望之余，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找同学们去打听情况。
从同学们那里得来的信息使我颇感意外：“什么？打工？你不知道吧，我们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公派’的，要么就是有奖学金的，他们根本用不着打工，自然也不知道哪儿可以打工了。”
公派就意味着“吃喝玩学”全有人掏腰包了，不用为钱发愁。这在一切都要钱，一切都是交易的商业化的美国是多么幸福啊！在这群人当中，我这样以打工维生的留学生反而倒显得很另类了。
刚到美国几天，我就初步领略了被商业利益遮掩起来的美国。电视频幕上无数商业广告，小至推销尿片、牙刷、牙膏，大至几个月后对
伊拉克的开战。围绕商业利益而转的不仅有商人，还有大小政客。商业利益不仅需要人喝可乐，更需要人看三级片、四级片，还需用数不清的报刊杂志制造各种偶像来敛钱。政客们则靠煽动各种各样的偏见和仇恨来打垮对手。总之，这一切都离不开钱。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同样是出国，同样是留学，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出国，也使得出国者在国外的际遇大不一样。我还是在来了美国多年以后，才感悟到这些的。自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基本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这个时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在海外有亲戚的帮助，读书、工作都进展顺利。毕业后不到一年，就能拿到绿卡了，并且很快就安定了下来。——这算是“外靠派”。
第二个阶段是1985～1995年。这个时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尤其困难。他们大多数身无分文，到了美国一落脚，就找打工的地方，挣了一笔钱，才能开始读书。然后断断续续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读完书后，找工作，办绿卡。特别是1990年4月11日之后出国的留学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办绿卡特别困难，因而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就业、发展机会，想要成功更是难上加难。——这算是“内外两不靠派”。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以后至今。这个时期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好些人带了一笔钱，一出来就在学校读书，不用打工。读完书以后，不少人就回国了。——这算是“内靠派”。
而“好事”全让我给赶上了——我正是1985～1995年间自费出国的。而且又正是1990年4月11日之后出国的！我是真正的“内外两不靠”。没办法，自古华山路一条——只有靠打工维生。
无论是电影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还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美国，此刻在我眼前都变得依稀模糊，眼下对我而言只有一个词：打工，打工，再打工。打工生存发展。
事后才知道，在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这个学期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同学，我们三人是该校第一次以没有奖学金的办法录取的中国大陆人。即使这样，另外两个同胞的情况也和我很不一样：从深圳来的小邓带了两万美金。而从北京来的小薛，因六月就到了美国，在洛杉矶打了三个多月的工，手头的积蓄已有七千多元，生计一时没有问题。只有我，陈思进，要是不打工，别说读书，怕连饭都吃不上了。
“打工？”小邓、小薛爱莫能助地看着我。
真急啊！我这时才对马斯洛为何把生存需要放在了人生五个需要的第一个层次，有了实实在在的理解。
“劳动创造历史。”
“不劳者不得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这样安慰自己，为自己打气。
全工全读／思进／
天无绝人之路。
也许每一个刚刚出国的自费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山穷水尽疑无路”，找工找得望眼欲穿，正要泄气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