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作出选择，因为如果同意了詹天佑的意见，就等于完全否定了李治前面所做的工作，这也说明自己前期用人不当。对于李治的强势作风，盛宣怀是了解的，他明白李治不可能作出让步。怎么办？盛宣怀整整犹豫了三天，终于决定采纳詹天佑的意见，于是分别给李治和詹天佑各写一信，让驿站用快马送到萍乡。
信送到时，詹天佑还在李治的办公室谈笑，邮差把信分别交给他们，让他们签收，俩人彼此看了一下对方的封面，看到都是来自上海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函。
詹天佑正要拆开，李治用手拦住说：“不！请等一下，詹工程师，我们先猜一下，盛大人那边是你赢还是输？”
詹天佑说：“我希望是我赢，但赢了你要理解，咱们好好合作，把路基改回来。”
李治说：“如果你赢了我就得打包走人。”
詹天佑说：“你是这里的总工程师，你为什么要走？”
李治说：“如果你赢了，意味着这里的工作要全部按你的意思办，我留在此处毫无意义和用处。”
詹天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咱们不是一个整美国佬与半个美国佬之间的合作吗？为什么要为这个搞得那么严重。除了这个宽轨问题外，你还能发挥很多作用啊。每一条铁路都需要很多工程师的全方位合作，我真不想因此而影响我与你之间的友谊。”
李治说：“那就希望你输吧。”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了一声：“嗯！”让詹天佑先拆，詹天佑拆开一看，脸上露出了一丝轻微的笑容。
李治一看，连信都没有拆，直接撕掉了，很难过地说：“詹工程师，你赢了。”
詹天佑说：“谢谢！李治先生，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怪盛大人。”
李治说：“我不会怪他，他现在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总办，我要想在大清国修铁路，还得靠他呢。”
詹天佑：“那咱们先在这里好好合作吧。”
李治说：“不，我明白你的专业和能力，知道你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我说过了，只要你赢了，我就得打包走人。我现在要兑现我的诺言。”
詹天佑惊异地说：“你并没有向任何人有何承诺。”
李治说：“我对自己有这样的承诺。詹工程师，祝你好运。”
于是，李治真的走了，而且带走了所有的勘测资料和施工图纸。詹天佑没有想到李治会这样强势，但没有办法，作为当时最懂铁路修筑技术的大清国工程师，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他真的无法顾及与李治之间的关系了。李治走了，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来，他不得不选了几位年轻的学徒与他一起，重新跋山涉水进行测量、设计，赣西湘东交界处，到处都是崇山峻岭，有不少地方与他在山海关外锦州一段的地形相似，那几个学徒有时累得动不了，詹天佑就向他们鼓劲，讲北方义和团的事，有些是杜撰的，但学徒们爱听，只要听“义和团”三个字，精神都来了。
有一次詹天佑和学徒们在一个深山狭谷地测量，看到几只豺狼，把学徒们吓得不敢往前行。詹天佑又开始向他讲义和团的事，他发挥自己想象力说：“我奉盛大人之命南下时，途经山东德州，碰到几个义和团的人，他们看到我穿一身长袍，提了一个皮箱，知道是远行的客人，把我拦住，我以为他们是抢钱的呢，但我当时身边没带多少钱，所以心中并不害怕，结果他们根本不抢钱抢物，而是问我见过洋人没有，因为在路上就有乡亲提醒我千万别说自己见过洋人，所以我对他们说，洋人我没有见过，我见过放羊的人，我们家邻居养了好几头羊呢。其实我家在广州，我们邻居根本无人养羊。他们又问我，会说洋话吗？我说，听过羊叫，没听过羊说话。他们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就让我走了”学徒们一听，都怀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一个学徒说：“詹工程师，你不是编故事吧？”
詹天佑说：“编造不编造并不重要，你们都这么年轻，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大家平时一定要诚实说话，但遇到危难时，要适当机警一些。比如刚才那几只狼，看上去是有些怕，但我们这么多人，那些狼是不敢袭击我们的。人不可能一生不遇到意外，遇到意外时一定不能乱了方寸，要懂得应对。我们在这么偏远的山里测量，各种猛兽都有可能碰到，但只要大家镇定，总是能找到应对办法的，更何况几只野狼。大家振作起来，这是你们的家乡，在自己的家乡修铁路，这将造福于你们的子孙后代的，是为乡里造福。所以，适当地克服一些困难还是值得的。”
