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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回国，我更发现我那些上海亲友们的小孩儿，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小学、幼儿园，他们日常交流往往是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母语。有个统计：改革二十五年来，50％的中国方言已经或正在淡出。思进在二十年前去温州探亲时，懂普通话的人简直凤毛麟角。两年前再去时，街上已是一片普通话之声。我们的朋友庞先生前几天从苏州回来，问起他对中国的印象，他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苏州街上全说起了普通话，苏州话都不大有人说了。”因此，我想上海话也正处于消亡之中，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会不会上海话就不复存在了。一天我在吃晚饭时看电视剧“粉红女郎”，据说演哈妹的是上海演员，她突然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看了一下字幕，才明白她是在说上海话。她说的上海话，使我嘴里的饭差一点喷出来。
过去，“外地人”在上海话里是含有贬义的，“乡下人”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骂人的话。可最近，我有一个上海同学回国时，想和上海“亲密接触”一下，便带着两个孩子坐了一次地铁。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北美穿着随便惯了，北美长大的孩子由于户外活动多，皮肤都是黝黑的。听到边上一个上海人对他的朋友用上海话说：“看人家乡下人多好，可以生两个，一男一女。”我的朋友差一点笑出来，对着那位上海人用上海话开玩笑说道：“我们是‘乡下人’，从新疆来的。”那个上海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还有一个朋友多年没有回上海了，回去探亲时，一天想去淮海路，但到了淮海路觉得不像以前的淮海路了，用上海话问一个路人：“请问淮海路怎么走？”那人用普通话答道：“你是上海人吗？怎么站在淮海路上还问淮海路。对不起，请说普通话，我们上海人都说普通话。”我朋友回来讲给我们听时，我的肚子都笑痛了。我朋友说，当年在上海时说别人是“外地人”，现在自己倒成了“外地人”，甚至是“乡下人”，感叹到时光的变迁，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上海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上海人的多样化。同样在上海，感受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海派文化，它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存在当中的人的复杂性。既有很大气的人，也有很小气的人；既有豪爽的，也有含蓄的。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上海人，而是拥有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特点的人。随着中国全面发展进步，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天南地北，从此交流频繁，共同富裕起来，上海人嘴边的“江北人”（苏北人），北京人口头的“河南人”，诸如此类“尽在不言中”的损人贬意，恐怕终要渐次失却社会基础。
“中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国际往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当西方人看到日本人或其他东方人时，出于某种好奇和迷惑，随口动问：“你是中国人吗？”又何必带上任何指向的贬义色彩？世界大同，信而有征乎！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我在2003北美大停电时的经历／思进／2003年8月14日下午4点10分左右，那时我在CSFB上班。股市刚收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几天前做的一个交易系统的UAT（测试版）运行得很好，正准备做Production Release时，突然电脑的荧光屏跳了一下。一秒钟后，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般的暗了下去。再过一秒钟，所有的灯也都暗了下来。“No more power！ （停电了！）”，有同事叫了起来。我第一个感觉，不好，出事了！整个楼层漆黑一团。又过了三四秒钟，有几盏灯又亮了起来，那是楼里的备用发电机开始工作了。同事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有911的经验，立刻提出建议，下楼！又过了一会儿，广播响了，大楼要“Evacuate”（撤空）。于是我们便开始走向楼道口。走楼梯，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了，911时，我从世贸北楼八十层上走下来不说，而且为了锻炼身体，还刻意地“爬”楼梯；每天三次。此时又只是向下走，十层而已，小事！我对出口熟悉，知道这楼面有五个楼道出口，于是便自告奋勇地走在最前面，带着我周围的同事向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出口走去。大家都知道我是911从八十层下来的；有经验，很放心地跟在我的后面。我们那个办公楼Met Life Building是一栋有近一百年历史的大楼，楼梯有两米多宽，不到三分钟，我们就出了大楼。我一看街上全是人，一问才知道，整个街区都停电了。再过了一会儿，又得知不单是纽约，整个美国东北部，包括克利夫兰，甚至加拿大的多伦多都停电了！该不是恐怖攻击吧？恐怖分子的能量有这么大吗？大家在公司门口议论着一直待到五点左右，看来电力一时不可能恢复了，回家吧。小玲很“幸运”。前一天刚结束暑期一门课，正在家中休息。
