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7）
阴霾为之一扫，“姜维影术社”正式在大连中山路挂匾开张。市委书记胡亦明见到姜维，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三国的大将今天登场了。好好干，闯出条路来，带动更多的人走自谋职业的道路。”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姜维情况后，愿意与他合资经营。但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北京，辗转奔波近三个月，姜维无数次被拒之门外。终于，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王兆国的安排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在家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的谈话，王任重说，要将事立即报告给*，同时写信给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仲林，要他妥善考虑姜维的要求。于是，国家工商局，有了四位司局长与姜维的一段谈话：
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说：“那就变”。
任仲林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另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着说：“不要着急，正是耀邦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这次谈话过后，姜维借住在北京朋友家里等待消息，一天突然家里来了两个人：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的儿子胡德平。经过交流，胡德平蹬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走了。临走时，告诉姜维“很快就会有结果”。果然，第三天姜维接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相关人员。
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4月13日，大连市工商局，一位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私有经济的局长，极不情愿地发出了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通稿：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9月下旬，三辆面包车颠簸在已被大雪覆盖的二郎山上。从康定出发，*沿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对川西北部高原和陇南进行视察。十多天的时间里，一行人驱车两千多公里，两次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视察了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甘肃陇南专区的十多个县区。
*重走长征的同时，张茵，一个女人，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两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彼此人生的创业路，经过厚积薄发最终一鸣惊人。 。。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8）
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
27岁的张茵，在面对年薪50万港币的职位时，做出带着三万元钱去香港创业的决定。最初她做过人参须贸易，印过名片。对废纸生意，像多数女人一样，她觉得太不卫生。80年代，中国造纸用速生林建设滞后，大部分高档纸原料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偶然的机会，国内一家造纸厂厂长告诉张茵：“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内地纸张短缺的现实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第一次让张茵心动不已，她做起了废纸回收生意。
刚入行，张茵每天清早起床，挨个商行收废纸，跑码头看船运。一次和澳门商人谈好300万港元的生意，对方给她开了张300万韩元的支票。一气之下她半夜孤身追到澳门，把支票换了回来。张茵说：“在那里人家要让你‘蒸发’是很简单的事，但那时就没有一个怕字。”但她还是因为冒失地打破了香港纸业沿袭多年的“潜规则”，降低往纸浆里面掺水的比例，遭到了香港黑社会的恐吓。不过，她没有屈服。
香港那几年，是金融和地产业最热闹的几年。张茵很冷静，没有被迷惑，她非常专注的从事废纸回收。坚持，加上恰好赶上香港经济的蓬勃，6年内张茵完成了资本积累，成了当地最大的废纸出口商，业务增长迅速，不仅供应中国内陆，也卖到东南亚各国。
广东人张茵，继续南下香港；广东人黄光裕则一路北上，“漂”到北京——那个他认为个头最大的城市。
黄光裕原名黄俊烈，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1985年，初中生黄光裕随着大哥身揣4000元钱离开家乡。到北京之前，兄弟二人先在广东收购了批电子表之类的百货，然后到内蒙古销售。在当时，黄氏兄弟的行为仍可以归于“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一类，担忧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稍有获利后，两人决定离开内蒙古。
黄光裕一脸茫然地问大哥：“中国哪个城市的个头最大？”黄俊钦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 两人找来一张地图，反复从地理面积上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最后觉得北京最大，还是首都，便决定前往看看有什么机会。
第一次走出北京站时，为了找一家每天五毛钱的地下旅馆，两兄弟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花了一元钱，三轮车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将他送到其实离车站不远的旅馆。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旅馆，面对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黄光裕有种莫名的亢奋和激动。
几天后，二人找到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一个服装厂的门市部。这是一个上下加起来尚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地角偏僻，人流也不太多，但租金相对便宜。最关键是黄光裕喜欢服装店的名字——国美服装店。而后，黄光裕通过广州的关系，调来了价值15万左右的衣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二人起早贪黑，可每天只能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服装店的衣服远不如想象的好卖。由于服装店生意萧条，黄光裕经常跑到街上看别人的生意是怎么做的。经过观察，黄光裕发现，凡做家用电器买卖的，不论大店小铺，只要柜台里有电器卖，生意都挺兴旺。两兄弟一商量，“家电相对比较定型，货也不愁卖”。2个月后，黄光裕和黄俊钦放弃了服装销售，共同创立国美电器，经营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进口家电。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9）
