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吵架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6）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爸爸喊妈妈“达令”（darling，亲爱的），我一直以为这是妈妈的小名，直到有一次突然听到妈妈也这样喊爸爸，我很奇怪地问妈妈，妈妈笑着说：“这也是你爸爸的小名。”想了一想又补充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之间使用”。爸爸经常对周围的朋友说：我和龚澎，可不是一般的夫妻！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房间里聊很久，从工作到生活，无所不谈。在我看来，他们之前的感情涵盖了爱情、友情和亲情。
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古典音乐。他们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他们决定让我学钢琴。那时一架钢琴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我经常听妈妈念叨：这个月又可以攒下买琴的钱了！一直攒了几年，妈妈给我买了一架东方红牌钢琴，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件”。当钢琴运到家里时，我们全家都像过年一样兴奋。
相对而言，妈妈比较理性，在政治上更成熟，她善于做人的工作，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而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他为人处事质朴耿直。妈妈特别注意维护爸爸，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合。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想提妈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妈妈得知后专门找到周总理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着说：“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妈妈对爸爸的爱，绝对是一种付出。他们在一起的30年，也是爸爸才华得到最大发挥的30年。很多人都认为爸爸的巅峰时期是1971年参加联大会议，那时虽然妈妈已经去世了，但爸爸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是在妈妈爱的延续中登上巅峰的。
阳光灿烂
解放后，妈妈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爸爸是代理亚洲司司长。妈妈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妈妈与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在周恩来亲自提名下，妈妈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妈妈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尽管因从事的新闻工作让母亲在公众场合频频出现，但她始终保持着热情而沉稳的性格，周恩来曾评价母亲是“静若处子”。
我是1953年出生的，爸爸经常跟我念叨，本来希望我出生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那一天，以我的生日定下停战日，但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挨到那一天，爸爸还挺遗憾的。生我那年，爸爸40岁，妈妈接近38岁，他们都特别喜欢孩子，也特别疼爱我。
妈妈生我时难产，所以我小时候妈妈总是担心我身体有问题，她又想验证这一点，又怕我知道后伤自尊心，为此颇费脑筋。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去做智力题，我高高兴兴地跟她去了。到了医院，医生拿出5块大积木让我数数，我觉得被羞辱——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趣味数学这一类“高级”题了，因而愤怒得拒绝回答。医生出来告诉妈妈：“你女儿的测试结果大概有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对妈妈的打击应该很大，但妈妈在我面前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只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医生的提问。我生气也不理妈妈，所以她永远都不知道，医生那天给我出的是什么题。妈妈去世后，大姨告诉我：你妈妈那天急死了！这件事情想起来我就特别后悔。
我的母亲龚澎（7）
妈妈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她也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营造这个家上。她当年去苏联出差的时候，给正在读小学的哥哥写信，上面用钢笔清晰地解释地球自转的方向和时差的原理。不管到哪儿，她总是想方设法寄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给我们，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那些印着奇妙的异国风光的明信片是我童年快乐的记忆之一。
1964年3月，爸爸、妈妈跟随周总理出访14国回来，我急不可待地请假去机场接他们，那一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亲自到机场迎接。看着毛主席和大家照完相，我站在那里等爸爸、妈妈。不一会儿，毛主席大步朝我走过来，满脸慈祥地看着我，想逗我说话，我却害羞地躲到旁边的高个子叔叔后面。
一会儿，妈妈出现在我眼前。我兴奋地告诉妈妈我见到毛主席了。妈妈问：“主席和你说话了吗？”我摇摇头，妈妈说：“那我请毛主席和你讲几句话！”说罢，她朝着毛主席走远的背影追过去，一边喊：“主席！毛主席！”遗憾的是，距离太远，毛主席最终还是没有听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很快乘车离开机场。那个年代有很多革命者忙于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但妈妈对我们的每一点要求都非常关注，在别人眼里甚至有点宠爱孩子。
妈妈从来没有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到家里，虽然偶尔她会显得有些疲惫，但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大姨后来说：你妈妈其实挺辛苦的，她非常下功夫，想把这个家怎么弄好。每年春天，我们全家都会到王府井一个老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那是全家忙碌而快乐的时刻，爸爸一定会整整齐齐地穿上他的中山装，妈妈会从柜子里拿出平时不允许我穿的漂亮衣裳。这样的快乐一直到“*”前，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喜滋滋地面对镜头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幸福。
在众人眼里，我们是标准的幸福之家。其实物质上我们生活得很简单，住房每月交租金，家具也是从外交部租来的，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爱好是听音乐，买了一个留声机。除了钢琴和唱片柜之外，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一直到妈妈去世，我们家都没有电视、冰箱。家里剩不下什么钱，因为爸爸、妈妈的钱都用在买好烟、好茶、好酒上面了，在这些方面，他们稍讲究一些。妈妈的手指又细又黄，她有一次告诉我：在重庆工作时她总是熬夜，于是靠抽烟支撑着，后来也就抽下去了。但她一再警告我不许抽烟。
妈妈在家里也绝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爸爸有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准备好，让爸爸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戴小帽子的爸爸几乎成了他在家里的形象。
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多少年来，爸爸是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有什么事情总是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爸爸听妈妈的，是因为妈妈的话有道理。
我一直感觉：在我们家，妈妈是太阳，爸爸是月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形容。爸爸本身也发光，但他身上的光是源于妈妈的。只要妈妈在，我们家就充满了阳光。但是，等我长大以后，我才体会到，妈妈，什么都想做好，而她，实在太累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8）
生离死别
