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方面将扶苏外放北方监军,一方面遗诏让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这说明始皇心里是基本承认扶苏的仁政国策,但不允许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来推翻自己之前所定的国策,这仅仅是因为始皇的“刚毅戾深”罢了。尽管始皇在巡游天下时到处留下的石碑上大量刻写自己的武功,以期永垂不朽——但他毕竟知道治天下与取天下不可同日而语——秦自商鞅变法,已历一百三十年,关中已经完全适应秦国的严法酷刑——但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则根本就是持强烈对抗态度。秦法如何严酷法?先秦古籍已经记录了其中许多重大内容,三十年前出土的湖北睡虎地秦简也记录了秦法许多细节之处;我这里只说一个历史细节——就是陈胜吴广起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期,法皆斩”(《陈涉世家》);因此二人才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亡指逃亡(汉高祖刘邦作泗水亭长时,也因为自己押送骊山之徒多道亡,结果自己也只好逃亡求生);死国者,求取帝王将相者也。
我们想一想,以当时的道路条件,仅靠 11路,失期自然是最为正常之事——然而“失期,法皆斩”这样的严法有几个人能够忍受?结果不是逃亡就是反叛——我想绝大多数人宁愿采野果或以偷抢为生,或铤而走险反叛政府,也不会将自己的脑袋再乖乖地送给法吏让他们来砍头。这时候连坐制度已经起不到太大恐吓效果—— 因为许多情况下秦官员不知道这些劳役者是否正常服役或已死亡或已逃亡等等。刘邦跑了,但他的家人一点没事——相反吕雉还知道自己的老公逃回到自己家附近的山中,因此得以送食送粮。如果秦官员知道刘邦逃亡,甚至是主动放其它服役者逃亡,那么刘邦家人个个得有连坐之罪(当然得排除如萧何者这样知情不报的特殊情况)。
扶苏说“天下不安”,他说的仅仅是些儒生吗?当然不是,而主要是六国贵族尚存的强大实力与影响(陈吴二人起事托以项燕之名、以“大楚兴”为口号;范增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都完全证明了关东六国的强大影响力),及民众不堪秦暴政的反抗力量。如何巩固秦帝国政权,这是每一个秦国执政者最为关心的。除了“车同轨,书同文”这样公认的治国措施外,在国家制度上,在法律实行上,秦帝国众多精英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最终决定权则在始皇手中。象著名的郡县制与封建制之争,大家都已是耳熟能详,李斯独建奇策,力排封建而议建郡县,始皇用之。统一法律当然必不可少,但关键不是法律的天下一统性,而是其定法尺度——即能否用与以前同样或更加严酷的法律来运用于刚刚统一,法制基础薄弱,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对秦政权充满仇恨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象周灭殷朝后那样,宽刑简政,与民生息;缓解各方面尖锐重大矛盾;还是象历史事实那样,继续实行在关中被证明完全可行的严法酷刑;同时劳役繁重,税赋暴敛等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大秦帝国避免灭亡的希望如何破灭:扶苏之死(2)
显然扶苏(包括后来杀赵高的秦王子婴)为以史为鉴派,认为虽然秦法可用于关中,但未必可用于关东六国。事实上关东六国虽然也是法治为基础,但法律的严酷完密性远远不如秦国,因此动辄重罪获死的秦法确实无法让关东诸国民众在短时期内适应,毕竟秦之关中已有了一百三十年的苛法酷刑实施历史——从商鞅变法到一统中原。秦统一天下,至始皇死,却才十余年时间。后来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扶苏的国策观是完全正确的——秦帝国确实亡在了酷法暴政上面。同样统一天下,为什么西汉能够长治久安,而秦二世而亡——最为重要与主要的原因不就是这个仁政与暴政之区别吗?(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绛侯周勃驰入北军之时,“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厚重少文的周勃,遂与其它重臣一起,以此粉碎了吕氏试图发动政变的计划(《绛侯周勃世家》)。这就是民心,与秦末天下纷起反秦根本就是天壤之别的二种情况)六国贵族想反是很正常的逻辑发展结果,那么那些陈胜吴广者,那些蜂起起事之平民者,使他们不畏死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因为酷法吗?既然无法活下去,老子就反了吧。横扫中原时强大得让人望而生畏的强大帝国遂三载而亡。
