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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生于1935年，我生于1939年； 他大我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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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拆、保是与非（1）
江苏常州市的寨桥镇中横跨采菱港水道的老石桥数年前拆除了，听说当时有过非议。时隔几年的不久前，又有人提到此事，作为批评当地政府不重视历史人文古迹的一例。这也许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出乎有责任感。其实我对那座老桥所怀的感情也很深。我老伴是寨桥镇人，年轻时去岳父家必要从那桥上走过，趟数难以计算。后来写小说，常常是因那里的人和事触发灵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影厂电视部和上海电视台先后摄制根据我小说改编的《造屋风波》和《新楼后边是老屋》两部电视剧，我都建议在寨桥一带选取了大部分外景，都有那座老环洞石桥的镜头。拆除老石桥的是与非，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值得认真深入探讨。
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方便交通，是极其简单浅显的道理。但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高高隆起层层石级的老式环洞石桥，显然就不能供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汽车通行，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社会生活的需要；雨季河水上涨时，老寨桥狭窄的桥洞限制了水的流速，使两边水位落差过大，阻碍运输船只通行，多次造成事故。而现代交通需要的，是引桥长、坡度小、又宽又平坦的新型桥梁。拆去老石桥，是交通发展的需要。
有人会说这桥历史悠久，有古迹文物价值。说句实话，我不太赞成把古的东西一律当成珍宝当做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人类就是在不断摒弃旧的事物而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寨桥只是清道光二十一年造的，传说明朝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曾在附近圩里安营扎寨，因之称做寨桥。这也不过是传说，其实也是穿凿附会，又有什么文化价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桥每个乡镇都有几座，哪座城市没有几十座，哪一座没有一点类似这样的传说，如果都保存了，我们现在的村镇建设和交通又如何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又怎么实现？
据说，江苏某市市区改造时要拆一座老桥的石料全部卖给无锡，有人认为卖掉就是“败家子”行为。这我也难以苟同。无锡来买古石桥拆下的石料移建到他们那里，如果因无锡有规模较大的古园林和仿古影视基地，有相匹配的环境，它外形的古朴美才能协调体现，也才能发挥它交通以外的观赏和布景作用，才有现实的存在价值。周庄、同里、乌镇等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完整的江南古镇的典型风貌，是个水乡古镇风情“博物馆”，如果移建到那里，也无不可；而这个市的所辖地区早先保护古迹意识淡漠，大量拆旧，已没有周庄、同里那样的完好古镇，也没了无锡那样的规模园林和仿古影视基地，石料不卖，留着做什么？移地重建？移到何处？建了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个市的市区有座老石桥，旁边紧挨着已经另造了宽阔的平桥，四周已都是现代面貌的高楼大厦，却偏偏还留着它，孤零零匍匐在那市区主要马路旁，那景象好像一个一身西装革履的人留着前清的辫子，显得怪模怪样的。那老桥既无利于交通，也有碍观感，留着究竟有何意义？
这种一概反对拆旧的“义愤”，一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认为卖给无锡就是败家，似乎无锡就变成了日本、美国；自己做不到的，也决不让别人做到；自己没有的，也巴望别人没有。这种“热爱”地方的心理，是把一个地区当成一个个体农民心中的小家，是封建诸侯割据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没有团结协作的精神，也是在各种大小不同范围常犯窝里斗的根源。 。 想看书来
古迹拆、保是与非（2）
当然，我不是说有价值的文物古迹不要保护。保护与否，必须先作价值认定。这种认定，不应只是凭“很有历史价值”、“很有研究价值”、“很有保存价值”的概念，这是抽象空洞的，要有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实际内容。所谓“价值”，我以为应当体现在，一是有利于对历史文化本质的认识，温故对于知新有作用；二是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过影响，留下思想精神财富，仍有*精华可以借鉴的；三是对于某一历史时期起物质佐证作用，且在整个国内己经不多的；四是确有独特艺术价值可供大众欣赏的。