我那时住在布鲁克林的Park Slope附近；由于没电，地铁开不了。又因为没有了红绿灯，马路大塞车，大巴也根本动不了。怎么回家呢？此时，脚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了，走吧！我先走了半小时到中国城的朋友小莺那里，试着打小玲的手机，没有信号。我们家里的电话都是Cordless的（国内好像叫“无绳电话”），是用电的，所以也不通。我在小莺那里喝了口水，吃了点东西，六点开始上路。大街上已经密密麻麻全是人，有三百万人要离开曼哈顿。单回布鲁克林的至少一百万人。除了极少部分选择坐Ferry（摆渡），大都要经过布鲁克林桥。从中国城到布鲁克林桥就走了半个多小时。虽然每天上下班坐地铁都从桥上过，但那还是我在纽约生活七八年来第一次步行过桥。911时，大多数布鲁克林人是步行回家的，而我和小玲倒是一直等到地铁恢复后才坐地铁回家。我这次的感觉好像是911的再现，仿佛是对我911下半段的“补课”一般。
布鲁克林桥是个“瓶颈”，人山人海。在警察的管制下，除了警车，消防车以外；一般的车辆已不准通行。因为不是恐怖袭击；所以人们没有911时那么惊恐万状，倒像是在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似的。一路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美林证券公司的秘书Susan，她住在新州，回不去了。还好她父母住在布鲁克林六大道二十一街，只能到父母那里住一晚了。911那天她也是走回父母家的，所以驾轻就熟。我住在五大道三十一街，离她父母那里不远，就跟她结伴同行了。还有一个是国内福建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小王，被公司派来纽约快三年了。出国前大家都异常羡慕他；因为他是在与十二三个同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911那天，他的那些竞争者们却庆幸没有来，否则谁能料到会遇到什么不测呢。那天他走了七个多小时才回到在新州的家。为了预防再发生这样的意外，他搬到了布鲁克林八大道，最多走三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一路上，我又做了一次祥林嫂，谈了我911的历险记。虽然快两年了，可他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说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911的幸存者。看得出Susan是一个“Sporty Girl”（爱运动的姑娘），对于走回家毫无怨言。小王则不同了；一路上不停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小布什的不是。他英语还不行，我便成了翻译。Susan似懂非懂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平时坐地铁只需两分钟就能过的布鲁克林桥，我们那天却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还迎面碰到了BRUT ECN的同事Ralph。他住在长岛。一停电，他想走到布鲁克林然后搭公车回家。结果到了布鲁克林一看不行，只能再回到曼哈顿试一下能否搭船回家。我们聊了几句，大家急着赶路，说一声“Catch you up later！”（“再聊”的意思）就分手了。我一回头，小王还在那里诉说着美国的不是。没了我的翻译，也不知Susan听明白多少。我小声用中文对小王说，“现在说这些不太合适吧？”小王一愣，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知趣地换了一个话题，聊起了他在纽约这两年的感受。纽约不像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样：的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纽约人真不错，好像都很“天真”似的。我说纽约人是美国人中最不“天真”的了。他还说要是911或这样大停电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还真不知会怎样呢。Susan说她真想去中国玩玩儿。前几天，她正好参加了一个会，谈到她公司今后的一些项目会在中国开发，希望能有机会被派去。我们就这样说说笑笑，倒也不累。一路上，看到不少义工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有些人从家里拿出水来分给大家，还有一些南美人在街上跳起了拉丁舞，好似过节一般。
附录（2）
八点左右，Susan回到了她父母的家。我们和她道别后又走了半小时，我的家也到了。我和小王交换了电话号码，说了声：“再接再厉！”。
