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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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 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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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going to do my research paper。”(“我去北京做研究。”) 
  同学们都不说什么了,他为工作,放弃了美国人全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换了我,一定会过了节才走的。被他的行为所感染,大家私下都做好了准备,就是走也要走到学校,按时参加考试。幸好二十三号那天,大罢工取消了,所有的纽约客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教授也按时坐上了飞机。不过,紧接着一连串的地铁票涨价,把纽约客刚刚松了的气又提了起来。一点五美元的单程票涨到两美元,四美元可以用来坐一天的车票(Day Pass),涨到了七美元一张,月票从七十涨到了七十六美元。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的新闻采访,反映了民众愤怒的抗议声,官司打到了纽约州最高法院。从大众身上刮去的钱,岂能轻易地再还回去,一场沸沸扬扬的涨价案,最后以原告的失败而告终。我那时还是个大学生,原本就不赚钱,刚刚吞下涨学费的苦果,这下子,又得吃涨交通费的黄连了,真是有苦说不出。 
  想不到,三年前地铁票涨价的阴影刚刚淡漠,这次工会来真的了,不达目的不罢休,不但要求涨薪水,还要求修改福利政策。国营大都会运输局(MTA)同意三年加薪105%(第一年4%,第二年35%,第三年3%),为期三年;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从五十五岁调改到六十二岁,而运输劳工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要求薪水每年涨百分之六;从五十岁就开始领取退休金。该工会主席杜森在美国东部时间二十日凌晨三点正式宣布,由于与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的新合约谈判破裂,工会投票决定纽约市地铁、公车即刻停驶展开全面性罢工。拥有三万三千名成员的工会员工当即停止换班,纷纷离开了工作岗位。 
  纽约市长彭博十五日已签发行政命令,纽约市交通系统一旦罢工,将进入紧急状态,并在电视台广为宣传Contingency Plans(紧急应变计划),多项限制车流量措施由此产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五点至十一点强制实施共乘制,即汽车必须载满四人以上才能进入曼哈顿九十六街以南区域(交通繁忙的商业街);卡车不得在这段时间进入曼哈顿;允许计程车在有客人的情况下搭载额外的乘客;洋基和榭亚球场设置乘客共乘停车专区;公立学校上课时间延迟两小时;曼哈顿第五大道和 
  麦迪逊大道部分地段封闭,只允许救护车等紧急车辆经过;部分桥梁和隧道车道下班时段全部改为离开曼哈顿方向;北方、长岛、PATH等铁路干线及水上交通工具,增加接驳车辆及加开列车。 
  纽约市每天利用地铁、公车的通勤族高达七百余万人次,这次“非法”大罢工,纽约客二十日早上起床后,面对的是自行车任意穿越在漫无天际的交通壅塞中;人潮在零下五度的寒风中,不断从桥的另一端涌入曼哈顿区;百老汇秀不到一半的人来看;很多商店老板等不到员工来上班,像中城的星巴克咖啡馆,都紧闭大门。 
  说它非法,是因为纽约州在1966年交通罢工后制订“泰勒法案”,规定公共运输工人等公务人员不可罢工,否则罢工者每罢工一天,就要损失两天的薪酬,相当于全年薪水的百分之一。这是纽约市继1966年、1980年后第三次交通大罢工,前两次分别持续了十二天、十一天。不知道这次又将持续多久。 
  第一天,纽约客有些慌,但是不乱。思进早做好了准备,把闹钟调整到早上七点。他起来后打开电视机,知道该来的免不了的还是来了。自从亲历了911和纽约大停电,我们搬到了曼哈顿中城的罗斯福岛。岛上交通方便,除了有地铁、公车外,还有大缆车直通河对面的曼哈顿。这次大罢工对他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地铁公车不通,他坐大缆车,五分钟到了对岸,再走几条街就到了公司。可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人不得不另辟蹊径,步行、骑自行车,以及开着车在曼哈顿周围绕圈子的不计其数,我们的朋友小莺和莉莉就是最好的例子。 
  七点半刚送走思进,住在布鲁克林的小莺的电话就进来了,她慌慌张张的说:“小玲,快打开电视看看怎么回事啊,我从六点到现在,还不能进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上汽车排长队在等,很多人呢!” 