然而扶苏最终自杀而死,被一个名义上的始皇诏书(当然扶苏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伪诏)赐死。诏书上给他列举的罪名是:“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而事实的真相是,始皇死于巡游途中,遗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实际上已立扶苏为太子。赵高就对李斯说过:“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当然不排除遗诏未明言,但逻辑发展必然如此的可能性;而赵高说“立为嗣”只不过是提前说明白而已。他对胡亥也说过类似的话,开始时胡亥还是听天由命,不存非份之想。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个人认为他是怕太子对其地位产生威胁);但他的遗诏却是最为明白与权威的旨意,扶苏正常逻辑下必当为秦二世皇帝。然而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一个改变秦帝国及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赵高。赵高不是太监,而是宦者,宦官——在皇帝身边的随从官员,相当程度上接近于今日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当时的官职是中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即掌皇帝文书玺印。
赵高为什么要乱秦亡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他于秦始皇死后所做诸事的最终客观结果或说目的就是乱秦亡秦,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自己想称帝吗?《李斯列传》中有他想称帝未成功的记载,但我自己综合考虑了诸方面情况,认为他当时想称帝的做法并不一定是一个长远战略的必然发展结果;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也不展开讨论之。我们看到的是他主动向公子胡亥提出篡位建议,并以战国纵横家的滔滔辩才先后说服了胡亥及只想长保富贵的丞相李斯。一代雄杰李斯竟然被赵高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我们读赵高说辞,无愧于任何一位战国纵横家,其危言耸听之程度实在是直指人心,让对方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实在是太惊心动魂。
接下去我们就必须说到扶苏的死亡,因为这是他的个人命运悲剧,也是一个强大帝国的历史悲剧;确实如果扶苏成为秦帝国二世皇帝,或许中国历史上会再出现一个盛世与明君。在帝王制度之下,一个皇帝自己的贤德与否,才能高下,实在于国于民太为重要。为什么一个公认贤仁公子竟被赐死?原因很简单,就是权力的诱惑。我们无法从医学上证明始皇之死是不是偶然,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如果始皇崩于秦帝国首都咸阳,那么胡亥、赵高及李斯篡位夺权的阴谋几乎不可能产生—— 因为那是阳光下的权力更替;而不是历史事实那样:“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赵高语)。因为始皇专权独制,因为扶苏仁勇直谏,因此扶苏被贬于外的命运乃是必然;然而始皇崩于巡行途中则是历史的偶然;赵高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偶然——这样的奸雄并不是每朝每代都有的。李斯选择秘不发丧,飞速返回咸阳是必然,而赵高主动向胡亥提出篡位建议则是偶然。这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是胡亥首先有篡位企图,而是赵高主动提出来的。一切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就在这个人的野心、智慧与雄辩天才身上。
胡亥是为了皇帝宝座,李斯是为了长保权位,赵高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是权力,但又是什么权力?郎中令,御史大夫,还是丞相之位;或者说是皇帝玺印?——也许当赵高面对那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之时,他就在等待机会了——而始皇崩于外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机会。如果扶苏成为皇帝,赵高认为自己再上层楼的机会将微乎其微,更不用说丞相甚至皇帝宝座。好了,我不想再称赞赵高的智慧,他实在是太出色了——说动胡亥易,要想让李斯坐上同一条船就太难了。然而赵高做到了,他成功了。
大秦帝国避免灭亡的希望如何破灭:扶苏之死(3)
接下来,扶苏就必须死。那么我们能够说扶苏能够不死吗,即为什么三巨头必欲置扶苏于死地?既然一切都是秘密的,即只有88+1人知道始皇之崩;只有三人(或88+1人)知道始皇将传位的对象——那么矫诏立胡亥不是已经达到篡位目的了吗,为什么还要认为扶苏是最大的政敌呢;他不是仁吗?既然赵高可以先书始皇之真诏,那么他再写一封立胡亥为太子的矫诏不是也有足够的权威吗?如果赐扶苏一死,反而不是自露破绽吗?蒙恬就曾经向扶苏提出过诏书的可疑性——而天底下也有太多的人知道扶苏死得蹊跷死得冤枉。陈胜曾说:“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陈涉世家》)显然主要理由还是三阴谋者认为,就是有名义上名正言顺的始皇遗诏也还是不保险,要大受怀疑;立嫡以长确实在春秋战国及秦国已经成为宗法制度之主流。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秦帝国朝野上下,主流都是认为扶苏是太子的最大或唯一热门人选(这里也不展开讨论)。斩草除根,一劳永逸——从肉体上抹掉最大政敌,这是三篡位者的共同想法;死者是不会与活人争夺皇位的,尽管这个将死之人很可能根本没有夺位之念。
