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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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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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疼得心里冒血!
  太喜欢在德国的照片了,组里的同事也抢着看。小助理一不小心碰到了DELETE(删除)键,300多张照片转眼间无影无踪。把数码相机都快拆了、砸了,也没能找回来。高科技有时会让人如此无奈,300多张照片,300多个美丽的瞬间,300多份永恒的回忆一去不复返。小助理在一边哭得楚楚动人,而我恨到嘴边变成了安慰。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把黑森林的一家人牢牢记在心里,谁也删不去。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来自黑森林小凯文的一封信。他说很想我。他妈妈用英文在信中说,凯文已经报了一所中文学校,希望若干年后,在北京见面时,能用中文和我聊天……
  两个月后,小助理幸福地悄悄告诉我,她已经恋爱了。那天她哭的样子打动了导演的心。我愕然,又觉得安慰。原来,黑森林的爱是可以传染的……
  

1。我恨机场 从小就恨
  同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他
  道明对我说,身边没有男人的女人相当于半个“失业者”,他说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职业就是一个好男人。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横行,国难当前,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入到最低谷、最残酷的时期。2003年3月,北京开始恐慌,人们开始抢购,流言四起,乌云密布。工作上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每天“连轴转”的工作弄得我身心疲惫。
  就在这时台里的同事给家里送来几箱方便面、榨菜和水,即使北京出现意外,在家里闭门不出也能过几个月了。为此,妈妈常念叨说朋友很义气,关键时候就能看出真朋友的品格。我也只能深深叹息,一个女孩子带着两位70岁的老人在这个时候的确不容易,好在难时还有人伸手相助。
  晚上常守在父母身边看电视,这时北京的电视收视率应该是最高的。街上静悄悄、空荡荡,人们足不出户,但都在家里竖起耳朵、瞪着眼睛,注视着电视中播送SARS的动向。电视里一位记者正在采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同样是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这位叫做王志的记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窝。语风犀利、问题深入,层层紧逼,穷追不舍。“什么是政治?救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钟南山急了。
  钟大夫正是这个时期的焦点人物。被看作圈内的杠头,也是病人的救星。这位67岁的老人是战士、是勇者,还是绊脚石?无论为人做事都颇有争议。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在日本的二姐每天都要来几个电话,她很着急地跟我说:“三三,我希望爸妈来日本躲一躲,国外报道老人如果染上‘非典’,死亡率很高。”
  “好呀!他们在北京,我还会有后顾之忧呢。”可我心里在打鼓。
  “你也一起来吧,日本很安全,没有‘非典’。”
  “我就算了吧,台里说了共产党员要坚守岗位!”我半开玩笑地推辞着。这个时候走开那就真是临阵脱逃了。部里的几位外地临时工作人员已经回老家了,我干着几个人的活,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
    我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爸妈太好
  挂上电话,心里有些无助。这个时候爸妈要是真的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的寄托何在?更会不知所措了。
  转身看到二老眼中的兴奋和焦虑。知亲莫若女,他们现在想去工作和生活过5年的日本。那里方便、干净,没有“非典”的阴霾,又有二姐夫妇的细致照料。常言道:“千孝不如一顺”,顺着两位老人吧。自知此事已成定局,心里一丝酸楚,强笑着说: “你们赶快走吧,我也好交班了。”
  爸妈在日本使馆有着良好的口碑,很快就办好了出国手续。一个明媚的清晨我送他们去机场。今天的首都机场非同寻常。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班机,送机的人都不能进入机场大厅。只有乘客凭机票,经过严格的体温测量之后才能进入机场。机场里的旅客寥寥无几,要不是出于无奈,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冒险坐飞机呀?
  爸妈亲亲热热手拉手走进了严阵以待的机场,不时回头向我挥着手,“一个人多小心!”
  “没事,放心吧,我习惯了。别忘了上飞机戴口罩!”我隔着栏杆喊,喊完转身就走,不想让爸妈看见我流下的眼泪。要是看见了,我保证妈妈能退了机票跟我回家!
