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 第14部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二、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三、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的小说的全部中译本，包括《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罗亭》、《春潮》、《烟》、《猎人笔记》等，而最使我震动的是中篇小说《初恋》。在那段时间里，屠格涅夫的少女们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倾心于她们既优雅又充满激情的个性。接着读托尔斯泰，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巨著外，还读了一些中短篇。我当然佩服托翁笔下场面的宏阔和人物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质朴，他仿佛只是在叙述生活本身，从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觉得，他笔下性格和经历各异的男女不论与我多么不同，都是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经验理解的。我还喜欢他对人生的平实而又深邃的思考，体现了这种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尔都使我感到亲切。然后，我又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时他拿给我的，接下来读了《赌徒》、《白痴》、《罪与罚》等。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与读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经质，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密集，使人总是处在心惊肉跳的状态中，喘不过气来。世英酷爱陀氏，但我更喜欢托翁。此外，当时我还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果戈理、契诃夫等等。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我读得极快，囫囵吞枣，一天就能够读完一厚本。苏联的作品也读，例如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的回忆录，尤其是回忆托尔斯泰的那一篇，称得上绝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如速写一样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了托尔斯泰的凡胎和灵魂的轮廓。除了托翁自己的日记，还没有谁使我如此真切地了解这个血肉之躯的伟人。我还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把艺术体验和欣赏还原成了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当然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德莱塞，但数量相对较少。有一阵，世英在读易卜生，我也跟着读了，对于易卜生所揭示的优秀个人面对社会庸众的孤独和勇气深感同情，也很欣赏他的戏剧语言的凝练之美和尖锐的力度。

　　除了小说，我还经常读诗。读什么诗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风格的诗人。放在我床头的有雪莱和海涅，也有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世英时常翻开戴望舒译的《洛尔伽诗钞》朗读几句，在一次朗读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从这位西班牙民谣诗人那里第一次领略了纯诗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卖的是什么，要把你的乳房耸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这些句子既纯净又朦胧，美到了极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