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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2）
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中国在经历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之后，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与平等的发展环境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社会和谐、保护环境和惩治*。
这一模式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拉莫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国参与了40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东盟“10＋3”等。 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将逐渐取代“华盛顿共识”。
2。“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从本质上讲，“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整套经济改革“药方”。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华盛顿共识”不是主张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它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后，都立即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经济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采取“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而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因此，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很多国企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降低；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欧经济萧条和欧盟东扩，也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以上。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价格自由化方案。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意图刚刚显露、未及实施，就引起了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接连发生，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这一“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市场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稳定，又加快了学习与创新，成为“北京共识”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呈现出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的发展势头。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3）
3。“华盛顿共识”理论基础批判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种类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是唯一信息指标。
第二，均衡理论在市场中的表现，就是有效市场理论，这一理论也有缺陷。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上，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任一环节中断或出现价格波动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价格波动是衰减还是放大，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环境。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不能使经济稳定，反而引起价格螺旋式上升。
第三，西方主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公众可以精确地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地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针对各国经济危机，IMF提出的保守财政政策，更是违背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取得的历史经验，在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时期，削减政府开支必然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裁员，根本动摇了民众信心，使危机雪上加霜。全面私有化忽视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加大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另外，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无视金融服务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无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应该有别于普通工商企业。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高管人员仍然发放高薪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严厉谴责来看，华尔街机构的公司治理的确像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的：是一种荒唐的制度！
从中国多年的实践看，中国金融机构除了具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常规的公司治理机制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党委会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金融从业高管人员的党性教育和组织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打击了金融犯罪。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条成功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讲得不多，还不够理直气壮。美国和IMF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主导权牢牢地握在手里。当年欧洲欲推出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来极力阻止欧元诞生。实际上，美国是最不愿意改革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因为它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要求中国进行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稳定，而是为华尔街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
斯蒂格利茨曾经提醒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和创造就业。此时此刻，华尔街正在迈向万丈深渊，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蔓延，谁也不知道这个冬天到底有多长。此时此刻，人们开始质疑美国老师们传授的经济学金科玉律，这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华盛顿共识”最终走向破产（4）
顺便指出，中国有大批“华盛顿共识”的代言人，有时候这些人的表现并非羞羞答答，而是十分的彻底和露骨。下面是笔者在个人博客里的一篇旧文，再次刊出，以飨读者。
好一个“代表外资利益又何妨”！
搜狐财经名家博客登载了某副总编辑的博文——“许小年、谢国忠代表外资利益又何妨”——极大地刺激了笔者的眼睛。一口气读完这篇博文，我的脑海里立刻蹦出了两个字——“无耻！”
博文开门见山，高举“独立思考”的大旗，这与“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的“立场”一致。笔者拜读过谢博士公开发表的很多文章，发现其中确实有很多独立思考和予人以启发之处，但是即便谢国忠在摩根斯坦利就职之时，他也未敢公然宣称自己只“代表外资利益”。在“温情脉脉”的“独立思考”的面纱掩盖下，反映的是谢国忠的内心深处仍未泯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廉耻之心。相比之下，博文却*裸地扛出了“代表外资利益”的大旗，笔者见过无耻之人，但未见过如此彻底和露骨的。
博文指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救与不救，何时救，主政者本已心中有数。”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到底谁是“庸人”？在中国资本市场遭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难道这些人都是“庸人”吗？其二，博文宁可相信“主政者心中有数”，也不愿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不知道这里是盲目自信，还是故意地排斥老百姓的参政议政。
古人云：“拙者为政”，这一说法虽然偏颇，但在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实际当政者也未必一定都是“精英”。即便当政者是“精英”，是否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呢？更何况，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和转轨时期，客观上存在“政出多门”和“执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政府都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任何当政者都应该倾听人民的呼声。关心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事业，本属于老百姓的分内之事。孤立无助的中小投资者们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平台强烈表达一下“救市”的诉求，这究竟犯了哪家王法？这又妨碍了哪些人的利益？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汪精卫”们也代表过日本侵略者的利益，但他终究遭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
是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汪精卫”们应该有“代表日本利益”的自由，但是人民也有打倒“汪精卫”们的权力。事实上，“汪精卫”自始至终未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和“卖国”，而是对自己的卖国行为披上了一层“曲线救国”的*布。看来，汪精卫仍有一点“廉耻之心”，这是博文作者所不及的。
诚如博文所言：“让市场中多些不同的声音吧，让生活中多些不同的表达吧。我们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们要学会用道理说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一些人捍卫自己“代表外资利益”的权利时，请你们尊重我们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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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1）
1。“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9年1月29日，中国总理*在回答提问“您想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传递什么信息”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要加强合作； 这就是我向美国新政府发出的声音”。*总理提出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这一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可喜的是，在美国政治家中也有类似的认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最得力的两位美国官员，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从战略大局考虑出发的，“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的战略目标”。2009年1月16日，布热津斯基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题为《美中和睦，世界受益》。中国国家主席*发明了“和谐世界”的概念。目前，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思维已经放弃了全球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看法，转而关注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和平崛起”，同时寻求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种认识将有助于两国解决各种分歧和深化地缘战略合作。目前，中美之间所处的“金融恐怖平衡”状态，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补性，但是这种平衡是十分不合理的，也是非常脆弱和极度危险的。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其《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过日本“金融战败”的教训：“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这恰是因为美国在金融战场上‘战败’日本所至。”因为日本对外债权大多为美元资产，所以美国只要玩弄汇率，就可以轻易地减少自己的债务负担和扼杀日本国力，导致日本经济深陷多年的萧条之中。日本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回顾30年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了6次较严重的危机，即：1989年美国对中国全面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3年美国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问题挂钩、1995年*访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但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危机朝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并多次将两国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目前，双方已初步建立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沟通框架，不仅保持了原有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如两国元首经常见面和电话联系、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和中美军事热线等。这种机制化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中美关系正在逐渐走向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7％，2006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从存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