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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间点，都有先锋出现，出现得越早，其魄力与勇气就越大。在“苏南模式”成型并被放大的过程中，蒋锡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前台。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知道成绩后，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性格好胜的蒋锡培觉得已无脸再面对昔日的老师。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成为他寻找颜面的唯一道路。当时他的目标是能赚够5万，“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每年吃利息，一年花销就差不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5万元钱，顺利实现当初定下的“最大目标”时，蒋锡培的自信和“野心”被激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蒋锡培
1981年，邱光和、李晓华与蒋锡培这些以个体经营为起点的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不断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后，终于开始了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尽管如此，个体户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传统观念带来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们。民间和舆论的争议让他们承受着时代的阵痛，时刻胆战心惊。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时3个月，至同年8月30日，发表21篇讨论文章。
讨论中，有人引述*《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也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 “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舆论的交锋中，华南师范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郑炎潮悄悄完成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毕业论文。论文中“私营经济”这个概念，接近三十年后重新见诸文字。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7）
1956年前共和国的话语体系里，“私营经济”曾经出现过一次——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临时宪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1956年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不仅现实中的私营经济不再有合法容身之地，概念和话语上的“私营经济”也完全消失。
郑炎潮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分配至陕西汽车大修厂。在汽修厂企业工作的日子里，郑炎潮目睹了国营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而渐有起色的个体经济，让他看到了一种新经济形式的活力。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第二年，郑炎潮考入华南师范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时，他和导师黄家驹与丁家树教授反复讨论后，把论文方向确定在“我国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上。
拿着300元论文经费，郑炎潮走访了杭州、上海、大连、重庆、武汉等地的国有企业，调研了当时几乎所有广东有名的个体户。
调研过程中，郑炎潮了解到，虽然按照*主义的观点，“雇工人数不能超过八个”，但很多广州第一批个体户雇用的人数早已不止八人。以“周生记太爷鸡”为例，一天销售100只鸡，就必须有劳动力来辅助采购、宰鸡、调料、烧炉、运装、销售工作，超过8个人才能运转正常。否则，全靠老板本人一天卖二三十只鸡，且不能保本。类似情况，绝不止一例。面对不可阻挡的个体经济趋势，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的落差，郑炎潮既想找到解决办法，又想在论文中对其定义。最后，他花费心思，给这种复杂环境下，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界定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3月，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郑炎潮完成论文初稿，交给了导师。看完十万多字的论文初稿，导师对郑炎潮说，“调研的仔细，资料详实也有说服力，但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过于敏感，与现行政策不符，不符合*理论，建议删除，如果不删除，论文答辩可能无法通过。”听了导师的建议，郑炎潮犹豫不决，“删除的话，很可惜，毕竟是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删，过不了答辩，研究生念了白念”。
“是放弃还是坚持”，郑炎潮很痛苦。这年，和郑炎潮一样痛苦的还有任仲夷书记。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来之后就遇到了难题：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问题到底怎么处理？”任仲夷百思不得其解，指令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听到任仲夷的提议后，郑炎潮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中内容最敏感的一章打印稿，没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仲夷。一周后，任仲夷打来电话，约郑炎潮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他办公室面谈。
第二天，郑炎潮赶到省委，直接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见面后，郑炎潮简单陈述论文的基本观点、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任书记听完介绍后说，‘个体经济超过*的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管错了，会压制新生力量，给经济带来损失。我们正在苦恼，你的论文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任仲夷语气激动地对郑炎潮说：“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我们准备在广东先行一步，制订支持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若有可能的话，我到北京后将会向中央领导反映广东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的体会和具体政策，希望能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8）
和任仲夷见面后，郑炎潮需要修改的毕业论文，最后顺利通过答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提法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私营经济”。