譬如常州市区前北岸的赵翼故居，我以为不仅应当保留，还应修复，当然要说出点具体理由：一是赵翼史学上的地位极高，其考史名著《廿二史札记》闻名中外，1910年日本史学界以投票方式选举“中国史学十杰”。他与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同列其中，日本京都大学还开设了《廿二史札记》课程；赵翼治史是因“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为探索治“今病” 的“古方”，至今仍可作为镜鉴。二是赵翼的诗歌不沉溺于个人忧乐得失，具有批判精神，能从宏观角度对事物作哲学的思辨，不满足于感，而潜心于悟，有博大的胸怀，是高于常人的诗歌境界。他的诗及论诗所创理论，对当时诗歌乃至对当代诗歌创作都有指导意义，他的千古绝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句，至今整个中国几乎无人不晓，文学巨匠茅盾都感其诗意而亲笔书录它，自勉也勉人，被应用率有谁能超过？而且还将被后世广为应用。常州所出的历史文化名人，有几个学术上能达到他这种地位？又有几个的作品思想能像他这样还在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远远不止常州人的？他的故居有五进，虽头进、五进早己拆毁，大部分还是存在着，虽已破旧，是修复工程而非无根基新建。修复后可以陈列赵翼著作及有关史料，光大其思想和精神。有些领导对赵翼这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故居倒不问不顾，却给一些尚未经历史鉴定、筛选的当代名人建了纪念性建筑，例如屠一道根雕馆等，还设了专门机构配了人员编制，财政长期拨款负担。这就有弃黄钟而保瓦缶之嫌，完全搞颠倒了。
当代城镇建设中，古旧建筑有该保的，也有该拆的；如真要正确把握，要真正对历史对现实对子孙负责，要少受批评指责，还是先把方案公开托出，让市民（包括专家）展开讨论；也不妨在市报划出一点版面，让有识之士充分发表意见，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作了科学的分析后再作决策。这就要决策层有这个胸怀和气度。掌握了修建真伪古迹的权力，千万别只顾豁免当今的检验。如果有人是扛重视历史文物古迹的招牌，心里却在拨着另一种算盘的，真正的什么价值压根儿不会在乎，征求意见的事是绝不愿做的，或者做也只是形式，这才是最可怕的。不过终究难免历史的审鉴甚至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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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形象解读
2003年11月参加党派活动去徐州考察汉文化遗迹，返程时因寻访虞姬墓，途经以灵璧石闻名的安徽灵璧县，县城中立着一尊钟馗塑像。塑像坐墩上赫然刻着“钟馗，唐时灵璧人……”。钟馗出生在灵璧？我大感意外和疑惑。
钟馗的来历，真正可靠可以作为史料的文字极为少见，仅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简单记述：相传唐明皇于病时梦见一大鬼捉一小鬼啖之。上问之，自称钟馗，终南人，生前曾应武举未中，死后决心消灭天下妖孽。明皇醒后，命画工吴道子绘成图像。其实沈括也没有可靠依据，也说这是“俗传”。当然后来也还有更详细更形象的描述，什么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什么本该中状元而因相貌奇丑落榜，便撞死殿外……有一系列故事情节细节及人物名字，那是民间传说中不断丰富出来的。多种传说，都说他是终南人，终南在陕西，查不到他是灵璧人的文字记载。当今灵璧县将他当做灵璧人并为他塑像，似乎是一种新的创作，是挂钟馗的招牌。若从正面理解，也许可能因为太崇敬他了，在借他张扬浩然正气；若从反面审视，是拉大旗做虎皮，与当前流行的名为发掘地方文化实为夸大和虚构，有制造“文化” 的虚假之嫌。究竟如何，不敢断言，但愿是属于前者。
钟馗虽是传说中人物，是正义的代表，在中国比包公还要深入人心。人们意识里，把包公当做人而不是神，是清官的典范、公正执法的楷模。人们也盼望遇上包公这样的清官，但毕竟与个人关系并不直接不贴近，谁也不会企盼过世九百多年的包公来帮助解决现实的不公。民间把钟馗却当做神，是希望靠他的神力伸张正义，直接为自己驱邪除恶保平安。虽然也有人把钟馗作为坚持严明法纪张扬正气精神的象征，然而多数人还是迷信他的神力。不过，这与迷信寺庙中的佛、道观中的仙又有区别。迷信寺庙的佛和道观的神仙的，以为对他们磕头越多烧香越多捐助越多，得到的保佑甚至获得的非分利益就越多。这种迷信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而历来迷信钟馗，却都是把钟馗看成铁面无私、一身正气，是廉洁公正的形象，不会萌生向他行贿求他满足非分之欲、庇护恶行的幻想。
