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他们不卖火腿奶酪三明治吗？”我问。
“哎呀，看你说的，”我们的总裁喊道，“这些三明治是付了钱的！我们不该把它们扔下不管是不是？”
私人飞机的租金可是每天35000美元的费用啊。
一个半小时稍过一点，飞行员拿来了我们的午餐，用胶带缠在一个纸制托盘上。此时咖啡已经凉了，威士忌酒已经喝空了。三明治味道不错。它们太不同凡响了。它们也是我吃过的最昂贵的火腿奶酪三明治。
我仿佛坐上了游乐场的滑行轨道，即使我想从上面下来也下不来呀。奢侈的生活乐趣无限，投资的金钱滚滚而来。我给自己买了一幢位于米德尔海姆雕塑公园对面的别墅、一辆不是最贵的次等贵的汽车和一块卡地亚金表，但钱还是花不完。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一位可能的买主，那人不仅对达利、还对钻石和美国房地产感兴趣。为国际投资俱乐部工作的一位金融顾问陪我一起去。这个家伙一星期七个晚上都去参加世界各地稀奇古怪的晚会，全欧洲自不必说，还有美国的甚至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结识富人。他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去搜寻拥有太多钱财的人们。
“我们走吧，”他说，“我们要去榨干他的睾丸。你会为干这种事趣味无穷而感到惊讶。”
“榨干他的睾丸？我们怎么做呢？”
“容易得很。抓住了一挤，然后猛地一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达利的骗局 二（2）
每个月，我都把五十万投资的美钞塞进一只免税商店的购物袋里，钻进我的车，开着车满欧洲转悠，从巴塞罗那到巴塞尔到科隆到阿姆斯特丹，在各个边界的兑换处，把美元换成西班牙比塞塔、瑞士法郎、德国马克和荷兰盾。这就是警方所说的洗钱。只有一次，法国宪兵拦住了我。幸运的是我设法为自己开脱，免去了大麻烦，因为在法国洗钱可以判处10年监禁，而且没有缓刑。
在巴黎，我买到一幅非常大的达利油画《委拉斯凯兹画室里的扭摆舞》，非常暗，呈棕色，脏兮兮。据说它描绘的是几张扑克牌。假如我以很快的速度连续眨几下眼睛，这些纸牌就开始跳流行一时的扭摆舞。至少这幅画有点想法。在我买了它之后，我连着几个星期不断地眨眼睛，可我却再也看不到那些纸牌跳舞了。是什么给了达利灵感，促使他画了《委拉斯凯兹画室里的扭摆舞》呢？这幅油画标出的时间是1962年。那一年，恰比·切克的《扭摆舞》在美国唱片销售榜上排在第一位，还赢得格莱美最佳摇滚表演奖。达利懂得如何显得很现代，如何与市场保持同步。
每次狂购乱买之后，我回家时车后行李箱里都塞满了达利的水彩画、小幅油画或铜版画、水晶玻璃雕塑和超现实主义达利铜马，重量几乎有1吨。那幅《扭摆舞》不适合装在行李箱里，得靠船运才能送到总统大厦。这些新进的货还是不够用，我需要更多的东西。为了在艺术世界把生意做大，我必须成为批量供货商。一幅素描、一幅水彩画什么的有时起不了作用。客户们排队等着，拼命想把他们辛苦挣来的灰色收入或黑钱处理掉。他们不想纳税，他们对银行不信任，他们为处理掉这些钱寻求帮助，而我真心地乐意帮他们的忙。
在一本国际艺术杂志上，我读到一篇关于某位有名望的法国商人的文章，这位商人与萨尔瓦多·达利和他妻子加拉签下了独家制作印刷品的协议。我穿上全黑的套装、带硬领的白衬衫，系上色彩斑斓的领带。我口袋里装满了不同面额的钞票。我跟他预约会面时间，然后坐上了去巴黎的快车。
对一个商人来说，即便是法国商人，吉尔伯特·哈蒙在塞纳大街的仓库也太寒酸了。这地方年久失修。哈蒙并没有在街面低层开一家高档艺术画廊，却开了一家快要散架的店铺卖二手冰箱。吉尔伯特· 哈蒙原来是矮个儿、胖圆脸的人，待人非常友好。他的衣着破旧得犹如他的仓库。
“我需要达利的作品，”我对他说，“许多的达利作品。”
“你带现款来了吗？”
我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
“你需要多少印刷图片？”
“一百？一百五十？三百？数量上会有问题吗？”
“问题？有什么问题？毫无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