  我马上告诉她:“快找三个人坐进你的车厢,否则要等到十一点过后,才能让你进曼哈顿,他们大罢工了。” 
  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市长彭博,正带领部分市府人员步行穿越布鲁克林桥,到对岸市府上班的镜头。桥长有Two Miles,需走四十五分钟,桥面上已经有义工为 
  步行者递上了热巧克力。主播提醒观众,不要像市长那样不戴帽子,现在是零下五度,步行去上班的市民,一定要保暖穿戴,换上走路的球鞋。主播的话也提醒了我,莉莉住在皇后区,她将怎么去上班呢?我抓过电话打了她的手机,没人回话,我录下留言就挂断了。 
  八点整,思进来电话告知他是全部门第一个到的,很多事儿等着他处理,让我放心。心里惦记着莉莉和小莺,我又盯住了电视机屏幕,以得到最新的信息。九十六街百老汇大道的警察,拉起了非常警戒线,严格执行市长的命令。从直升机上看到的纽约,各条公路的汽车就像火柴盒,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伍匍匐行进。 
  九点钟,莉莉回电了,她丈夫David是公司经理,改为在家办公,而她正在排队等长岛火车,队伍长达十几条街,像蚂蚁走路那样慢。第二天早上,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在零下五度的冰天雪地里,她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坐上火车,中午十二点半到的公司,脚趾差点儿冻掉了;她现在又在排队了,天知道还会等多久。听她形容周围的人倒没有怨声载道,这就是做New Yorker(纽约客)的命,他们认了。有个人说:“比911的时候强多了,没有生命威胁!” 
  十点左右,小莺又来电话了,她形容唐人街比911还糟糕,马路上空空荡荡,生意冷冷清清。她公司的货车无法在十一点以前,进入曼哈顿装货,耽误了蔬果按时送出曼哈顿以外的超市和店家。第二天,她和公司员工早上三点就起床了,要赶早在五点以前进入曼哈顿。四点的时候,路上车已经很多了,一路上看不到一家咖啡馆开门,好不容易在唐人街找到一家,进去一看,坐在那儿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几乎每个人都是三点多就起床了。不上班,老板不炒鱿鱼已算客气,拿不到工资用什么过节啊! 
  中午,市长彭博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责罢工人员的自私自利行为。每罢工一天,纽约市的经济损失将在四亿到六亿美元之间,第一个星期将损失至少十六亿美元,许多小公司会为此而关门,员工会因此丢了饭碗。他宣布了州最高法院对工会非法罢工做出的裁决:每罢工一天,将罚款一百万美元,从罢工当天算起。 
  第二天,州长普塔基召开记者会说:“谈判必须建立在复工的基础上,You cannot walk and talk at the same time,在非法行为中得利。纽约客会调整自己,他们不会屈服,他们会坚持到底。”市长彭博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工会的罢工给人们带来了无法预料的损失,我会恳请法官不把他们送入监狱,罚款已经够了。” 
  工会领袖罗杰图桑(Roger Toussaint)在宣布罢工时对记者表示,“交通从业人员厌倦了不被感激与尊重”。有人不禁要质问:在圣诞节前夕罢工,损害公众利益,把公众当人质,这是尊重人的行为吗? 
  目前,资方大都会运输局(MTA)和运输劳工工会(TWU)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的意思,大罢工何时才结束呢?就像有个孩子说的:“Santa Clause might not be in town this year!(圣诞老人今年恐怕不会来到纽约了!)” 
  2005年12月21日 
  又及: 
  罢工第三天。早上十一点,纽约客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双方重又走上了谈判桌,Thank God! 
  民意和法律的力量,迫使运输劳工工会(TWU)同意罢工人员先回到工作岗位,然后再回到谈判桌上较量。下午两点多,TWU执行董事会表决以三十六对五票,宣告罢工结束。市长签署的Contingency plans(紧急应变计划)在当天半夜时分正式取消。 
  “Breaking the Law is not the wise decision!”(“犯法决不是明智的决定”)这是普通民意的声音。州最高法院宣判的重罚,也是缩短持续了三天罢工的重要因素,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惩罚,而是提醒人们必须“Obey the Law(服从法律)。”“No one can break the law!”(没人可以犯法!) 
  代表纽约市民利益的市长,以及代表三万多工人的工会领袖,在这次罢工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赢家。罢工人员兴高采烈地响应工会的号召,回到工作岗位,让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回到谈判桌上,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当电视台的“Breaking News”播出让他们复工的消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We ready to Roll。”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也需要Paychecks;“Tomorrow is Friday! Its a Payday! ”(明天是星期五,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 
  纽约客的噩梦即将结束,今晚是最后一天头顶寒风走回家。但愿这次罢工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最后不要再转嫁到我和思进这样的纽约客身上。每次这个城市遇到危机,可爱的纽约客总是勇敢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被打垮过! 