凭着从银行贷到的几万资金，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但跑完各种注册手续，再装修店面，真正用于进货的流动资金所剩无几。没有充裕的资金，柜台里空空荡荡，没有货来支撑店面。最后，黄光裕想出“货不够，纸箱凑。” 他找来大大小小的各色家电纸箱摆满店铺的货架，同时在柜台的显眼处，又摆上真货当样品。进进出出的顾客，看着一屋子的纸箱，无不以为国美商品丰富、货源充足。而只有箱子没有货的却给人一种货物紧俏的感觉，反倒激起购买欲望，黄光裕借此推出接受预定的业务。恰逢临近春节购物高峰期，国美电器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光顾。
生意走上正轨，手上有闲钱的黄光裕打起了广告。他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出“买电器，到国美”，同时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报纸的中缝还是“白板”，广告价格便宜，每次800元，国美一包就是10年。此后，黄光裕与黄俊钦在经营上的分歧日渐加大，决定“分家”。
改革开放第七年，中国的青春期。改革正在加速，社会日益开放，领袖运筹帷幄，人们信心满满。
诺基亚终于从芬兰来到了中国，与它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威猛”乐团。前者给中国人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而对于后者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这支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进入中国的远不止诺基亚和“威猛”乐团，还有美国电影《超人》。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进口大片《超人》，上演不久就被有关部门禁了，经过一段时间争论才又正式上演，百场爆满一票难求。还有清一色来自国外参加“首届上海国际汽车展”的外国汽车厂商：奔驰、大众、马自达、日产、雷诺、雪铁龙、福特、通用、菲亚特等全球汽车巨头悉数到场。开幕第一天，共有2万多人参观了车展，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陪同土耳其政要参观了展会。
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也在中国公开出版，“婚外恋”、“情人”、“性生活”、“*”等词语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就连美国副总统布什也跑到中国的成都，给四川大学几百名大学生讲“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布什讲得很慢，听众大多都能听懂。
国外的很多人与物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年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挣了些钱的王中军却有了出国的想法。
机关干部王中军，在工作的第二年便“不务正业”，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份产品类杂志《购物指南》。杂志出了一期，口碑不错，可第二期期接不下去了，因为《购物指南》全部成员都是兼职。于是，七八个人集中在王中军家，碰头开会研究。讨论的半天，结论是“应该有个专职的人，才可能做成‘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类杂志’”。辞职就是砸“铁饭碗”，大家都沉默了，局面僵持下来。“我辞职吧！”杂志主编王中军打破僵局。几秒钟后，大家反应过来，拍着胸脯安慰25岁的王中军。
1985年，王中军从国家物资局辞职。从单位出来，王中军第一件事是回家向女朋友“先斩后奏”，得到的答复是“辞就辞，最多上街卖菜”。随后登门向未来岳父解释，这位时任大兴县县长的“老革命”，思想开放，“搞个体，这是年轻人的发展方向，支持你。但有一个条件，辞职前先和我女儿结婚。”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0）
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杂志却出了问题。王中军办完辞职，不到10天，出版局出了红头文件，判定杂志是‘非法刊物’”。创业未成，王中军先失业回家，“每天看着老婆、岳父、岳母去上班，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心酸啊……”一起办杂志的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想方设法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好封面20元，插图15…20元，最好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1000多，一个月画一本。随后，他“拍明星挂历”、“拉广告”，一年能挣到30万，拥有了第一部汽车。
中国电影业的“大腕”：王中军
当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时，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日子宽裕起来，王中军想到了出国，“自己定两个目标，一拿到一个学位，二回国前要攒足10万美金。”
1985年，如果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那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应该值得我们记住。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可谓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多年后，一个外表憨厚的企业家以自己象棋式的经营方式，挑战柏杨的观点，并崛起于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商业竞争最惨烈，企业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这位企业家要求公司的员工不准勾心斗角，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他归纳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麻将思维”，而老外是“桥牌思维”，前者讲究互相拆台，后者需要相互配合；他总结出“六赢”理论，意思是做生意应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提出1＋1=11，表明合作的力量是质变而不是量变的。
因此，他的企业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容易被世界认可。当很多本土企业还在用国内利润补贴国际市场时，他已经将一家本不出色的小公司做成为令同行胆寒的重量级企业，大把大把的数着老外的钞票。
贴上“六赢”性格标签的这位企业家叫冯军。
1985年，《中国企业家》创刊，日后包括李东生在内的许多杰出民营企业家都登上过了这本杂志的封面。不过创刊号的封面人物还是当时首钢集团的老总周冠五。此时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0月、11月间，他带队到西安参加全国邮电系统的一个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最后签下10张订单，订货量还不够此行的旅差费。
这一年，机载火控雷达专家倪润峰入主长虹，多年后此人发动国内彩电内战，被称为“价格屠夫”。内耗后，包括长虹在内，元气大伤的中国彩电业，在与国外品牌抗争中一败涂地。倪润峰家乡山东，张瑞敏任职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上任伊始，他做出惊世之举：召集全厂职工把76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全部砸毁，三年以后，海尔捧回了中国冰箱行业的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
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出现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坐在最后一排的他表现得诚惶诚恐。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1）
这一年，产品生产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