他把我带到仓库后面遮住窗户的保险库。一扇钢门上链条呀锁呀插销呀各就其位。他掏出一串钥匙，至少用上五把不同的钥匙才打开了钢门的锁。他拉了一下悬在半空一个灯泡的链绳，保险库被照亮了。这里有小型的体育馆那么大，而且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俯视街面的窗户都关死了，并遮得严严实实。在老式木制货架—人们称之为“欧式货架”上，堆放着群山一般的纸张。各种类型的纸张，其中大多数是Arches型、Rives型和Jap·n型。我知道Arches型是法国制造的纸张，它呈温和的白色，具有平滑的表面，上面还有隐形的点状图案，非常适合于复制艺术品。跟Arches型一样，Rives型也是法国制造的，这种绒面纸张含100％的棉，最适合用于平版印刷乃至炭笔素描；每张纸上都有厂家水印凹凸标准印章。Jap·n型（法文的“日本”），是一种薄薄的、半透明、缎子结构的宣纸。据说这种纸能在一百年间崭新如初。质量上乘，至少纸张是上等货。
达利的骗局 二（3）
“它们在那儿呢。我的达利作品，”哈蒙说，“有30万件。足够满足你了吧？”
“它，它们是什么？”
“印刷品，”哈蒙说，“是用老式机器印制的艺术印刷品，上面都有亲笔签名。
每一版限印900张，其中20张有艺术家的证明书。尽管从理论上说你可以无休止地印制这样的东西，但印版已经磨损了— 坏掉了，因此画面不能再印了。虽说它们是批量印制的—要知道印刷品在19世纪就如同今天的录像带，但每个画面都忠实于原作，都是与如今挂在一流博物馆的达利真迹很接近的复制品。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美术画廊以每幅4000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美国的内外科大夫和牙医。想一想吧。”
我拿出放大镜，近距离仔细察看这个用纸张堆起来的喜马拉雅山。
它们不是原作，无法乱真。这些所谓的印刷品并不像旧时代绘制在石灰岩上和手工复制在印版上的那种东西。它们实在是工业化、商业性的彩色印刷品，很一般的四色复制品。这种东西可以印上几百万张。
对于艺术品购买者，在仿真印刷品和四色复制品之间并非仅仅存在词义学上的区别。前者也许具有实在的价值。暂且不论艺术家的才华如何，反正后者总是没什么价值可言的。我并不擅长数学，但也很快作了一次计算。“30万张印刷品乘以每张的价格4000美元。整笔生意的总额超过10亿美元！”我说着挠了挠头。这是一笔令人头晕目眩的钱数。
“不错，现在多拿出点现款给我看看吧。”哈蒙平静地说。
“我就不能去买假冒的达利印刷品？”
“假冒的达利印刷品？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的。每一件达利印刷品都有我亲笔签署的鉴定证明，还有达利的业务经理穆尔上尉的签名或者达利本人的签名。有了这样的鉴定证明，连最水的达利印刷品也能成为达利的真迹。”
“我要200件。”
“只要200件？”哈蒙显得很失望，“像个男人吧，要2000件吧。” 他说。
我叹了口气，“那么，好吧。”
“干得好，”哈蒙说，“你知道你来对了地方。我是欧洲唯一正式的达利印刷品经纪人，代表我的公司—文艺和技术公司。我获得了 50多幅达利最具超现实主义特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我的同事是达利的密友。他自己与达利连署我所有的生意合同。他不仅是达利的密友，还碰巧是加拉的情人。你知道加拉是达利的妻子吗？作为达利正式承认的经纪人，就那些限量版而言，我把自己看做是达利在全球的代理人。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甚至达利的祖国西班牙的艺术商人，凡想要达利亲笔签名的印刷真品，都得来敲我的门。难道这生意还不够大吗？”
我转动着眼珠。“达利现在已经70岁了，”我说，“等他老得不能再在你的印刷品上签名了，那事情又会怎样呢？”
哈蒙耸耸肩。“没关系的，”他说，“我跟达利的合同规定他可以用带有他拇指印的印章来作真迹鉴定，这个印章复制在每幅印刷品的右下角底端。按照这些合同，这个拇指印章等同于他的签名。你知道，我必须脑筋活络地在艺术品买卖中生存下去。几年前，我只卖冰箱和洗衣机。现在我也卖达利作品。你说说真心话吧，一幅达利的作品与一台洗衣机有什么不同吗？没什么不同。生意就是生意，交易就是交易。现在该多给我一些钱了。跟你说话得费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没有金钱，就没有买卖。”
达利的骗局 二（4）
我想我是个幸运的人。我感到庆幸是因为我的客户不只是购买艺术品，他们是投资者。他们不会知道一幅达利作品与一台洗衣机之间其实没有不同。
我没有讨价还价。我赶紧付给哈蒙钱，我们握手成交。
