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吃边看，以至若干年后，郑安娜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只马宝山牌饼干桶。
圣玛丽亚是一所教会学校，很注意英语教育。起初妈妈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而她又不像身边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请得起家庭教师，别人玩的时间，她都用在读书上。到了第二个学期，她的英文就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早年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也使妈妈一生受益匪浅。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问妈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男的吧？妈妈回答：女的也一样。妈妈读书时，圣玛丽亚学校的校长说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培养大使夫人，更要培养女大使。”大姨后来也跟我说：我和你妈妈都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参加工作、获得认可的——大姨龚普生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而妈妈用一生的努力证明：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承认与尊重。
太行山上
1933年，19岁的妈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与一年前考入经济系的大姨成为校友。在燕京读书的第一年，因为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成绩有点下降。妈妈很好强，她立志拿到奖学金，到了第二学期，她果然又拿到了班级第一。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一本书中曾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妈妈与大姨无疑就属于斯诺所说的这一批学生。妈妈在燕京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与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等几位一起，成为北京最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母亲是大队长之一。对这次学生运动，国民党封锁消息，除了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外，北平各大报纸都没有任何报道。在斯诺建议下，燕大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自己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主持这场招待会的正是妈妈和大姨。妈妈的机智和口才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也是妈妈的第一次，也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开端。
1937年夏，妈妈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丽亚中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很多青年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妈妈便是其中一位。妈妈虽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几分。虽然姥爷的身体不是很好，但他默默同意了妈妈的选择。
可以说，对妈妈这样带着一腔浪漫激情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以后才开始的。与妈妈同去的学生中有的就动摇了，辗转回到了城市里，而妈妈和另外两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到延安的有很多女学生，她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逃婚，有的是因为遭受打击，也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妈妈不一样，她的家庭和谐，妈妈本身也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离开家，离开父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她来说是为革命付出的代价，这需要一种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做动力，这也是妈妈和许多革命者的不同之处。妈妈很崇拜彭湃，他出身于广东一个富裕人家，却放弃了物质生活投身革命。为此，妈妈在奔赴延安时，特地把自己的名字由“龚维航”改成了“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3）
1938年10月，妈妈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沁县《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上，恰巧与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这一路，竟戏剧性地改变了妈妈的行程。爱惜人才的彭老总决定把妈妈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这段时间，妈妈担任过彭德怀和朱德的秘书。
1938年，在燕大经济系教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与其他3人历时3个多月，徒步来到八路军驻地，得到朱老总接见，妈妈为他们担任翻译，这为她后来走上新闻与外交道路奠定了基础。
妈妈后来跟我回忆：初到延安时，她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会莫名其妙地感伤，遇到挫折会觉得周围人不理解自己。但到了太行山区，特别是穿上八路军军装后，她感觉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在山西参加妇救会工作，与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她可以很长时间不洗澡，头上长满了虱子。在我看来，妈妈从单纯的学生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就在这个时期。
到延安后，妈妈曾经用英文写了一份自传，回顾自己为什么离开繁华的上海，一直持续写到后来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那时大姨即将到美国留学，妈妈把原稿交给她，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后在美国出版——那时她还不知道组织对这方面有一些规定。大姨到美国后把书稿交给著名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对大姨说：写得很好，请转告你妹妹，如果稿件上再加上她在爱情方面的故事就更完整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事就搁置下来。不过，妈妈确实是那个年代一类中国青年的代表。
重庆岁月
1940年，妈妈离开太行山，调到*重庆南方局，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担任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对外活动中，她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现的，这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
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妈妈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就是那时与母亲结识并成为朋友的，他曾在日记里这样评价母亲：“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他还形容妈妈，“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叫张平群，他的亲戚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她说张平群和夫人对龚澎印象很深，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他们很钦佩妈妈的人品和才华。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在“二战”期间曾到中国采访过的老记者相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了一个名为“Who Lost China”的研讨会。“Kong Peng”（母亲的英文发音）是会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名字。1985年，这批美国老记者重返中国，“龚澎”再一次被他们屡屡提及，有一位老人还特别想见我，跟我讲讲妈妈的故事，可见妈妈当年在重庆的影响力。那时在重庆媒体圈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妈妈的工作成绩。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因为龚澎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一位老人告诉我：“我没参加过共产党，对政治也不太了解，但我眼里的共产党人就是你妈妈这样的人，真诚而有魅力。”还有一些同学和妈妈走的路不一样，但她们之间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只要让我去做，我就去，就因为是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4）