隔壁的意大利老太一看到我便说：“No Light。”（没灯了）。我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No Power。”（没电了）。接着听到小玲在窗口叫了我一声。“有什么吃的吗？”我在门外喊了一声，真是饿了。进屋一看，只见锅碗瓢盆里都装满了水，可能是小玲怕一会儿再断水。小玲说：“你总算回来了，没事吧。”我稍稍讲了一下情况，又问道：“吃什么？”“先把那盒HaganDazs吃了吧。”噢，想起来了，为了保持体形，很久不敢碰冰激淋了。前一天刚买了两盒想解解馋的，要是放在平时，我俩可以吃上一星期。可没了电，又不想浪费，小玲已经吃了一盒，说是这辈子再也不要吃冰激淋了。剩下那盒是咖啡味儿的，几乎化了，像冰咖啡一般，我一气喝了下去。第一次这样吃HaganDazs，好像还不错。什么东西都是在没有了之后才会感到它的珍贵。电，平时我们“Take it for Granted”（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卫生间的开关用手一拨，五个灯泡齐放光明；一进厨房间两个日光灯同放异彩。直到没有了电，才知道多么的重要。没了电，好似回到了十八世纪。几乎所有的电器都不工作了，只有我的手掌电脑可以无线上网。因为知道现在国内的媒体对美国的事件特别感兴趣，这么大的事情一定会报道的。我休息了一会儿，赶紧给国内的一些亲友发了几个电邮，让他们转告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切平安。一夜没睡好，用Discman听着广播，那还是我前些日子为了跑步买的。此刻倒派上大用了。
凌晨三点，我起来上厕所，突然听到了电
冰箱的声音，电来了……
大罢工／小玲／
第一次亲历公交系统大罢工是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那是1999年4月19日，星期一。
那次历时两天的七千七百个工人的大罢工，迫使八十万多伦多人寻找另类的交通工具按时上班，我和思进就在这八十万人之列。除了接送透析病人的车没有参加大罢工之外，连为残疾人服务的公车都不运作了。我们庆幸当时住在市中心，我和思进的另类交通工具是我们的四条腿。思进到公司不过走二十来分钟，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坐地铁只需二十分钟，我却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公司。不过比起五十万超额的汽车在拥挤不堪的公路上爬行，市区停车场飙升的停车费，我还是幸运的。
我和思进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儿，感觉挺新鲜。罢工的第一天，当我走在上班的路上，兴致很高，一心想快点儿到公司。四月天在上海和纽约或许不怎么冷，可在多伦多却还是北风瑟瑟。我迟到一个小时进的公司，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血色好极了。老板Mike见了我，不但没有责备，还亲手冲了杯咖啡送到我手里，使我受宠若惊。晚上下班前，公司同事们自发性地举行Car Pool（“拼车”），我搭载他们的车回到了家。那两天，我和思进懵懵懂懂的，这到底是唱地哪一出戏啊，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大罢工就结束了。过后我们才知道，加拿大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过去的十年内，薪资处在冻结和裁减中，比照其它部门，实际薪水不升反倒直线下降。公交系统属公共服务部门，合约三年一签。大罢工为的是在签定新约时，薪金每年增加百分之三，或者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六。当时，省政府没有通过制定法律来中止罢工，而是通过谈判满足了工会的要求。没过多久，地铁票价大幅度调高，罢工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大众，他们有气只能在大选的时候出在一部分政客身上。
2002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是我在纽约亨特大学第二学期大考的最后一天，考试课目为《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史），纽约公交系统计划在那一天举行大罢工。在最后一堂的复习课上，同学们都很紧张，假如赶不上考试，那该如何是好？有的同学打算等罢工后来学校补考。我们的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博士Mr。大声向大家宣布：“Youd better e to take this final exam。I am going to Beijing right after your exam and I wont e back！ Please be noticed！”（“你们最好来参加期末考试。请注意，一考完试我就要去机场，飞北京，不会回来了。”）课堂里一下子炸开了窝。好些中国同学窃窃私语起来，他一个老美，不好好儿地呆在本土过个圣诞平安夜，飞到北京去干什么？
我忍不住地问他：“Mr。 ，wh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先生，你去北京做什么？”）
“I am going to do my research paper。”（“我去北京做研究。”）
同学们都不说什么了，他为工作，放弃了美国人全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换了我，一定会过了节才走的。被他的行为所感染，大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