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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九十年代以来，我的确甚少出版学术专著，在《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之后，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才又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了若干篇论文。我极其耐心地在胡塞尔的哲学迷宫里摸索，跟随他一步步探寻意义的源头，终于弄明白了迷宫的路径，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并不能通向源头的死胡同。九十年代末，我先后在瑞士Sils…Maria和德国海德堡的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讨论一个长期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即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问题，我的观点使与会的学者们大为吃惊。我由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发现，西方哲学一旦进入中国，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学，成了某种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这种情况显示了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我决定对清末民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时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以此方式展开这项研究，目前这部专著仍在写作之中。最近我还在构思并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尼采的精神哲学的著作，与《转折点》之人生哲学、《尼采与形而上学》之本体哲学凑成一个系列，算是对我的尼采研究工作做一个了结。
十一、不是博导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