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4）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由于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10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2006年12月11日）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1）
∷∷口述 邵绡红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邵洵美，作为曾经活跃在文坛的唯美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不知何时他已悄悄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带着那本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而出的《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绡红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静静地回忆起父亲的故事。
末代豪门
很多年轻人知道爸爸的名字，还是因为鲁迅那篇被收录进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拿来主义》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注释里说：“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所谓“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代实业家，他一生创下了11个第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等。
但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首先，爸爸的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即邵洵美的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邵友濂当年协助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罗斯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他留下了三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伊犁条约的经过，其中一本在“*”中被我烧掉了，所幸在史书上还有完整的记录。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原派邵友濂与他人赴日议和，因日方非要李鸿章来，最后才有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
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盛宣怀和邵友濂在上海不仅是姻亲，还是近邻。邵家花园在静安寺124号（今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附近）；盛家的府第更大，大抵从现今的西康路、武定路到胶州路、新闸路一带。静安寺有了这两个大户人家之后，上海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也相继在此建宅，慢慢形成了一个“贵族区”。
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他娶了大舅舅家的女儿。他们是去苏州参加盛宣怀的下葬仪式时第一次遇到的。爸爸热恋小名为“茶宝”的妈妈，他本名叫邵云龙，有一次他翻《诗经》，读到其中一句子，上面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他立即将名字改为“洵美”。
1927年1月15日，爸爸妈妈在卡尔登饭店结婚。当时正值盛府分家不久，妈妈的大哥作为长子长孙，分得双份遗产、约2000万两银子，他只给妈妈1万两银子作为嫁妆。其实盛家和邵家住得非常近，只隔着几个门，但为了展示盛家的隆重嫁妆，婚礼前一天，吹吹打打的乐队走在前面，系着红绸的几十副挑子担着嫁妆的队伍跟在后，特地绕过几条马路转了一圈，再回斜桥邵公馆来。
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做证婚人，老人当时须发已白，是被搀扶着进来的。这桩豪门婚礼当年轰动了上海滩。不久，《上海画报》封面还登了爸爸妈妈的结婚照，上面写“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盛佩玉新婚俪影”——“盛四公子”指的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是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宋子文当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给盛恩颐做英文秘书。宋子文不但介绍自己的大姐宋蔼龄给盛家未出阁的三位小姐做英文老师，还爱上了盛七小姐盛爱颐，但因为那时盛家看不上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宋子文而作罢。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2）
诗的召唤
20年代，爸爸写了很多诗，被许多人视为“唯美派”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当中，离不开徐志摩的影响。爸爸与徐志摩是在欧洲相识的，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爸爸一生的命运。
1924年冬，爸爸到英国留学。他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经济系；其实爸爸很早就喜爱文学。中学时，他在教会学校里读到很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试着翻译，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学写新诗。他在留学前为妈妈写了首《白绒绒的马甲》，发表在《申报》上。
爸爸与徐志摩相识，很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他每次见到爸爸，总是问爸爸是不是姓“Hsu”，因为老人说三年前有一位几乎和他一样面孔的中国人曾经怀着翻译《拜伦全集》的愿望回老家了。爸爸很疑惑那个中国人是谁，一个留学生跟他提到了“徐志摩”。
1925年暑假，和爸爸同住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一批在法留学生。这帮朋友里，爸爸与谢寿康、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关系最密切。他们以年龄为序：谢寿康为大哥，徐悲鸿为二哥、蒋碧薇为二姐，张道藩为三哥，年纪最小的爸爸是四弟。爸爸后来写了篇《儒林新史》，绘声绘色地写下了这段生活，比如说张道藩“有政治家的天禀”，每次说完话，“听者莫不动容”，齐喊Br*o；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敲门找他，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竟说是使馆介绍来借钱的——那时爸爸经常接济别人，以至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谁有经济困难找大使馆，大使馆都会介绍他们来找爸爸帮忙，爸爸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送了他200法郎，不到三天，全拉丁区的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个故事，爸爸也调侃地称自己为“200法郎富翁”。
在巴黎，几乎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有人向爸爸提起徐志摩，说他俩长得很像。爸爸觉得似乎是天意一定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隔几天，他们竟在路上巧遇。徐志摩一见爸爸就亲热地拉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爸爸的故事，也在四处打听他。爸爸后来回忆：“说来奇怪，我和他虽然只交了一个多钟头的朋友，这一个钟头里又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可是他一走，我在巴黎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回到剑桥，心思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课本上。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未来方向，他把心里的种种思绪全拿来写成压韵的句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诗人。
因为家里30多间老宅子烧掉了一大半，爸爸没有完成学业便回国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的娘家就在邵家邻近，虽然徐志摩和张幼仪离了婚，但他和张家兄弟们仍是好朋友，回国后他们仍然见面。
那时徐志摩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他很热心地让爸爸妈妈见陆小曼。妈妈后来回忆，陆小曼那天穿了件粉红衣裳，身材不高，笑时微露虎牙，一口常州话，也夹着北京话。陆小曼那时请了一位姓翁的推拿医生，这位翁医生能说会道，会画画、还会唱京戏，初次见面，妈妈还以为他是说评弹的，后来见到翁医生常跟陆小曼一起抽鸦片。
爸爸比徐志摩小11岁，他将徐志摩尊为老师，视作兄长。徐志摩参加的活动，他也经常跟随。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的私人邀请下第二次访华。泰戈尔住在上海徐志摩的家里，爸爸妈妈去徐府拜会，陆小曼告诉妈妈：徐志摩特地把一间房间空出来，不放家具，墙上挂了毯子、地上铺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布置得很有印度风格。结果老人却愿意住在中国式卧房里，她和徐志摩只好自己去睡那间为客人特地布置的印度式卧室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3）
1931年11月，爸爸得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时，痛哭不已，后来写了一首长诗《天上掉下一颗星》悼念他。徐志摩灵柩运回上海后，爸爸前去吊唁，回家流着泪告诉妈妈：“听说志摩的指甲里都是泥，可见他从飞机坠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他尚有一息，还用手挣扎？？”
爸爸在解放后还一直和陆小曼有联系。有一次陆小曼要来访，爸爸想好好招待她，但又手头拮据，最后便将吴昌硕的一枚图章转让他人，才有钱请陆小曼吃了顿饭，这枚老祖宗传给他的珍爱之物，仅换了10块钱。
爸爸在20年代末创作了大量的诗，出版了几个诗集，这些诗后来也得到了诸如“唯美派”、“香艳派”、“颓废派”等各自不一的评价。我并不懂诗，但我相信爸爸是用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来写的。但徐志摩去世对他影响很大，加之时局变化，他渐渐由写新诗转为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其实爸爸不仅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在新文学发展方面、抗战宣传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后，他又开始写起时评。
出版之梦
1926年，爸爸把他在旅欧期间和刚回上海时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天堂与五月》，在光华书局出版，但这本诗集的出版颇为周折。于是，爸爸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开个书店自己经营。
1928年，书店在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今南京西路）开张，取名“金屋”。金屋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爸爸在“金屋”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他的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爸爸写诗歌兴致最浓的时期，自己有了书店，出版不用求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送来一叠署名为沈端先的青年翻译的日文书稿，说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请爸爸帮忙出版接济一下。爸爸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500元给他，那时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