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出生于广东惠州，一个离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城市。1957年的惠州，没有留给人们多少想象空间，如今繁华的深圳都还只是一方无名的小渔村，惠州的贫困与艰难可想而知。生于斯，长于斯，李东生最初的二十一年便在此籍籍地度过。
1981年，李东生与创业伙伴在个体户名目繁多的深圳，以一家TTK磁带公司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跌宕起伏，创造着螺旋式上升的神话。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不过，不足以启齿的愿望并没有阻碍梦想的发育。二十年后，李东生获选CCTV十大经济风云人物时，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将TCL创建成世界级的企业。”此时此刻，他即将成为影响全球彩电业乃至亚洲经济的家电大佬。
1985年，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九个月后被迫离职。他与TCL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如此短暂地结束。时隔八年，谁也没想到，李东生竟卷土重来。那一年，他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从此，TCL按照国际化的标准高起点运作，得益于李东生的眼光、策略，也得益于外部潮流的推动，集团步入辉煌，在极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三年后问鼎行业榜眼。TCL更是凭借朝阳产业固定电话业务一路高涨，创造资本回报率在20％以上的奇迹，每年产生几千万元公司可用的流动资金。
辉煌并没有到达顶峰。李东生依旧不那么显山露水。直到1996年底，他临危受命，出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这一年，TCL改制案成为焦点。李东生渐进式路线，不但成功回避了很多敏感的问题，他本人也得到身家6亿的回报。
两年后，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起了一块广告牌。不久，似乎被激怒的康佳赶制了一块更大的广告牌，堵在了TCL的门口。李东生指着那块牌子，语重心长地对销售经理们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那一年，这只是一个序曲，一个为李东生从优秀企业家序列中的脱颖而出所奏出的序曲。TCL速度惊人、势如破竹。眼光敏锐的李东生率领TCL进军彩电、PC和手机行业，百战不殆，创下商业奇迹。但是，奇迹背后是TCL缺少技术含量及质量保证的品牌污点。
当不断地有人谈论TCL是否会超越海尔时，李东生提出“龙虎计划”。“龙计划”是未来3到5年内，彩电和手机业务建立国际竞争力，进入全球前五名；“虎计划”则是家电产品、信息、电工照明及文化产业要同时形成国内领先优势；销售额目标则为全球500强的门槛之数：1500亿元。计划的实现势必要有跨越式的机会，走国际化，收购汤姆逊旗下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由此而来。可事后证明，这是一串激进、冒险，甚至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怕念头——跨文化管理和国际运营上，TCL宛若白纸，满眼空白。
2005年，李东生第四个本命年。按中国人的说法，这年是他的一个命“坎”。这个全球电视和手机行业的Mr Big迎来他经商后从未面临的挑战：全球第一大彩电生产商和第七大手机生产商的TCL业绩下滑，产业布局开始回归原点。年底，为维持资金流的运转，TCL将盈利正好的TCL电工作价10多亿港元，卖给罗格朗集团；TCL通讯董事会建议进行扩股，期望筹资亿元还债；TCL在三、四线城市代卖摩托罗拉手机，或称出租销售人员。与此同时，李东生讲了鹰的故事：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这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李东生执意前行，在他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管理思维：企业要靠有竞争力的规模来支持竞争力。正是这种重趋势而不重细节的思维方式，让TCL走过了井喷式发展的五年后，步伐举步维艰。正因如此，少有人能看到李东生与TCL经历残酷试炼的意义，以及对中国企业的价值，绝大多数在幸灾乐祸地评点着李东生的失误。事实上，用大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追逐“中国企业世界级梦想”的李东生，对他或许才更加公平。
“企业发展必须经过几死几生，只有经过生死考验才能常青。”这应该是经历大起大落的李东生给“所有拥有世界级梦想的中国企业”的真情告白。
“谁记得一切，谁就会变得沉重。”
——爱伦堡《人·岁月·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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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
如同历史的进程，一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被“误杀”，但更多的却是在兴起：
张茵举家迁居深圳，开始新的生活；梁亮胜则带着太太，前往香港，住进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左宗申出师不利，极为落魄，听老婆建议后才接触到摩托车；
3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的李书福开了照相馆，至于汽车，他摸都还未摸过；
15岁的王均瑶，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讨生活”；
第6届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赛，李宁独得6块金牌，第一个体育明星就此诞生；
高德康的服装小厂，正式成为上海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联营单位。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上，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
人民大会堂内，正举行由*中央主席*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而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七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小缩影。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到第四年，国民经济总量却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似乎中国经济的开场白，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全国到处都是一片祥和的氛围。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的悄然开始。