我迈着轻快的步子，沿着欧式货架一路走去，查看和选择货架上面的印刷品。每幅印刷品都呈现一个达利超现实主义的经典画面：弯曲的钟表、燃烧的长颈鹿、腿特别长的马和大象—它们腿细如蜘蛛，活像长了蚊子的腿。虽说有些色彩暗淡了，当然不像油画原作那么鲜亮，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达利那些闻名世界、印在每一本有关他的艺术图书上的杰作：《性吸引的幽灵》《加拉肖像》《醒前一秒钟，石榴树周围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伟大的自慰者》《天鹅和倒影中的大象》《记忆的永恒》和绝妙的《安东尼的诱惑》。我完全被这里摆放的印刷品的数量所征服（想象其总数达30万件），还有就是受超现实主义画面独特的想象力的影响，竟没有去注意最关键的地方— 那可是我首先就应该想到去注意的。
“啊，上帝呀！”我喊道。
“怎么回事？”
“这些印刷品！它们没有签名！”
“事情，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哈蒙结结巴巴地说。他那满月的脸肿胀得就像气球。他扯扯自己的衣领，又松松自己的领带。“我请求你……请你……明天再来吧。”
“我干吗要再来呢？”
“达利此时在巴黎，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达利的精神病医生跟我的印刷品有什么关系？”
“他住在莫里斯旅馆，108号房间，皇家套间。你的印刷品，我答应你，明天让他都签上名。”
这是一次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经历。我想亲自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走到面对网球场美术馆和一片栗树的莫里斯旅馆那一边。旅馆的冬季花园里到处开放着异域的花朵，花园上面是一个极漂亮的新艺术风格的玻璃屋顶。该旅馆有7个楼层，总共121个房间，这里的装饰让人联想到路易十六时代的风格。在主门廊里，一个模样挺像贝多芬的人在以缓慢而忧郁的调子弹奏着钢琴。
此时我已经听够了也读够了有关达利作品市场上伪造印刷品泛滥成灾的离奇传说。也有传说称达利天一破晓就起床，朝他的腋窝喷科隆香水，把淡紫色的薰衣草藏在每个耳朵的后面，他要用浓烈的花香压住他不断放屁的恶臭。坐在马桶上时，他还要在手指间用力挤压花茎。花茎滴下的液体很像精液。我读过他杂乱无章的自传，我知道达利喜欢奢侈品，但我不敢肯定我的投资者客户怀有同样的趣味。尽管莫里斯旅馆自诩拥有一批面积超大的大理石浴室，但达利根本不在那里梳洗，从不洗淋浴或盆浴。他的最大虚荣表现在他那举世闻名的胡子上。为了保持胡子的清洁齐整，达利每天早晨用一种蜂蜡、蜂蜜、大黄汁和匈牙利润发油的混合液来揉搓胡子。然后他就坐在白石砌的阳台上用一顿量很少的早餐，吃的是连内脏和羽毛一起烤的鹌鹑。他先祝福桌上的食物，接着捏住鸟嘴把鹌鹑提起来，整个将它们吞咽下去。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似乎对达利的名望并无损害。我的客户们好像也毫不在意。也许他们不读报纸。
传说达利一连数小时在还未印刷的纸张上签名，不到半天就净赚成千上万美元，都是现款，整整齐齐、平平展展的美钞；而他的业务经理穆尔上尉则将数以千计的铅笔从中间折断，把两头都削尖了。加拉坐在达利旁边，给他轻轻擦脸，往他嘴里喂白葡萄，地板上铺满了签过名的印刷品。达利汗流满面。他已变成了一个造钱工厂，而且还没个够。不可能有够的时候。达利艺术市场日趋升温，达利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
达利的骗局 二（5）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也许只是有人在信口雌黄？
顺便提一句，人们也对我说过，达利对着音乐放屁。
我在这家旅馆挺不走运。莫里斯旅馆的夜间守门人已有至少三个月没见到达利了。这个时候，某国的王室首脑占据了达利那套位于二层的豪华公寓。
第二天，我回到了吉尔伯特·哈蒙的仓库。我买下的印刷品都书写上了达利硕大显眼、华而不实的商标式签名。总共2000件。什么都不要问。人们说艺术世界如同女人的爱情生活。只是听，只是看，不要说惹人不快的话。两个星期内，我就以每个客户以百张计的量卖掉了所有的印刷品，创造了300％的净利润。这不再是初入门者的撞大运了。我很快就变成了欧洲的达利专家—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狂热爱好者。保险公司越来越信赖我的专业知识了。为了搜寻更多的达利作品，不管是大的、小的、便宜的还是昂贵的，只要上面签有达利的名字就行；我跳上飞机蹦上火车，纵横跨越欧洲大陆，旅行起来活像个疯子。
达利每次到巴黎的时候确实都住在五星级莫里斯旅馆。不过此时我口袋里也是塞满了现金，只要人在巴黎就都在超级豪华的乔治五世旅馆租一个套间，房间里到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