1988年，*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个别条款。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内容。此时，距郑炎潮和任仲夷首倡“私营经济”，过去了整整6年。
“雇佣”、“私营经济”，如此敏感的词，被多次拿上桌面已不足为怪。让个体户们庆幸的是，毕竟没有人要霸道地给他们盖棺定论为“资本家”。决策者、理论家们为此谨慎地争论，恰恰说明了焦点价值的所在。甚至诸如任仲夷这样的官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支持立场，个体户的路也就不那么难走了。正是因为有任仲夷这样的主政官员的存在，广东省许多小企业的起步顺畅了许多。这中间包括身处经济特区的TTK磁带公司。它的初始规模和家庭小作坊差不多，但是在创办人之一李东生的带领下，这家个性并不张扬、胸中却自有丘壑的公司越做越大，而后更名为TCL。
故事从几位不甘寂寞的惠州人开始。他们凭着借贷来的5000元“创投”资金，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创业。他们当中的李东生甚至没有毕业，还是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无线电班大四的学生，“我大学就加入TCL，大概有40多人。”
李东生们租了一间破旧的农机仓库，成立TTK磁带公司。没钱，另一位创办人张济时找到外商，提出“我们出厂房你出设备，做录音磁带，一起挣钱。”最后，外商掏了100万港币，双方股份比例五五分。由此，TTK磁带公司成了第一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
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接下来的三年磁带公司都赚了钱，生产“TTK”录音磁带，基本不愁销路，且受消费者欢迎，至今很多人记忆犹新。83年底，外商增加了50万美金的投资，李东生则当上了铺带车间的主任。
1981年，很多第一次在中国和世界诞生，日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程，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事件其中的价值——就其深度而言，它们能大大改观我们的国家：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垅，这是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一位美国人在参观葛洲坝后，把葛洲坝比作“中国的新长城”。香港英文报纸《*》发表社论，认为“和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了不起”。
*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做出总结和评价。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六中全会，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成了正式议题。*想找位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的人士，向海内外传递*新的对台态度。恰好，金庸提出想见*。报告送到*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在*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多年来与*、“四人帮”笔斗，在海外与台湾有留下了忠厚正直的口碑。在金庸眼里，*是郭靖般的人物，“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我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七月，*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中央电视台以新闻的形式播放了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9）
湖北沙市幸运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推出首部个人电脑，至此计算机的发展，走过了从大型机到小型机，再到微机的道路，成为开辟通往新经济时代的一件大事。中国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地点是日本，共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中国第一次试办英文报纸，三毛钱（相当于十便士）一份；中国首次举办“托福”考试，只有15个人参加。十年内，俞敏洪、邓中翰、李彦宏等在内的年轻一代就已成为坚定不移的“托派”。
第一部九集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故事讲述解放前夕，共产党员江波为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只身打入敌人内部十八年，与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将情报安全送出，粉碎了敌人阴谋诡计。和今天大手笔的电视剧制作相比，《敌营十八年》拍摄条件“简陋”得让人难以置信。江波的国民党军装，没有经费特别赶制，只好将人物的全身镜头改为半身镜头；领子太小，系不上风纪扣，“国民党少将高参”居然整场戏敞着领子；帽子太小，拿在手里，只是作作样子；八个匪兵，一共两条裤子，于是有裤子穿的在前，用身体挡住没有军裤的另外六个的下半身……电视剧播出后，很多老资格地下工作者写信到报社反映，“按江波的玩法，别说潜伏18年，恐怕连18天都混不下去”。可该剧在当年热播，轰动一时。
新中国第一条征婚广告刊于年初的《市场》报，政治和经济“问题”一一交代，很土但很认真。短期内引来270多名应征者，吉林某校任教的28岁姑娘最后与求婚人结为伉俪。
新中国第一条征婚广告
最令国人振奋的则是11月16日，历时11天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赛场上，女排姑娘哭成一团，电视机前不知也有多少观众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部分记录中国企业史的人的笔下，1981年算不上一个吉利的年份。就连颇受*赏识的，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由于支持改革开放，扶持特区非公经济，遭受到了巨大压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内容直指任仲夷。2008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上）》中对1981年有如此悲观的总结：紧张的空气依然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很多人都隐隐预感到了，更严厉的打击可能即将开始了。
当然，尽管私营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但因为经济一度放活，买得起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的市民比前几年增加了不少。尽管物质生活仍然不够丰富，全国大部分地区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但在广东，“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率先进行物价闯关之后，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间琳琅满目，轻飘飘的菜篮子一下变得沉甸甸。
经营者的日子仿佛在变坏，老百姓的日子却实实在在地变好。有好有坏的1981年，其实也就是不好也不坏。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0）
年度延伸人物：李东生：鹰的重生
原本设想解决“中国制造”越来越陷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金字塔低端的“宿命”与“轮回”困局，去比肩松下幸之助、*熙等行业标杆，没想到走上备受煎熬的海外并购“不归路”。李东升与TCL遭遇了生存的瓶颈，经历着一场“鹰的重生。”
李东生出生于广东惠州，一个离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城市。1957年的惠州，没有留给人们多少想象空间，如今繁华的深圳都还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