暴风雨的风眼在地处东南的温州。围绕着这个风眼，政策的风暴席卷过多次，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备受过多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遭受太多责难。或许，今天我们能看到温州人的富裕，却容易忘记当初创业者的艰辛、勇气和温州干部曾经承担的风险。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这条路上，没有路标，只有眼力；覆满荆棘，却布满坚韧的足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路线，温州人从土地中走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自谋出路解决温饱。他们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他们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形成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被外界评论为“温州模式”，让体制僵化的国营企业头疼不已。乐清县的一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算是典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2）
登山鞋厂前身是乐清县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内乱，厂处于破产状态。后来，二轻系统组织厂长、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寻找生产业务，到外贸单位要来材料。鞋厂没有足够的资金，有人想出个办法，把专业户组织起来，生产工具由农民自备。登山鞋厂由死到生。与此同时，乐清其他私营经济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传言由此流传，“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
1982年之前的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不断派人到乐清了解工作情况。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办有一份刊物，叫《温州工作通讯》，上面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一份材料，毫不避忌地写着“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好多问题”。
1月11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则将乐清划为工作中心。
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乐清。工作组来之前，在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是证明乐清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焦点便是登山鞋厂。乐清县委干部认定乐清作法符合改革精神，在讨论“登山鞋厂”上，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异常激烈，双方拍桌子互相指责。省委指责县委“搞资本主义”，县委反击省委“是教条主义”。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说，“乐清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汇报的结论是，乐清领导班子，存在“对乐清和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县委内部不团结”。6月12日，省委下发文件，免去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副书记何元赞职务。五年后，“登山鞋厂”事件当事人最终*。
“登山鞋厂”事件是杀气腾腾的1982年，沉重的一个榜样。前年那封“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信，只是个危险的信号。这年，任仲夷再一次面临着仕途的考验。
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任仲夷被通知到北京汇报贯彻情况，按要求作了平生唯一一份检讨，还收到附在反走私红头文件后面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3月1日，*中央转发会议纪要。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4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3日，全国公布《*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尖锐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 。 想看书来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3）
这种背景下，1982年成为1981至1986年这一阶段中，特区最为艰难的一年。就在一年前，整个特区还在任仲夷说的“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方针下，激情澎湃地促进经济。可到了来年初，一场骤雨式的反走私活动席卷特区。
和以往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一样，反走私的意义更多地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制裁，而是政治层面上的波动。同样，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以上层建筑的力量在推动下层的经济基础，所以任何意识形态里的波澜都会反作用于这场经济的变革。社会上出现“深圳除了罗湖桥、文锦渡海关还挂着五星红旗外，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论调，有人悲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政治形势不仅来得突然，而且还十分严峻。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大家心情凝重，心里茫然。连平时把“别理那些，你们该怎么就怎么干，有问题我负责”挂在嘴上的梁湘，也常陷入沉思。
关键时刻，还是任仲夷用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力挽狂澜。2月2日、18日以及3月6日，任仲夷三次以正式调查研究和治牙名义去了深圳。他在宾馆跟梁湘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十点，之后梁湘如释重负。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
正是有了任仲夷旗帜鲜明的支持，梁湘才不至于落得乐清县领导班子集体免职的下场。当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私营经济遭遇寒流时，广东的势头算不上大好，却也不是太差。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所以，依然有上千名来自各地的打工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到了陌生的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穷困所迫，她们看到广东带来的挣钱机会，政策上的“反走私”，因此总是离她们很遥远。日后打破中国内地一直以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