李治的离去，使詹天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他绝不能让李治将来看他的笑话，他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对盛宣怀对自己的支持心怀感激，全身心地扑在铁路建设上。1901下半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信，是由弟弟天佐执笔写来的，告知他谭菊珍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是詹天佑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第七个孩子了，孩子的出生当然是令人欣喜的，但又让他多了一份牵挂。虽然这里离广州比北方要近多了，但他无法回家去探视母子二人。
赣西山区的冬天非常寒冷，好在詹天佑在美国读书和在北方修铁路都经历过寒冬，所以他仍坚持在一线，率领工人们赶工铺路，白天在工地上与工人们在一起，晚上则要自己测算各种数据，因而，他比那些路工们还多了一份艰苦。
正当詹天佑忘我地在萍醴铁路线上夜以继日工作时，1902年，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京城的调令，要他立即动身北上，前往关外，从俄国人手中收回关内外铁路。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虽然对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的萍醴铁路他有着依依难舍之情，可俄国人占据的铁路有数百里之长，是这条铁路的许多倍，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从外国人手中接回自己的铁路，他不得不向萍醴铁路线上的路工们告别，受命北上。交接完手中的工作时，他曾一度想过回广州看一眼出生不久的四子文祖和妻子谭菊珍，但是，他知道北方的呼唤更加紧迫，那里需要他，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萍醴铁路在詹天佑离开三个月后的1902年11月竣工通车，全长38公里，成为当时江西与湖南省境内的第一段铁路，但是由于詹天佑已赴关外，他没有参加通车仪式。
袁督之忧（1）
詹天佑从江西萍乡出发，一路北上，当时正是盛夏季节，他注意到，沿途各地乡村已恢复了安定祥和的生活秩序，鸡、狗、猪不时可以在沿途的村庄路口看到，田野里农民们正在忙着夏收，路上没有散兵游勇，商旅往来已属通畅，与一年多前那种兵荒马乱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詹天佑看着眼前的景物，心想，或者这正预示着国家长久太平安定的希望，铁路建设也可以在国家振兴之路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这次调他北上的袁世凯，詹天佑早有耳闻，甲午中日之战前后，袁世凯曾往朝鲜处理有关事务，戊戌变法时，据说正是受到光绪帝重用的他投靠了慈禧太后，出卖了光绪皇帝和变法维新人士，才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在两年多前，庚子事变前，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主张*义和团运动，这些詹天佑都听说过，所以，对詹天佑来说，袁世凯似乎负面印象更深一些。
詹天佑曾想直接到直隶总督衙门拜见袁世凯，但他对这个人心中没有数，于是先到天津海关道台衙门拜访了时任天津海关道台的唐绍仪。
唐绍仪此时已是四品身份的海关道台，官品比詹天佑要高两级，其实他正是受到袁世凯一手提拔，才获得了这个职位。他一见到詹天佑，怕詹天佑按照官场规矩向他下拜，快步迎上前去用英语说：“詹姆斯，你好啊。”
詹天佑也用英语回答道：“阿贾克司，你好！”衙役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能感觉得到，这两个人非常亲密。
唐绍仪说：“詹姆斯，自从上海一别，至今已是二十年了。”
詹天佑说：“是啊，这二十年来大家变化都很大啊。”
唐绍仪说：“你可是名声在外啊，不管是谁，每谈到修建铁路，一定会谈到你。所以，这次袁督点名要你参加关内外铁路的接收问题。不过你放心，袁督已任命梁如浩当关内外铁路总办，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詹天佑说：“你是说梁如浩现在是关内外铁路的总办？”
唐绍仪说：“是的。梁如浩也是由袁督保奏出任关内外铁路的总办。我们留美幼童有好几位都受到袁总督的保举之恩呢。梁诚由袁总督保举，已作为醇亲王的随员赴德国谢罪，蔡绍基也在天津，他任北洋大学头等学堂的总办，曹嘉祥任天津巡警道道台。”
詹天佑说：“这么说来，在天津现有不少我们当年的留美官学生？”
唐绍仪说：“可以这么说。这都是因为袁大人对我们幼童的保举和重用啊。”
詹天佑说：“袁总督为什么这么重视我们幼童？”