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扶苏一如对手所愿,自杀身亡?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单纯,他懦弱——这种说法太可笑,可笑的简直不值得一驳;可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从历史爱好者,到专家都有太多的持此观点者。胡亥对赵高建议其篡位之初,曾经这样说过:“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这是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扶苏的评价,更是对父皇秦始皇帝的评价。始皇的智慧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那么请问:自以为功过远古帝王的始皇帝,同时想让秦帝国百世万世传承下去的始皇帝,会选择一个懦弱者,一个单纯者(在政界,单纯是弱智和昏庸的代名词)接替自己,来执掌这个庞大帝国,这个危机四伏帝国的最高权力吗?始皇对危机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太多的刺杀、反叛、刻字之石及异象,都证明了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强烈的反秦意识与行动;不过他认为自己及继任者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来面对和应付罢了。六国之强,尚不免于亡;现在反叛之难更可以想见。当一心想长生不老的始皇面对“今年祖龙死”的异象,他也只能“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临死年他将巨大的权力、责任与希望都交给了扶苏,一个自己不喜欢其直言敢谏,却不得不承认其忠言良策大善的儿子;而且扶苏是长子,无可争议的传位第一继承人。
许多人看到了史迁记录的扶苏之泪,泣者,大哭矣;因此他们说扶苏软弱、愚蠢,没有魄力,没有野心,没有智慧——可是一个弱者会流泪,一个强者也会流泪;一个愚者会流泪,一个智者也会流泪;一个恶者会流泪,一个仁者也会流泪。自杀不是懦弱,对一个强者来说,而是最大的坚强——一个人生命都可以舍弃,这不是最大的勇气?扶苏之贤之才之仁,始皇知,胡亥知,赵高知,蒙恬知,陈胜知——可就是许多无法名载史册的人不知——这才是真正的悲哀,井蛙不可以语天,夏虫不可以语冰,此之谓欤?我们中的许多人以为自己太具智慧,因此对于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论,总是可以见到太多这样真正弱智与可笑的言语。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读史不是这样读的——面对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具智慧的先人,我想我们还是有些自知之明吧,不要妄议智者、仁者与强者,否则将会闹出太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什么叫魄力与野心——在许多人心目中,起兵反叛就是如此;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值得肯定的,自杀却不可取。可是他们知道扶苏为什么要自杀吗?我只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永远理解不了申生之死,理解不了伍尚之死——更理解不了士为知己者死。也许在他们心目中,王莽是有魄力的,隋高祖也是有魄力的——因为他们篡位,由臣子而至皇帝;隋炀帝也是有魄力的,因为他弑父皇而篡位。一个北监名将蒙恬,力抗强敌匈奴(匈奴此时正处于其历史最鼎盛期);天下皆知其贤其能其仁的公子,竟然被许多人说成懦弱弱智愚忠,我都不知再说什么好,该说什么呢?
我曾经分析过扶苏面对此诏书的三种最大可能性。当你是扶苏,突然间接到这样一份赐死诏书,你会怎么想呢?扶苏脑子里想到的首先就是如果诏书是真的,那为什么父皇要赐自己一死呢?那么只能认为始皇已经选定了太子;继位者不是他,因此始皇想替未来的皇帝除掉潜在最大的政敌。以始皇的性格是完全可能这样做的,这是扶苏的观点,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正常逻辑推论。至于诏书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赐死之罪是给天下人看的东东而已,不评也罢。其次,始皇自己面临危险,对手正是他的一个或几个儿子(具体是谁当时不知道;不可能单单是大臣作乱,否则就需要公子们相助,而不是诛杀),因此始皇不信任他的儿子们,因此想杀天下众望所归的长子扶苏。再次,始皇已死(或自然死亡,或被害死),新君想除掉自己这个最大政敌(矫始皇诏)。新君的继位合法性未知。这正是历史事实(不过胡亥继位之不合法,后人知道,扶苏仍然不知道)。当然也存在始皇未死而新君已继位之可能性,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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