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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当然，在机器比人可靠的时代里，学习乘法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还存在我们的“锻炼”能力的问题。开车显然比走路快得多。但是，每天还是要走走路，跑跑步，以免变成一株植物。你肯定知道那个美妙的科幻故事，在未来世纪里，社会上的机器人代替人类思考，庞大固埃如何发现有人还能熟记乘法表。于是，在世界处于全面电力故障的那一天，军方一致把他视为战争时代极其宝贵的天才。
还有第二个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熟记一些事情会让人具备某种优良的智识能力。我很同意，文化不在于能够准确说出拿破仑的逝世日期。然而，毫无疑问，任何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包括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都会带给我们某种知识的自觉性。
这个问题并不新颖。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把人们不愿充塞于脑中的文化保存起来，保存在“冰柜”里，在书中，我们知道在临时需要时从哪里能找到信息。因此，人类的部分记忆就寄存在书中，在这些机器里，但还必须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工具里抽取最好的部分，也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记忆。
卡里埃尔？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为了使用这些诡辩式工具，这些如我们所见在加速过时的工具，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新用法和新语言，并记住它们。我们的记忆得到强烈需求，也许还是前所未有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4）
艾柯？当然。自1983年第一代电脑以来，若不是持续地更新计算机使用知识，从软盘到小格式盘，再到硬盘和如今的U盘，我们很可能已经丢失好几回局部或全部的数据。因为，如今的电脑已然无法读取那些属于计算机史前阶段的第一代磁盘。1984—1985年间，我本该将《福柯摆》的初稿保存在盘中的，如今再拼命去找，始终也没找到。当初我若是把这部小说输入电脑，稿子就还会在那里。
卡里埃尔？有些东西也许不会消失，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并加以保存的记忆。有关感知、情绪的珍贵记忆，偶尔还是虚假的记忆，情感的记忆。谁会卸除我们的这些记忆呢？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艾柯？这种生态记忆必须日复一日得到练习。记忆若像一张软盘，人到五十岁都会得阿耳茨海默氏症。远离阿耳茨海默氏症或其他各种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就在于持续不断地学习，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诗。也就是做各种智力练习，甚至字谜或换位组词游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还必须背诵诗歌。但接下来的几代人越来越少这么做。很简单，熟记的过程也是在练习记忆能力和智力能力。今天，我们已经不是非要这么做不可，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恰恰要强迫自己进行这种日常练习，否则就有过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
卡里埃尔？请允许我区分你所说的内容中的两种细微差别。从某种意义而言，记忆确如肌肉一般可以锻炼，想象无疑也是如此。但我们不至于变成你刚才提到的博尔赫斯的福内斯，一个记住一切，因而也就丧失遗忘的温存天赋的人。问题在于，戏剧演员背诵的文本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尽管从事这种工作，尽管一生都在做这样的练习，还是有许多戏剧演员患阿耳茨海默氏症的例子。我常常自问其中原由。在存储于电脑、看似没完没了的人工记忆的发展和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就仿佛机器踩在人类之上，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无用而混乱。我对此大感吃惊，想来你也一样。这实在惊人，有些可怕，不是吗？
艾柯？当然，要区分物质载体的功能。走路让我的腿获得练习，但我有可能把腿摔断，不能走路。人脑也是一样道理。倘若人的脑袋患上某种形式的体质退化，每天背诵拉辛的十行诗显然不够。我的朋友乔治·普罗迪是罗马诺·普罗迪的哥哥，他是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但本人却死于癌症。当然他对这个话题无所不知。他曾说过：“倘若未来人类都活到一百岁，那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死于癌症。”人的寿命越是延长，人的身体越是容易出毛病。我想说，阿耳茨海默氏症很有可能只是缘于人类越来越长寿这个事实。
