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审阅的经典之作:朱元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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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审阅的经典之作:朱元璋传-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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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朱元璋是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一生吃了很多苦头,做过和尚,讨过饭,他是怎样由一个讨饭的人当上皇帝的呢?有什么秘诀?他的成功不简单啊!由最下层的人走到最高位置,是个奇迹。
  都知道朱元璋当皇帝后心狠手辣,杀了不少功臣,大兴文字狱,建立锦衣卫,太恐怖了。但你是否知道朱元璋当皇帝之前是个坦诚、英勇、睿智的统帅,有功劳推给大家,有赏赐分给众人,得到了将士的拥戴,他是怎样由一个宽宏的人变得暴戾呢?为什么要残忍呢?
  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很多措施,有些措施确实卓有成效,然而又留下了苦果,身份证和介绍信就是朱元璋发明的,没有这些你休想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朱元璋当过和尚,应该对佛教很有感情吧,恰恰不是这样。正因为他从和尚成为了皇帝,他太担心宗教的影响了,如是让佛教重新回归山林,佛教大师是不准许到俗世弘法的,为普通人做佛事的都是文盲和佛教中的末流,这样佛教逐渐对民众失去了吸引了,对社会难以产生影响,也毁了佛教。是不是比现在的很多人都“高明”……还有现在的民族自治都能在老朱那里找到影子,但毫无疑问老朱的民族及宗教处理得是很成功的,没有发生过“大事件”……
  最后想说的是当了皇帝后的老朱是残忍了些,但老朱也有后世的人达不到之处:他铁腕反腐,辛勤办公,没有娱乐,也没有休息,对农民(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迁徙限制很多,但老朱贫农出生,对农民是很照顾的,也算不忘本吧。
  吴晗本书的写作由抗战已经开始,反复修改几次,只到文革前才写定第四稿。本书是48年写作的第二稿,并亲自送毛主席过目,毛对他做了鼓励和肯定的评价,也提了些意见。但本稿已为后来的修改奠定了框架。本稿的写作处于旧的时代即将过去,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之际,吴的写作更多的是给新生的政权做借鉴,他对未来充满了期盼……
  以史为鉴,鉴往知来,这是史家的抱负。吴晗对朱元璋的发掘可谓用功至勤,对封建帝王深心的解读读来惊心动魄,然而吴晗并没有因此逃脱历史的宿命,朱元璋是死的,但现实的人是活生生的。
  这是一本经典名著,是帝王传记的巅峰之作,比之时下流行的浅薄的明史读物高下立判,值得认真阅读。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1)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劄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2)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皇权的极峰(1)
就整个历史的演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
  研究皇权的极权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至于人民,向来只有被统治被剥削被屠杀的义务,和治权是丝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
  汉代的若干世家宦族,如关西杨氏,汝南袁氏之类,四世三公,有数不尽的庄园,算不清的奴仆,门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独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黄巾###时代,地方豪族如孙策、马腾、许褚、张辽、曹操之类,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权益,组织地主军保卫乡里,有部曲,有防区,造成军事力量。小军阀抗不住大股黄巾,投靠大军阀,大军阀又互相吞并,结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个皇朝,原来两类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据高位,变成公卿将帅,成为高级官僚了。这些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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