毫不讳言，那时有很多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特别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但妈妈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给人尴尬，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写文章夸母亲长得漂亮，其实她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漂亮，但从不刻意修饰自己。妈妈生前特别不喜欢别人夸奖她漂亮，她更希望靠能力和才华获得赞赏。所以我在写书时，哥哥提醒我说：对妈妈外貌的赞美，只要有一处就足够了。我想妈妈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会定期接到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那些写在粉色信纸上的话，是妈妈最甜蜜的期盼和快乐。
1938年冬的某一天，朱老总兴奋地告诉大家：一位在德国留学8年的留学生将要来司令部工作——这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叫刘文华，1938年1月，他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拒绝了5所著名大学的聘书，追随心中理想来到太行山，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坦率地说，那时候革命区的女青年很少，像妈妈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接近那些位置高的人，但妈妈坚持找与自己经历相似、有共同语言的人做伴侣，虽然比较而言，她这样的路可能走得更辛苦些。很自然地，妈妈与高大沉稳的刘文华走到了一起。1940年8月，两人结婚，当天，他们郑重而浪漫地在村里一棵杨树上刻上两人姓名和结婚日期。
新婚不久，妈妈便被调到重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9天。她和刘文华商定每周通一封信，“抗战胜利那天，就是我们团聚之日”。没想到，这一次竟就是最后的诀别。
1942年，一连几个月妈妈都没有收到来自太行山的信，特别是知道左权牺牲后，她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鼓起勇气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本来希望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周恩来凝重而沉默不语，她一下子全明白了。
原来1942年5月，刘文华在从总部返回情报站的路途中，因长期劳累导致的急腹症发作，此时正好赶上日本兵在周围扫荡，无法被及时送去救治而在疼痛中去世。去世前，他让身边人帮助写下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他留下的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有一张妈妈围着白围巾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珍贵照片和妈妈告别时给他留下的一丝黑发。
消息传到重庆，被周恩来暂时隐瞒下来。原来，几天前，妈妈刚刚得知在桂林避难的姥爷因病去世，和姥爷感情深厚的妈妈特别伤心。周恩来不忍心让妈妈接连承受这不幸的打击。
妈妈去世后，我从大姨那里知道她和刘文华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了解妈妈一生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几年前的一天，我坐上火车，特地来到埋葬刘文华的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很大，附近还有一个招待所，陵园管理员告诉我，很多离退休的部队老干部经常会在招待所里住一两个月，白天就到某个墓碑前坐着，跟“里面”的人说一上午话。以前听爸爸妈妈谈起革命年代的事情，总是感觉很遥远，而看到那些墓碑，我才第一次对“牺牲的先烈们”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找到刘文华的墓碑，在心里轻轻地说：“刘伯伯，我替妈妈来看你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5）
当年两个最亲爱的人的离去，让妈妈痛苦万分，她蒙着被子在宿舍痛哭了一整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找她谈话，希望她能重新振作起来。妈妈很快克制了自己的悲伤，投入到更努力的工作中。在妈妈那一代革命者心中，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超越个人感情的。
因为劳累和一连串的变故，妈妈病倒住院，很多朋友都赶来探望她，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来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
才子佳人
妈妈是在重庆与爸爸认识的。此前，爸爸以“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成为名噪一时的记者。香港沦陷后，爸爸与诸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刚到那里，他便被夏衍介绍，拜访周恩来。爸爸在曾家岩的“周公馆”与妈妈不期而遇。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经常见面，彼此的认识和交往也十分自然。1943年秋，爸爸、妈妈结婚。周围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结合，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的评价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爸爸的老朋友冯亦代回忆：“在香港时，老乔是他们家的常客，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那时郑安娜便和他感慨：如果维航（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那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郑安娜根本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郑安娜得知爸爸、妈妈走到一起后，连连说：“你看！当年我就说他俩应该在一起呢！”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对标准的“才子佳人”组合。
1944年7月，哥哥乔宗淮出生，他是在曾家岩“周公馆”长大的。天气暖和时，爸爸、妈妈常把哥哥的小床放在办公事的天井中间，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一楼，经常是哥哥哭了他抱一抱，渴了饿了他喂一口。爱泼斯坦说，曾家岩有一种浓厚的家庭气氛，龚澎的孩子坐在一边，周恩来更像一个舅舅。1946年爸爸妈妈住在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与周恩来邓颖超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哥哥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周恩来会见客人后拍照留念，便喊哥哥：“弟弟（重庆人对小孩子的称呼）过来一起照相！”哥哥把脸扭到一边只顾自己淘气，“拒绝”和周伯伯合影。长大后他才发现竟没有几张和周总理的照片，后悔也来不及了。
爸爸、妈妈在重庆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不说教，对人的影响是那种和风细雨式的。有一次，爸爸肠胃病发作做了急诊手术后需要输血，医院血库里没有B型血，妈妈特别着急，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让他们帮着想办法。第二天一早，在医院守了一夜的妈妈推窗一看，门口排起了等着为爸爸献血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曾担任过史迪威助手的谢伟思。为一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献血，而且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个场景让妈妈特别感动。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为此我还和小伙伴吵过一架。他说：“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不是一家的，这事我敢和你打赌。”我不信，回去问爸爸，爸爸说：“是啊，我和你妈妈，一个在苏北，一个在广东，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我呆住了。他们实在是太和谐了，和谐得仿佛天生就是一家，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6）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爸爸喊妈妈“达令”（darling，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