  圣诞老人仍然会光顾这个不眠之城——纽约。 
  2005年12月22日 
  “同桌的你”——记我的老同学张瑜/思进/ 
  几年前的一天,我和太太小玲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餐馆吃饭,不经意间一首歌从远处飘然而至:“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听着这首歌,小玲好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同桌。这一问,霍然打开了很多儿时的记忆,我的思绪不禁又重新回到了那遥远的少年时代,那久远的往事清晰的映入眼帘。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同桌,她就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影视演员和制片人——张瑜。 
  我和张瑜是上海华二小学、华山中学的同学。在华二小学时我们还曾经同桌了几年。那时我是很调皮的,没少对张瑜搞“恶作剧”。记得素以假小子著称的她,有一阵子居然也留起了长发。她那飘来飘去的头发令坐在边上的我颇感碍事,又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一天,我“灵机一动”,趁她不注意,把她的发梢扎在了座椅上。下课铃一响,我“幸灾乐祸”地看她站了起来,那椅子也就一块儿跟着“站”了起来,她的脸憋得通红,全班同学都笑得直不起腰。我也为此受到了“惩罚”。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命我写了份检讨向张瑜赔礼道歉,还让我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宣读。 
  我和张瑜还常常会为了维护各自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展开辩论,小小年纪的我们仿佛棋逢对手,各不相让。当谁都说服不了谁时,怎么办?我们就在座位上画一条“三八线”,做到不相往来互不干涉,谁都不要逾越它。当然,如果我们和好了,那条线也就不存在了。有一天上书法课,我们课桌上是砚台、临帖、水杯、纸,东西摊了一大堆,写字的空间就相对地小了许多。要想写好字,就得姿势坐正,双手撑开。那天,我们刚画了三八线,为了不让她得第一名,我就毫不客气地紧盯着那条线,严密“坚守阵地”。这次恶作剧是以我的胜利而大功告成;不过,我至今都还珍藏着一张我“荣获五好战士”的奖状,奖状上的字就是张瑜的“墨宝”,还是隶书的呢。 
  我们那时正处于“文革”年代,精神食粮极度匮乏,中外名著几乎在 
  图书馆、书店里绝迹。我们班同学的父辈中不少是“右派”、“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大都被抄过家,可每家都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张瑜便牵头搞了个“内部”图书俱乐部,以便大家分享有限的资源,参加的人不用付会员费,但至少要贡献十本书。多亏了那个“俱乐部”,我们有幸读到了当时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由此可见,张瑜从来都是个精神生活的追求者和耕耘者;今天的张瑜,她的艺术生命精华在慢慢沉淀,人生境界也越发超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高。我以我的方式在生活、净心、修行,在不断寻找通往福祉和宁静如泓的博大彼岸。” 
  小时候的张瑜是好动的。学校的运动场总能看见她的影子:跳高、跳远、短跑、长跑都是她的强项。她游泳就更棒了,我曾和她一起游过一千二百米,横渡了黄浦江。但我和学校许多男同学在参加静安区举办的游长江训练时被淘汰,而她却代表我校参加了畅游长江七千米!我们大家都以她为荣,但又流露出些微的“嫉妒”。记得有一天,看见张瑜又再现于只有男孩子才玩儿的单杆上,我没顾后果,突然站在她旁边吼了一声,害她差一点儿从单杆上掉下来,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但是,在我们几个斯斯文文的“黑五类狗崽”们有一次被几个校外流氓欺负时,张瑜竟然挡在我的前面,将他们喝退。那临危不惧、好打抱不平的劲儿,颇似梁山好汉,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有了今天的张瑜“挺身而出”“一掷千金”;使上影集团顺利地拍成了文化历史大片《鲁迅》。这也是张瑜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的具体的体现。张瑜从小就展露出了文艺才华。印象中她在学校的女生中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但一上舞台她却是最耀眼的一个。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个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参加宣传演出。一次野营拉练到了上海郊区,晚上给当地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除了我和王征宇演了个相声“帽子”、小徐表演了个笛子独奏外,其他的节目几乎都被她一个人包了:唱歌、跳舞、朗诵、唱样板戏……在华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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