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纳悖畈欢�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此片，主演胡蝶等还到家里探望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部电影，明星公司还与大华电影社打了一场官司，黄金荣也牵涉其中，闹得满城风雨。倒是父亲置身事外，他也乐得不招惹是非。
人生长恨水长东（3）
“张恨水”在当时的文名已经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在报上连载后，都使报纸一时销路激增，甚至连广告客户也指明要把广告刊登在小说连载的那个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财神爷”。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刚到我们家时还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父亲是这样写的：他先是按照每天连载需要的数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缘》，留下最后一页纸，然后再埋头写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写纸，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页留下，着手写哪一部小说时，他就“复习”留下的那页纸，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再接着写。《金粉世家》里有上百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他有一张人物表，写明主要人物的年龄、性格特点、人物关系等，这是他这么多部小说中唯一一个人物表。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对都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父亲起初避而不见，但有一天张学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亲寓所。相见之下，父亲觉得这位少帅谈吐不凡，可做朋友。张学良原想请父亲出去做官，但父亲坚辞不就。抗战结束后，我们举家从重庆内迁，中途路过贵州息烽，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的。”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刘半家等都前来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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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长恨水长东（4）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北京的历史、文化，大量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1937年底，父亲把全家安顿到安徽潜山老家后，他自己提着一个柳条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父亲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慨。我的四叔张牧野虽是学美术出身，也是一热血青年，他向父亲建议干脆回家乡组织一支人马打游击抗日。43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同意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但被拒绝了。
1938年1月，父亲来到重庆，在此结识了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他们正计划将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因而力邀父亲加盟。父亲欣然接受，不久，张慧剑也参加进来，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三张大会师”。
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的三间茅草屋，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那时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们全家没有照过一张相，没有一张留影。记忆中父亲经常坐在破桌子前，戴着老花镜，用筷子把米里的麸子和虫子一个个挑出来。
父亲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早期，他的稿费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价才“涨”了起来，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们的上学、结婚，都要靠父亲负担；此外，当年他投了很多钱的“北华美术学校”和在南京创办的《南京人报》，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办，等于将他前半生的钱都耗费一空。直到抗战后期，上海的一些书商进入四川，出了一些书，父亲的境况才好一些。
父亲曾多次声明：他的小说从不*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贲万岁》。
1943年，在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以8000人应对日军6万余人，迫使日军撤回长江北岸，全师最后仅有83人生还。常德会战数月后，有两位身着灰棉布军衣、面孔黝黑的战士不请自来，找到我们在重庆南温泉的茅草屋，说是受师长余程万派遣，希望父亲能将常德会战写成小说。父亲起初很犹豫，在两位客人的一再恳请下，才开始了创作。他看了大量军事材料，两位客人也轮番到家里闲聊，亲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战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详加叙述。
用了两年时间，父亲于1946年4月终于完成了这部《虎贲万岁》。关于此书还有一件趣闻，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虎贲万岁》后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最终竟做了余太太。
人生长恨水长东（5）
重回北京的张恨水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父亲在北平的人缘好，北平人一直将他视作“老乡”。阔别8年，听说他又回来办报，老读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报》老读者告诉我，到了正式接受订户那天，清晨拂晓，夜色尚未褪尽，很多读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新民报》社所在的东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楼前，已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而后又有读者不断加入，比逛庙会还要热闹。大门一开，人们都争先涌入，竟然把柜台都挤倒了！
北平《新民报》创刊第一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其主编的《北海》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小说《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等，颇受读者欢迎。北平《新民报》的发行量始终居北平各大报纸之首。从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内，父亲写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亲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难过的事，就是那时在东北、华北、华东出现了许多冒“张恨水”之名出版的“伪书”。我查有实据的“伪书”就有52本。父亲说：“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绝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时期。”对这些伪书，他既反感又无奈，我们兄妹有时从书摊买回伪书，回家请他过目，他总是看也不看就说：“烧了！”
回北平后，我们先在北河沿安了家，这是母亲的私房钱买的，故名“南庐”。父亲极喜爱花草，小院子挤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生机盎然。经历了漂泊、分离的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也并没维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母亲赶紧派了家人，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已怀着3个月身孕的母亲昼夜服侍在他身边，终于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
父亲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经济陷入困窘。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家用。1951年，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便卖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还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的。父亲后来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工资，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写，从头开始，特别专注，终于，他能灵便地写字了，而且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追捧。
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人生长恨水长东（6）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打击。
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呵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游艺会上，认识了父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康复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