卡里埃尔？反对，法官大人。我最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指出阿耳茨海默氏患者在年轻化。今天四十五岁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
艾柯？好呀。那我再也不背诗了，每天再喝上两瓶威士忌。多谢你给我希望。套用愚比王的话：“狗屎！”
卡里埃尔？我恰好还记得一句引文——我的记忆刚刚够用：“我还记得一个拥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记住些什么。”也就是说，我只能记住遗忘。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交流有助于区分法文中的“知识”（s*oir）和“认识”（connaissance）。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的这个任务交给机器们，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这应该就是米歇尔·塞尔那句话的涵义所在。我们只剩下智慧——多么轻松！让我们再补充一点，倘若一场生态大灾难摧毁人类，或者人类因意外或损耗而消失，那么我们所提出并讨论的这些记忆问题将遭到虚妄和荒诞的打击。我想起了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最后一句话：“换言之，一无所是。”“一无所是”（rien）是最后一个字。我们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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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过滤者的报复（1）
托纳克？我想应该再谈谈人类运用网络这一无法控制的记忆所造成的处境。如何对待这种工具，这种多样性，这些矛盾而大量的信息？
卡里埃尔？网络提供了一种未加工的信息，毫无区别，也没有核实出处、加以分级。每个人不仅要核实这些信息，还要赋予这些信息意义，也就是整理，在言论的某个特定时刻安排他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书的书写往往从爱国主义倾向出发，从偶尔是短暂的影响出发，从在此处或彼处感受得到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出发。任何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不是无辜的。丹东本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们的伟人，到处可见丹东像和丹东街。后来他失宠了，被证明堕落了。阿尔贝·马蒂埃等*主义历史学家力证罗伯斯庇尔是廉洁的。于是在某些共产主义郊区有了几条罗伯斯庇尔街，在蒙特伊—苏—布瓦甚至有了一个罗伯斯庇尔地铁站。明天又会是谁？又会有什么动静？我们一无所知。为了在这个喧嚣的知识海洋靠岸，我们需要某种观点，或至少某些方向标。
艾柯？我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文化一边实行过滤，一边告诉我们哪些必须保存哪些必须遗忘。在这一点上，文化提供给我们某种共同理解地带，也包括谬误在内。我们只有从托勒密的理论出发，才能理解伽利略的天体运动理论。我们要先赞同托勒密的步骤，才能进入伽利略的步骤，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我们的任何讨论只能建立在某一部百科全书的基础之上。我甚至可以向你们证明，拿破仑根本不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三个都已经知道他存在。这就是对话持续的保障。这种群居本能使对话、创造和自由成为可能。网络既提供一切，又正如你刚才所说，迫使我们实行过滤，不是通过文化的中介，而是通过我们各自的领头人。这样，我们从此冒着同时拥有六亿部百科全书的风险。这必然阻碍一切理解。
这有点儿科幻。总是有某些力量在促使人们信仰，也就是说，总是有被公认的权威，我们称之为国际科学团体，我们信赖它，因为它每天都能公开地审视、纠正自己的结论。正是基于对科学团体的这份信赖，我们深信不移，2的平方根是（我记不住，要在手提电脑上核实）。换言之，一个普通人需要得到数据精确性的保证吗？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科学真理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有效，因为，我们如果不分享共同的数学概念，就不可能建立一座大厦。
然而，只需略加浏览网上信息，就能找到一些群体，他们置疑一般被认为众所周知的概念。比如，地球是中空的，人类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再比如，创世在六天里完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有可能遇到好几种不同的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全球化会促使人类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但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造成人类共同经验的分裂。
卡里埃尔？说到这种多样状况，以及人人不惜代价地从中挤出一条路，我偶尔会想到印度神族，包括三千六百个主神和不计其数的次神。尽管分散，但还是有一些大神为全体印度人所信奉。为什么？在印度，存在着一种乌龟的视点。把一只乌龟放在地上，让四爪高出龟壳。人站到作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的乌龟背上，从环绕四周的三千六百个神灵中选择特别对自己说话的神。人生的道路就这样开辟了。
