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向以金融壁垒森严著称。美国设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把外资银行排斥在主流业务之外，如《银行持股公司法》、《银行兼并法》、《银行控股权变更法》、《州际银行法》、《国际银行法》、《金融机构现代化法》和《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等，2007年7月又通过《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数目从8个扩大到11个，金融机构自然成了重点领域。2008年4月2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严格的《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外资若想在美国得到“国民待遇”，是非常困难的。反观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草根阶层的质疑声一片，认为设置过于宽松：将外资控股的条件设置得过低和明确，同时将外资控股的审批权放在中国银监会也有不妥之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银行从来未被外资控制过。在英国，没有外资能控制英国银行；在法国，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8家为国有银行；在日本，90％以上金融股权在本国手中；美国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叫得最响亮，但美国最大的9家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全部由美国资本控股。美国对本国金融业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通过制定《外资银行监管促进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种种法律限制使外资银行没有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美国监管机构使用一套几乎不透明和主观的标准，来确定外资并购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外国资本持股美国企业超过10％的，须经由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基本上通不过，以至于在现实中外资并购的交易都控制在10％以内。
2008年美国出台的《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对外资收购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规定：第一，只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外资的投资目的存有疑虑，不论其入股多少都可以对交易进行审查；第二，打算收购美国敏感资产的外国投资者，将被要求呈交关于以往在军队及政府部门服务的个人信息；第三，一旦外资收购交易被裁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相关外国企业可能面临高达数千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赋予外国投资委员会被赋予对已完成交易的外资并购的重新审查权，这更加大了外资并购美国企业的潜在风险，而美国则可以随时取消或改变已达成的出售协议。 。 想看书来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4）
在外资监管方面，美国总统具有最终裁决权，保证了权力间的制衡，降低了外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美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技术规范与股权比例上也有明显的限制。如规定：在美国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的外资银行，在取得一家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5％股权之前，必须得到美联储的批准。其次，外资拥有一家银行不少于25％的有投票权股份，即被定义为收购。无论新建子行或收购银行，外资银行母行均须事先得到美联储批准。相比于美国，中国在加入WTO时，为何要对金融开放做出过多的承诺？
3。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
美国独立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迈克尔？赫德森先生曾对美国金融霸权做出深刻的分析。他在被美国政府禁止在日本出版的著作《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一书中指出，美国金融霸权有四大支柱：一是以军事、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力量；二是美国的货币帝国主义；三是美国的资源帝国主义；四是美国的农业和粮食战略。此外，笔者认为，美国政府深受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影响，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灵活地运用“投资银行思维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07年春天，笔者就写了一篇文章《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对此做了如下揭露。
美国是当今世界霸主。一定程度上，即便是日本、欧洲、抑或崛起中的“金砖四国”，都难以单独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上，甚至还表现在文化上。美国之所以称雄于世界，归根到底是由其强大的金融实力决定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初步奠定了霸主基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虽然美国经历多次冲击，也曾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霸主地位至今依然牢固。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是地地道道的“资本运作”高手；换言之，美国擅长运用“投行思维”。美国用投资银行思维方式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可谓是得心应手、屡试不爽，总在困境中化险为夷，顺境中乘风破浪。
投资银行是指资本市场中提供资本运作服务的金融中介。相对于商业银行的保守，投资银行更加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前者主营存贷款业务，提供间接金融服务；后者主营证券业务，提供直接金融服务。直接金融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信息充分披露条件下投融资双方自担风险，也就是说，投资银行主营业务为“雁过拔毛”，自己较少承担风险。但要将“雁毛”顺利收于囊中，就必须善于“运作”。 所谓“资本运作”，本意是指对资本的专业化运营和管理，包括融资和投资两个方面，即“把钱借进来和投出去”的意思；但是投资银行玩的都是人家的钱，一般较少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这里的“运作”，字面上是“中性”的，不知何时开始有了“贬义”，这已无从考证。
资本运作的典型形式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并购（M&A）。为了顺利开展IPO和 M&A等业务，投资银行往往要对企业实施“重组术”。“重组”具体表现为核心业务“分拆”和不良资产“剥离”等形式，表面上是资产重组，实际上是利益重组；即通过重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进而重组当事人的利益结构。此外，投资银行还常用“分散”和“对冲”等手段进行资产组合风险管理。有时，投资银行也“操纵”市场，以获取超额利润。尽管“操纵”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但总是屡禁不止。因此，所谓的“投行思维”，无非是金融巨头凭借资本优势，灵活实施各种“资本运作”技巧、获取垄断利润的思维。这种思维，既可作为进攻性武器，也可作为防御性手段；扩张时能用，防守时也能用。 。。
二、美国金融霸权中的投行思维（5）
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投资银行王国。经过200多年的演变，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以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资本市场上，投资银行是灵魂、核心和枢纽；一定意义上，投资银行也是美国国家机器的灵魂、核心和枢纽。在美国，投资银行作为一个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仅云集了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广泛应用各种先进科学方法，例如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等。但奇怪的是，在美国很难找到一本《投资银行学》教科书，原因据说是华尔街宁可口口相传，也不愿意留下文字而泄露商业秘密。
的确，华尔街有着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从华尔街到华盛顿，有着无数或明或暗的通道，投资银行家们经常在政客和金融家之间不停地转换角色。通常情况下，世界银行行长、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人选，要么来自投资银行，要么来自国防部。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就是明证。“今天是行长，明天是部长；今天是部长，明天是行长。”——80多年前列宁抨击金融资本全方位渗透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时描述的情景，依然是当今金融帝国的真实写照！
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世界。在美国这部精密的国家机器精心运作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后，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意志。美国长期实行“双赤字”政策，国民储蓄率近乎为零，但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凭借其金融霸主地位，毫不吝惜地消费着穷国提供的廉价商品和资本。
在全球化旗帜下，国际垄断资本几乎渗透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美国打喷嚏，全球就感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美联储主席就是“世界中央银行”行长，美元利率变动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贯彻其金融战略与政策意图。作为资本运作高手，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从来不做亏本生意。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资本市场为交战双方立下“汗马功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立即向百废待兴的日本和西德输送资本，帮助它们医治战争创伤。当然，美国在伸出友谊之手的同时，也为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一旦昔日盟友出现赶超自己的迹象，美国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打压。打压方式有时被掩盖得严严实实，有时也是*裸的。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冲击。国难当头之际，尼克松总统首先选择单方面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放任美元贬值，让全世界来分担风险。
而今，美国感到了中国的“威胁”，于是故伎重演，开始打“人民币升值”这张牌。当然，这些“伟大的博弈”主要是在经济金融领域里进行的。不过，美国也常有凶相毕露的时候，如美国多次发动中东战争，目的“既不是为了*，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建立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要发展资本市场，首先必须发展投资银行。日前，*总理在其发表的《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一文中强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此认识，实在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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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1）
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当今世界，美国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的全球剥削机制：一方面，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推“华盛顿共识”，控制债务国，另一方面，迫使全球国际收支顺差国加大了它们对美国政府的贷款。如果债权国不将其盈余储蓄输送到美国，购买国债，就会发生货币危机。这里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的本质逐渐败露，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随之出现。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华盛顿共识”也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前者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这一挑战是软弱无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挑战的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该理论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他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真正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的是 “北京共识”。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拉莫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在拉莫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受质疑的“华盛顿共识”。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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