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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甲委婉地表达了不解，才知道，师弟担心茶杯不干净。“能不能生产让人放心的家用消毒柜？”师兄弟一拍即合。 这是一场“土鳖加海龟”的智力游戏。几个月后，师兄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消毒柜。外界的一场变故——上海甲肝流行，在政府支持下，电子消毒柜很快批量生产。
罗小甲是特殊的。因为，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中国困惑。而同年，美国知识界开始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尝试着将企业引入关注企业文化而非单纯强调利润的新阶段。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大内，推出日美文化比较的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他将美国企业管理特点定义为“Ａ型组织”：强调速度——立刻争取表现，立刻给与奖励；强调个人——高生产力即有高报酬；强调数字——具体的数字是一切考核的标准，抽象的内涵不受重视；强调利润——公司只关心股东的利益，漠视员工、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认为典型的日本企业文化具有宗法制度的色彩，整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或宗族，对职工全面（包括其私生活）关怀。
当美国正站在文化的视角，思考日本人造成的冲击，或是日本企业已经能够引发美国——这个世界上伟大公司孵化地——反思时，中国的企业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1988年的中国，那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官倒成风，皮包公司大闹全国则给这一年带来些荒诞的喜剧。
可以说，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官与商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开过。但1988年前后，官与商的亲密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市场商品供应不足，紧俏商品短缺，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实行双轨制——同一种商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一吨不到700元，市场价能高到2000元。社会风气大变，条子满天飞。很多个体户没办法直接做“官倒”，就充当掮客到处牵线搭桥，只要傍个官，他发大财我赚小财。 。 想看书来
1988：海岛狂欢（9）
开公司是为当时最热门的事情。一份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家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就能赚得钵满盆满。前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万家，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深圳，一年轻人狂轰滥炸下，拿到可进口20辆“尼桑”轿车的批文。一辆一万，批条卖给某经营部，顷刻间获利20万。可黄雀在后，经营部将20辆“尼桑”每辆加价3万元转手倒卖，猛赚60万。
广西，某港口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涉及60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
天津，蓝天六必治牙膏厂，年用铝材1000吨，在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一吨铝材。国家牌价一吨铝四千四百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每吨上万。牙膏厂上年创下五百万纯利润，今年光购买原料就需多付六百万。一百万差额让厂长愁眉不展。
沈阳，一年间七个政府部门到名牌产品“双喜”牌压力锅生产厂，以出厂价调货。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原本四千1吨，经过“官商”加码，到厂里涨到五千五。压力锅厂的厂长几近崩溃。
不完全统计，1987年至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几百亿元，许多双轨制的价差落入了民营企业的口袋。“官倒”变为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10月，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决定，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重点清理整顿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严禁转手倒卖国家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所有公司必须依法纳税；严格公司审批手续。
“官倒”只是市场经济中一次过渡和失误。在今后，权力与金钱间再没有如此肆无忌惮地划上等号。可更严酷的市场环境却等待着民营企业。经济生活中“治理整顿”成为工作重心，这也是此后两三年民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之一。
民众的疯狂好在没有蔓延到政治高层，领导人依然深思熟虑的思考着解决私营经济的办法。
上年10月，新华社一份调查材料呈送入中南海。材料反映了一个倾向性问题：三中全会后，温州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主患“百万恐惧症”，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会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他们心事重重：有的怕露富，凡涉及资产问题，总是守口如瓶；有的悄悄抽走资金，找借口压缩生产规模，辞退雇工；有的则将获取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购置高档奢侈品，建造豪华的住宅，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河北邯郸冯连印事件也震惊高层。冯连印办了一个商店，但戴上了街道办事处的“红帽子”。然而，当他用自己的五万元还完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领导人当即批示：“迫切需要拟订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私营企业主也可放心依法经营。”随即，为私营经济立法，迅速提到议事日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出现在中国根本*中。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1988：海岛狂欢（10）
随后，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这样，私营经济终于结束了将近十年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历史，它的经营范围也开始扩大。“李国机律师事务所”的铜匾出现在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南楼，这是中国内地首家以个人名义开办的律师事务所。温州人杨家新办起建国以来第一家私营银行——一路城市信贷公司，他自任董事长。温州市的官员对这家银行是满意的，他们授予银行一张“新星企业”证书。温州老百姓则给它送了个更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雪中送炭”银行。