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气氛变得紧张。妈妈所在的新闻司一下子出了8个“右派”，妈妈也被下放到房山县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妈妈的身体从那时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
妈妈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她很容易就成为攻击目标。“*”中很快有造反派前来抄家，翻箱倒柜，家里的东西散落一地。临走时，造反派们高呼“打倒”，并且用墨水在爸妈房间门口的大立柜上刷上了大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龚澎！”“打倒走资派乔冠华！”老阿姨叹着气开始收拾东西，妈妈让我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贴在大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妈妈站在大标语旁边，让哥哥为她摄影留念，那刚强坚定的目光永远定格在胶卷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时候仿佛感觉，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和妈妈共事了30年的周总理知道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妈妈，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母亲就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开始后，爸爸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爸爸，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爸爸悄悄打电话问妈妈：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妈妈很坚决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外交部有人评价说：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却是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爸爸总是习惯听妈妈的意见，后来事实也证明，妈妈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
其实妈妈自己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她每天到外交部上班，爬上6层楼后第一件事是打扫公共厕所的卫生。打扫完后，妈妈坐在楼梯上喘口气，有的人看到她就绕着走，对此，母亲看得开。每天下班，等大家几乎都*后，哥哥推着自行车来接妈妈，妈妈坐在后架上，哥哥把她送到台基厂北口的公交站，把妈妈送上3路无轨电车，哥哥再骑车紧随其后，到了美术馆，再用自行车把妈妈带回家，那时，她的身体已孱弱不堪。
“*”一开始，妈妈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她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可以教历史，你爸爸可以教语文，总有办法活下去。妈妈还给全家都做好了棉衣，特别为爸爸做了丝棉裤。妈妈说，你们将来大了，成了家后有孩子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你爸爸就喜欢热热闹闹一大家人团聚在一起，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可惜，我们再也没有这种团聚的机会。1968年，哥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丹东农场锻炼，第二年夏天，我欢天喜地地离开北京，到了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大熔炉”内蒙古插队。妈妈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特别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那时只有16岁，我没有注意到妈妈略带哀伤的神情，也没有意识到，妈妈能留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
1970年，妈妈在家里突然晕倒，幸好探亲回来的哥哥及时发现，和爸爸一起把她送到北京医院急救，第一次脑出血时，我从内蒙古赶回来。虚弱的妈妈看到我，脸上露出由衷宽慰的笑容：“见到女儿病就好了一半！”妈妈恢复得比较好，大家也很乐观。妈妈从来没和我谈起她的痛苦，也从来不抱怨，每次见到我，她总是慈祥地笑着，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想把所有的爱都留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9）
再下乡前，妈妈装作不经意跟我谈过一次“以后”的问题，我知道她是在为万一发生的情况做准备，这是她的想法：对子女的教育“有生有死”。我一直都记得妈妈说这些话的神情：镇静而不哀伤。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女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我固执地不听，因为我不相信妈妈会走。每当妈妈尝试着跟爸爸谈及此话题时，她一张口，爸爸就几乎不能自持，他总是哽咽着说：“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有一天我恰巧经过病房门口，听到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我悄悄往里看，妈妈与爸爸深情地对望，妈妈依然沉静，爸爸却泪流满面，只是一再地重复那句话：“达令，你不要说了，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相反，妈妈和哥哥谈得比较多。妈妈太了解爸爸了，知道他在情绪低落时，需要倾诉，她希望在自己走后，哥哥能多扮演这样的角色。她特地嘱咐哥哥：“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后来的事情仿佛应验了妈妈的预感。只有25岁的哥哥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坚强地面对着妈妈最后的嘱托。
妈妈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死的—因为便秘，她脑部第二次出血，再次陷入昏迷，靠机器来维持生命。爸爸已经痛苦得失去方寸，还是周总理决定给妈妈做开颅手术，做最后的尝试。虽然第二天就要访问朝鲜，但他还是匆匆赶到医院来探望，看着妈妈失去往日的活力和美丽，他神色凝重。他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搭在妈妈枯瘦的胳膊上把脉，摇摇头叹息着说：太虚了！后来周总理再次去医院探望，他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
奇迹还是没有发生。昏迷了半年后，妈妈还是离我们而去。对我来说，稍感安慰的是，最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她身边。
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在他记忆里，妈妈应该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着戎装英姿勃发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十几岁时我问过妈妈：“你跟周总理特别熟吧？”妈妈只是简单回答一句：“那是因为工作。”妈妈对总理非常尊敬。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妈妈深受总理影响。有外国记者评价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的确如此。
总理对妈妈也特别信赖与器重。家里发生一连串的变故后，1973年中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哥哥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伯伯和邓妈妈。周伯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详细询问我和哥哥的生活与工作，哥哥如实谈了心中的困惑和想法。周伯伯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要靠家里，父亲的事情随他们去。在谈到妈妈时，周伯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在那时候，这些话对我和哥哥是极大的安慰。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段时间周总理也处境艰难。
所有人都知道，妈妈走后，受打击最大的人，是爸爸。那段时间，爸爸经常倒一小杯茅台酒一个人孤独地喝着。他经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写那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