我少年学画时就开始画钟馗，从那时起就有人求我画，或家里有什么不安不顺，或家里并无事只为保平安。后来我改行爬格子，还不断有亲戚、熟人叫我画。我这几十年，所画的钟馗画像已不下百幅。说老实话，我画钟馗笔墨技巧并不怎样，也不是迷信自己画的钟馗有什么“神力”，更不借有人索要而乘机欺蒙牟取什么利益；我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讲代价。这是因为总觉得求者怀的是正当的企望，我给他们画，至少能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精神安慰，对他们起点望梅止渴的作用；再则，所画的每幅钟馗像上总要题写“浩然正气”、“除邪惩恶”、 “正气凌邪” 等字，将钟馗当做人，作为现实人生中为人的表率，加深人们对正义、正气的印象。所做这些有多少作用，当然难说，但终究表达了我的一点愿望。
民间迷信钟馗，是把他当做正义的维护者，可以折射出人们对正义的向往，是迷信中健康的倾向。然而，国民这种伸张正义的向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作为神的钟馗身上，是将钟馗当做上帝；这种心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盼望出清官；不是将钟馗作为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楷模、榜样，不是自己主动地也效仿钟馗精神身体力行，不是成为坚持正气的一员，缺乏正确的公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意识，总盼望天上掉下馅饼来，总甘愿把命运交给救世主，是一种不依附不行的天性。依附总是没有自己的方向，正是*事业的发展和捍卫自身*艰难的根源。
感受主席台
能上主席台就座是一种地位和荣耀的体现，这几乎成为当代国民的共识，成为一种已经普遍形成的观念。
作为家乡中学校友，参加了两次校庆，回想校庆大会主席台排座，觉得颇有些值得品味的东西。
头次是1992年的五十周年校庆。那次庆典的大会，主席台上坐的大体是三种人，一种是学校创办人沈九如先生的亲属、历任老校长和现任校长，一种是县里分管教育的领导、教育局领导及乡镇党政领导，还有一种就是历届校友代表。当时我不够资格上主席台，是坐在下面的。主席台上是否有校友中成了教授或者全国劳模的，似乎不甚突出，没给我留下明确的印象。
母校原是只有初中，后又添了高中，再后来又分成初中和高中两校。2002年10月，两校联合举办了建校六十周年庆典。我预先专门要了个车去宜兴丁山，挑了一对大花瓶做贺礼直接送到学校，具体负责校庆事务的一位副校长接待我时闲谈说道：“这回校庆主席台上排位置是个难题。” 在我听来，这似暗示我要有上不了主席台的思想准备。按照当今惯例，行政厅级以上，职称教授以上，一般要受特别抬举。我已经于1995年评上正高级职称，已具有那种惯例的资格，该属于坐主席台的上宾；只是我三个月前又已离岗退休了，自认应打点折扣，不坐主席台倒也释然。然而校庆那天，倒又出我意料，被报到名字要上主席台就座。我是作为专业上有成绩的对象。这次光临的领导，比十年前那次级别高得多，也多得多，我能上主席台，倒是确确实实感受到，校组织者眼里知识与人才的分量加重了。校庆纪念册里，逐一介绍从母校走出去而有成就的校友，排列顺序是按毕业时间，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潘震宙比我晚一届，就排在我后边，这里体现了平等。
我还是觉得校庆设主席台排座这种形式不可取——当然不针对母校这次校庆，而是指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主席台排座风气。
平时从电视或新闻图片上看到，西方国家开会，或是谁要讲话谁走上讲台，讲台上没有凳子可坐，讲完就得走下讲台；或者是像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问题那样，围成圆桌，不分主次。这就在会议这种形式上消除了等级。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实行共和，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致力于消除封建等级观念，记得新中国建立后，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学校还是乡村、城市党政开大会，主席台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执行主席即司仪，一个是轮到讲话的人。
后来不知怎的台上座位越排越多，多到满台都是 “主席”，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台上坐几排“主席”，前与后、中与边，论资排辈，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总有这个心里不舒服那个不满意。坐在台上就比坐台下的高一等，前排、后排又分等，主席台成了划分级别的一种程式，强化着人们的等级意识，这难免会使人联想到水泊梁山忠义堂交椅排老几。“五四”要批判的等级观念，不知怎的如今又会找到主席台这种好似现代的形式延续甚至发扬光大。现在在恢复的，是不是正属当年千万革命志士要消灭并甘愿因之流血牺牲的东西？
坐上校庆主席台，也促使我思索了有关校庆的意义。
其实，校庆的意义应当是很明确的，是通过回顾建校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使办学的方向更正确、措施更科学。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