既然律师事务所和银行都可以私人运作，那么演员为什么不能成立影视公司？带着倔强的疑问，李连杰直接对单位说“不”，加入深圳一家武术影视公司。
从小，李连杰就对钱有深刻的理解。因为总吃不饱，他发明了一种吃饭方法：先吃元宵，再吃萝卜，元宵在胃里往上顶，萝卜往下落，一上一下，两个东西在肚子里折腾，一天都不饿。
李连杰学武完全是个意外。1971年，基辛格访华，正值暑假，有关部门不希望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小孩子在街头无所事事。所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李连杰和他的同学们天天去什刹海体校习武。一千多名学生，3个月后，只剩4名，其中有八岁的李连杰。他之所以愿意留下来，是因为体校管吃管住，还免费发放运动衣。
少年李连杰
三年后，李连杰随中国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白宫武术表演结束后，总统尼克松和孩子们合影。尼克松对站在基辛格旁边的李连杰说：“你的功夫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当我的保镖好吗？”李连杰朗声回答：“不，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人民。”现场一片沉默，还是基辛格缓解了尴尬：“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把谈话内容发表在次日报纸头条上，文章感叹说：“赤色的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那么小的孩子回答问题也充满爱国情操。”但是，发誓要保护11亿中国人民的李连杰，最后发现原来中国人民根本就不需要他的保护。而他连辞职当个体户的机会都没有。
武功出色的李连杰被电影圈看中，参拍了功夫电影《少林寺》，得到700元片酬——按天算，每天1元人民币。该片内地票房上亿。此后，一位香港老板慕名跑到北京找到李连杰，开价600万拍两部电影。李连杰兴高采烈地告诉领导，领导却说：“钱得交给单位，没有国家哪有你”。李连杰的工资虽比普通大学教授工资高出一倍，但不到100元。按另一种算法，每月100元，到60岁退休，全部工资总额还没有5万元。
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支票，金额是600万元，李连杰却无法接受。19岁的他彻夜难眠。他想退役做个体户，单位不批准。跟所有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一样，李连杰完全没有控制命运的权利。绝望中，他给*写了封信，内容是希望能够“退役读书”。*让秘书把他请进中南海，告诉他，“孩子念书总是好事，北大、清华，随便哪个都可以。”
李连杰最终放弃了去北大读书，“小学都没毕业，很难跟上进度。”体委也不肯放人，把他转租给香港银都机构5年，条件是“拍一部电影，单位有5万收入”。租到李连杰，银都不断开拍“少林”系列电影。对李连杰来说，拍《少林小子》每天收入2元，拍《南北少林》每天3元——香港人演一天死尸的收入是50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8：海岛狂欢（11）
1988年， 5年合同期满，李连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海”。但是，赚钱确实艰难。按照他与嘉禾签订的合约：两年拍4部片，如果没有拍够，依旧给600万。然而，嘉禾只给了300万，就要求续签合约。李连杰雷厉风行的经纪人蔡子明出面斡旋，却遭枪击致死。
无奈之下，李连杰想到重返大陆，“我常受威逼，娱乐圈真是一个是非之地，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也许只有大陆才有我真正的家。”他写信求助于国家主席*。在主席干预下，李连杰回到不仅没有黑社会，还允许他自组电影制作公司的北京。他用小名“正东”命名公司，拍摄《黄飞鸿之狮王争霸》、《方世玉》、《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等五部功夫影片，终于名利双收。
首都北京，不仅是中央政策的出发地、影视人员下海的天堂，其城内的经济变革也在全民狂欢中狂飙猛进。
自1984年后，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关村这个弹丸小地，227平方公里迸发出的力量绝不亚于万平方公里海南岛所表现出的疯狂激情。一些并不惊天动地的事件正在发生，而后将改变或是扭转中国的经济格局。
四通和联想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双方甚至为一个牌子而需要科学院领导进行仲裁。但是，柳传志遇到吕谭平，两人在香港组建“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柳传志第一次使用“联想（英文 Legend）”为公司名称，吹响中国企业国际化号角。不过，显然香港媒体对柳传志的雄心大志不以为然，评论说：“大陆表叔又来说大话了。”
作为标志性事件，联想面向社会招聘，郭为来了，孙宏斌来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生，24岁的杨元庆也投靠到柳传志的旗下。他在联想的第一份职位是销售代表，推销英特尔的芯片。他和前辈们拉着平板车，来到白颐路十字路口，朝着四个方向分别出发，沿街兜售。见到一个卖电脑的商店，登门而入自我介绍。一家一家推销下去，数日都是空手而归。
总之，一切中关村的IT英雄和无限的落寞者都在那时齐聚一起。中关村有了些风云际会的味道。但是，这一年的中关村更多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联想、不是用友和金山，而是那为数不多的软件上程序员的名字：
1988年，王永民44岁，他发明的“五笔字型”，专家称“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
1988年，吴晓军41岁，他将汉字系统升级到了版；
1988年，王江民38岁，因工作需要接触计算机，推出杀毒软件KV6；
1988年，严援朝37岁，他推出CCDOS，走出了中文操作系统的关键一步；
1988年，周志农28岁，《自然码汉字输入系统》版在10月份设计完成；
1988年，朱崇君24岁，清华大学在读研究生，首创中文字表编辑概念；
1988年，王志东21岁，北京大学毕业，次年投师王选；
1988年，鲍岳桥21岁，杭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大三学生，4年后开发UCDOS；
1988年，雷军19岁，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读大二，他凭借向报纸杂志发稿挣稿费自立……
他们将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时代的神髓和气质。之中的佼佼者，诸如王志东，已然隐现优秀创业者的风范。
王志东的大学四年可谓光阴似箭。这年，他正式毕业。毕业分配形势很好，他有留校任教的机会，可选择了北郊一家乳品厂。在那里，王志东办了停薪留职，一心想在中关村出人头地。。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88：海岛狂欢（12）
毕业第二年，王志东进入北大方正集团从事专业开发工作。对于方正和王选而言，王志东他们早就想招之麾下。曾经某位用户同时购买了北大方正排版系统和四通4S系统。两个排版软件对硬件配置要求不一样，商家告诉他必需买两台电脑才行。通过朋友介绍，用户找到王志东，请求帮忙。一个月后，王志东把两个系统装到了一台电脑上。兴奋的用户，跑到方正说：“你们不能做的事，我找人完成了。”方正的人将信将疑，一定要追问到底是谁解决的问题。客户把王志东“供”了出来。从此，王选记住了王志东的名字。
5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第一家高科技园——中关村科技园区诞生。当时并没有人会想到中关村在未来会因中国“硅谷”之名，蜚声世界。500多家企业进驻科技园。经过20年大浪淘沙，剩下包括王文京的用友和求伯君的金山在内的企业不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