  开着我的小吉普“蓝风筝”,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干了我流下的第一行泪,没有第二行流下。我恨机场!从小就恨!习惯了寂寞,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机场里有我太多的悲欢离合。北京、成田、伦敦、戴高乐……我就像一个没有写清地址的国际包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被不同的人接来送去,怎么也到不了家。回国后,终于有了一点儿家的感觉。爸妈走了,这点刚刚在心里萌发出来的感觉也一起被带走了。
  我常开玩笑说,至今我还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爸妈太好,我感觉不到寂寞。每天下班往家跑,不像有些快到30的女人,一到天黑,心就慌。这次爸妈走了,心里真是慌得紧,没着没落的。SARS还紧随我们身边,还是让工作把自己填满吧。
  寂寞的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经验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照老法子,逼着自己把承受孤独变成享受寂寞。
  这段日子不好熬,前两天录《欢聚一堂》的时候,嘉宾演员都已到场候着了,突然一个指示,根据防控“非典”的需要,不能聚众###,所以立即取消了录像。众人在一片无奈声中离去。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箭在弦上,真就不发了,活生生地给嚼了吞下去了。
  动真格的了!
   。。

2。两家医院做出相同的诊断(1)
  我抖得像一只病猫
  SARS的阴霾终于散尽,爸妈早就在日本呆不住了,经不住二老的再三恳求,二姐终于放行。2003年8月底的一个明媚下午,爸妈回到了北京。爸妈的归来填补了我心灵的许多空间,在二老身边;我高高兴兴地忙着筹备去西班牙和法国举办的“手拉手”专辑和《欢聚一堂》的特别节目。
  一天,在看完采访一位医生的节目后,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爸爸说:“你是不是该复查了?”
  2002年3月,父亲曾因房颤住进了宣武医院。我记得全身体检的时候,他还像小孩儿似的怕疼、害羞,不想做肠镜。在我“大棒加面包”的政策下,好不容易进了检查室。结果查出来肠道里有5块息肉,当机立断就“斩草除根”了。医生叮嘱,一年之后要复查。到了今年,由于“非典”的肆虐,好长时间不敢去医院,把复查的事给耽误了。眼下已经风平浪静,该把这一课早些补上。
  肠道息肉是常见病,嘱咐他一定要复查之后,我就踏上西班牙和法国的浪漫之旅。谁料想在巨大的紧张和压力下,在多瑙河冰冷的寒风中我病倒了,病得很惨。在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做完在法国的“手拉手”专辑之后,我突然发烧,烧得失了声。住在巴黎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里,蜷在一张巨大的床上,我抖得像一只病猫。好冷、好想家!
  对面墙上油画中的一位贵妇在冷冷地看着我。我躺在床上和她对视着,几乎也是在恶狠狠地盯着她看,她的高傲激怒了我,让我坚强了起来。在日本生病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咬牙挺着,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说不出话来,更怕父母担心,很多天没打电话,终于熬到了回国的日子。回到家已经是憔悴不堪,只说是倒时差的劳累。这时候,爸爸已经做完复查只等结果了。
    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月,一个明媚的中午,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三三,”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反常,“你能抽空回家来一趟吗?”妈妈从来不在我上班时间打搅我,今天很奇怪,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下午虽然约了人,但已经顾不上许多,匆匆打电话通知对方更改时间后,开上“蓝风筝”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二老都在客厅里坐着,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爸爸看见我有些吃惊,“怎么回来了?今天这么早下班?”侧头瞄见妈妈正紧张地看着我,“回来取个东西。”我明白了,“妈,我的稿子您看见了吗?帮我找找。”说着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妈妈跟了进来,没张嘴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怎么了?”不祥的预感更强了。一行泪顺着妈妈的脸流了下来,“你爸爸得的是癌症,宣武医院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不信,根本不可能!爸爸好端端地坐在客厅看武打片呢。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10月,大家刚刚热热闹闹为他过了70大寿。而且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带着二老四处品尝美味,这是他们的一大乐趣。爸爸是个地道的美食家,胃口极好、饭量惊人。跟他在一起吃饭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对每道菜评头论足,细心研究,吃得是滋滋有味,声声叫好,看得我们是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这样乐观的人怎么会……
  妈妈的眼泪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爸爸知道了吗?”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还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妈妈的眼泪已经无法控制,“消化科的主任医生悄悄告诉我已经基本肯定是癌症了,让我跟外科联系,赶快手术。”
  不能在房里耽搁太久,爸爸会起疑心的。我替妈妈抹去脸上的泪,却无法抹掉妈妈的伤心,“先别哭,给爸爸看见就瞒不住了。”妈妈看上去是那样无助,“有我呢,我来安排。”我安慰着,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走出房间,爸爸还在那儿坐着,“找着了吗?”