唐绍仪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因为你长年工作在铁路上，可能对官场之事了解不多。其实自甲午之战后，朝野官员都知道西学是很实用的学问，因此都大力提倡，袁总督是新兴官僚，他在朝鲜的时候，曾带着我和梁诚在身边，他看到我们这些幼童的西学对他来说是有用的，特别是在与欧美人打交道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实当年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也深知电报、电话、矿产、铁路等的重要性。这些领域都是我们留学生之所长。这一次，是袁总督亲自了解了你的情况后，点名要你来参与接收铁路的。”
詹天佑说：“袁大人怎么知道我？是你们向他讲了吗？”
唐绍仪说：“这哪用得着我向他讲啊？当今重视西学之朝野人士，没有谁不知道你的，因为谈到西学，必谈铁路，谈铁路必谈铁路人才，要谈铁路人才一谈就一定会谈到你的。是袁督自己了解了你的情况的。”
詹天佑说：“听说袁总督是李鸿章大人推举的？”
唐绍仪说：“是的，李鸿章大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签了《辛丑条约》之后，一直受人非议，尽管很多人都知道他当时完全是迫于中外两头的压力才不得已签的，但所有的责任都要他担起来，再加上以前他签的与法国、日本的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为此，很多人都骂他卖国贼。他在忧愤中吐血辞世，人们都说他英雄一世，却落到这样令人伤痛的结局，真是可惜。其实，李鸿章大人至死都不忘他终生推动的洋务啊。”
詹天佑：“当年选派我们这些幼童出国肄业，事实也是洋务的措施。对我们留美幼童来说，李大人与曾文正公一样，是有恩于我们的。”
唐绍仪说：“是啊，如果不是李鸿章大人，我们回国后的境遇可能更难了，袁督也不一定会了解我们，重用我们。李鸿章大人去世时，特地向皇太后推荐了袁总督，并说，遍观海内，找不到第二个比袁总督更适合继任他的人选。加上在戊戌变法时期，袁督已经取得太后之信任，于是朝廷命袁督继承了李大人的职位，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大人受李大人之影响，对西学人才非常肯定与重用。”
詹天佑说：“你既然提到戊戌变法袁督取得太后信任一事，天佑不敏，据我了解，民间对这件事对袁督的评价甚低。”
唐绍仪说：“这件事如果不了解实情的人也会与你的看法一样，事情并不是民间传言的那样，其实太后当初也是支持变法的，可是皇上与维新人士走得太远太急，激起了朝中保守派的担忧，据我了解，当初太后的想法也很激进，几乎完全支持皇上与康有为他们，是支持变法的皇上的老师翁同龢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提醒太后，变法维新不能一步到位，需要渐进地进行，这才引起了一些保守派人士拥向太后，在这种情况下，袁督的思想开始转变，他非常清楚，以当时的情势，他必须选边站，太后是实力派，袁督如不与太后站在同一条线上，一定会与谭嗣同他们是同样的下场。你要知道，袁督是官僚世家，他的父亲、叔父都是做官的，他的家世渊源使他不得不拥护太后。”
詹天佑说：“朝中事情这么复杂，我真是看不明白。”
唐绍仪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康有为这些变法人士虽然提出很多变法主张，都是因为看到国家积贫积弱，看到西方技术的进步，但他们对国家的秩序建设并不清晰，许多提法是建立在自己的主观想像之上的，没有理性科学的根据。他们几乎没有出过国，对外国情况根本不了解。试想想，大凡出洋回国的人，反而没有多少人有维新人士那种激进的想法和做法，比如严复很早就提出要变法维新，想必你也读过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但是他根本没有参与到康有为他们推动的变法活动中。”
詹天佑说：“对于维新变法，大家都知道要做，国家已到这样，再不变革，真不知将往何处去。康有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可是可能真是操之过急，以致失败。”
唐绍仪说：“这就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老毛病，因为得到皇上的信任，自以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做，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天不怕地不怕，连老佛爷也没有放在眼里，这就是他们的致命丧，这完全是对大清国的国情不了解的原因。在我看来，康有为他们自己应该要对变法失败承担责任，而不是一味地把责任推给袁督这样的人。”
詹天佑说：“这么复杂的事我确实也没有考虑过，不过你刚才提到，袁督能在实际事务中重视西学，对西学人才的重视，这反映他还是一个务实的人。现在形势迫人，不管理论上是否变法，实际上还是要做很多新事情。我个人感觉，从铁路这方面看，甲午之战后，国家已是很重视了，现在各省都有修建铁路的计划，但修铁路要钱，所以一时半会也急不来，对我国来说，在铁路方面不在于朝中的政策，而在于铁路人才跟不上，这可能是个致命的问题。这次我在江西萍乡，就与当时主持那条铁路修筑的美国工程师李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