被过滤者的报复（2）
在我看来，我们在网上可能开启的个人道路与此相似。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然而，全体印度人又参与同一信仰团体。我再回来讲过滤的问题。我们全都受着过滤的教育，这种过滤早在我们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说，这是一切文化的本质。不过，置疑这样的过滤并非想当然地被禁止，我们也不会放弃置疑。举个例子。在我看来，除了兰波和波德莱尔以外，最伟大的法兰西诗人均默默无闻。他们是十七世纪初那些猥亵而矫作风雅的巴洛克诗人们。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诗人曾对他们施加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的名字是让·德·拉塞佩德、让—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尔·德·马尔波夫。 我有时会背诵他们的诗，但这些诗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们在世时的版本，非常罕见，极其昂贵。这些诗几乎没有再版。我坚信他们属于最伟大的法兰西诗人之列，远远超过拉马丁、阿尔弗雷德·缪塞，尽管后两位的作品作为法语诗歌典范而畅销不衰。缪塞留下了十四部作品，有一天，我很高兴地得知阿尔弗雷德·雅里称之为十四次的无能。
我们的历史没有凝滞。没有什么比历史更活生生。我想把话题再扯远一点。在把埃德蒙·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改编成电影时，我和让—保尔·拉普诺想突出罗珊娜的形象，这个人物在原作中不太起眼。我自得其乐地重讲这个故事，称之为一个女人的故事。怎么搞的，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呀，一个女人找到了理想的男人，他英俊、聪明、高贵，只有一个缺点：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罗珊娜尤其欣赏当时的诗人。为了让女演员安娜·布罗歇熟悉角色，也就是一个初到巴黎的聪慧敏感的外省女子，我给了她这些被遗忘的诗人们的原版诗作。她非常喜欢，我们甚至还在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一起做了朗诵表演。因此，还是有可能让那些受到不公正评判的死者复活，即便只是短暂的时刻。
我说的是死者，真正意义的死者。我们还应记住，在这些诗人中，有的就在十七世纪被烧死在格列夫广场，因为他们是自由思想者、反叛者，往往还是同性恋者，并永远桀骜不逊。雅克·肖松是一个例子，之后还有克洛德·伯蒂。伯蒂写过一首十四行诗，纪念他的这位1661年因*罪和自由放纵罪而被烧死的朋友。刽子手给死刑犯人换上一件用硫磺浸透的衬衣，这样火焰就能迅速燃开，窒息犯人。克洛德·伯蒂的十四行诗是这么开篇的：“朋友们，他们烧死了可怜的肖松。”他描绘了可怕的酷刑，在最后影射燃烧的硫磺衬衣，这么写道：“他终于死了，正如他曾经活着，/ 这淘气鬼，一边还把屁股现给所有人看。”
克洛德·伯蒂两年后也被烧死。很少人知道这些事。那是高乃依和莫里哀享受巨大成功的年代，是修建凡尔赛宫的年代，是我们的“伟大的世纪”。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过滤：烧死一些人。所幸的是——感谢珍本收藏者——十九世纪末的珍本收藏家弗雷德里克·拉谢弗尔对这些诗人情有独钟，重版他们的作品。发行量很小。多亏了他，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些诗人的诗。
艾柯？你讲到被人遗忘的法国巴洛克诗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教学大纲里几乎看不见意大利巴洛克诗人，因为那被视为颓废时期。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们在大学而不是中学听革新派教授们的课，重新发现巴洛克艺术，我的小说《昨日之岛》就取材于那个时期，深受其影响。我们也着手重新审视中世纪，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我曾研究过中世纪美学。当时有两三位学者投身于这一崇高的研究，但知识分子阶层始终对中世纪持有反感态度，你得坚持不懈才行。不过，你们没有发现巴洛克时期而我们发现了巴洛克时期，也许还源于如下的事实：法国在建筑方面没有经历真正的巴洛克时期。十七世纪的法国已经是古典时代。同一时期在意大利，贝尼尼、波罗米尼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与诗歌正相呼应。法国没有这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圣·叙尔比斯教堂不算巴洛克艺术。我不想变得恶毒，像于斯曼那样说它是法国各大火车站的典范。
被过滤者的报复（3）
卡里埃尔？尽管如此，他的小说《彼处》中有部分情节就在这个教堂里展开。
艾柯？我很喜欢圣·叙尔比斯一带，包括教堂本身。只不过，它不会让我想到意大利巴洛克的伟大时期，甚或巴伐利亚艺术，尽管建筑师塞万多尼是个意大利人。
卡里埃尔？亨利四世在巴黎兴建孚日广场，那时的风格已经非常严整。
艾柯？卢瓦尔河城堡群，以香波尔城堡为例，尽管兴建于文艺复兴时代，但它们是否就是法国巴洛克建筑的唯一代表？
卡里埃尔？在德国，巴洛克艺术等同于古典艺术。
艾柯？正因为这样，安德列·格里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