  “找什么?”
  “你不是稿子找不着了吗?”我这才反应过来,“可能忘在车里了吧。”
  “三儿,”爸爸轻轻地唤我,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在钢琴上翻翻找找不敢看他。爸爸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说:“我复查的结果出来了,好像不是很乐观。”每当他有心事,总喜欢用一些谨慎的词。
  “大夫怎么说?”我明知故问。
  “大夫说‘长了一些新东西’,我有些担心是不是癌变了。”
  爸爸的直觉已经告诉了他真相。“别乱说话,”我像训小孩儿一样打断了他,“我们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下,有比较才好做判断。”爸爸很乖地闭上了嘴,可脸上挂满了忧虑。
  “医院,医院,哪个医院有熟人呢?”焦急中我猛然想到了王志,在“非典”期间他奔跑于各大医院,应该上上下下都很熟悉。躲进书房,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

2。两家医院做出相同的诊断(2)
“喂,我是王志。”他的声音轻松而快乐。
  “我是朱迅。”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有事求你。”
  第二天,我和妈妈陪爸爸去301医院检查,2天后,加急化验的结果出来了,诊断书上写着:“初中期结肠癌”。看看拍出的照片,癌变的地方就像是在肠道里翻着长出的一朵菜花,让人作呕心寒。两家一流的大医院,做出同样的诊断,已经再无侥幸可言,这开膛破腹的一刀是挨定了。
  我跟妈妈商量有两条路。第一,瞒着父亲说是良性瘤,在宣武或301做手术;第二,直截了当地告诉爸爸病情,然后尽快送进位于潘家园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做手术。家人都很了解,最终,瞒是瞒不住的。爸爸这一辈子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和变革,他有一种特殊的敏锐。就在这时;王志从湖南出差回来了,他到家里看爸爸,聊了聊天,然后悄悄地跟我说:“告诉他吧,你爸爸很坚强!他已经感觉到了,再瞒无益。”
  摊牌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困难。爸爸看上去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切,表示将全力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几天一直背地里偷偷哭的妈妈,也变得坚强起来了,打电话把爸爸的病情告诉了二女儿和大女儿。她们听说后,以最快的速度分别从东京和多伦多飞回了北京。全家人拧成一股绳; 如临大敌、全力备战,与癌魔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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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叫爸爸的人(1)
  我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火车跑过的声响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得癌症?
  肿瘤医院的病床极其紧张,就在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台里通知我11月22日离京,随《正大综艺》摄制组到阿根廷出差20天拍摄阿根廷专辑。这是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事,这几天为了爸爸的病,早就急得把出差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可临出发了,若是请求组织上换人,办手续都来不及,势必耽误整个摄制组的行程。但这个时候我怎么走得开呢?急了,我找爸爸商量到底该怎么办。爸爸笑着说:“一旦住院了可就没好吃的了喽,怎么样?请老爸吃顿好的吧。”
  爸爸自从知道自己生病后,平时谈笑风声的他变得有些少言寡语,好久没有提这样的要求了。难得他有好胃口,赶快找了家他最爱吃的上海菜馆。很久没有见他这样大吃了,哪里像个生病的样子,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知道,他是在吃给我看呢。
  吃完后他一抹嘴,很满足地打开了话匣子。“宝宝,能吃会做是福气啊,你看你瘦得像什么了?”他指着我,“你知道爸爸的这手好厨艺是在哪里练出来的吗?就是在拉丁美洲。我在那里住了6年,那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肚子里呢。”
  幼年时候的事儿我还依稀记得些,其中就是没有爸爸的影子。记得妈妈说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被派驻拉丁美洲,直到我上小学他才回国。爸爸在那里采访了10多个国家。当时新中国和许多拉美国家都还没有建交,车马未动,记者先行。毛主席的一句“把地球管起来!”,让多少人满怀壮志,告别亲人,在六七十年代就走出国门,奔赴天涯海角,去铺铸新中国通向世界的道路。爸爸1958年进入新华社后不久也远走高飞了。遥远的拉丁美洲,有多少妈妈的思念和孩子们的迷惑。
  在我上幼儿园时,当小朋友问我的爸爸在哪儿?我总会跺跺脚,“就在脚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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