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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踪拳之谜（2）
依他这样说，秘宗拳就不是霍家拳，而是广泛流行于山东河北乃至东三省的一个拳种，只是霍家人也练它罢了。可是霍家所练究竟是否正宗呢？姜氏的说法似乎又有所保留。
因为姜氏所描述的秘宗拳，乃是近于太极拳的拳种，因此曾服务于中央国术馆的沧州人王子平替姜书作序时说：「其与普通秘宗拳有别者，即斯术之不用力而有内动，不养气而气自贯丹田，上下连络，动作自然，决无踪窜踫跳之弊，亦无聚气努力之害」。
他所批评的「普通秘宗拳」即包括了霍元甲所传习的那一种。姜氏讲得更直接：「余以二十年之广征博访，幸遇秘宗艺之能者十余人，然求其真能得斯术之三昧者，不过二三人而已。……学者率多莽夫，徒以使气努力为妙用，以鼓胸踢腰为美观，滞而不化。……及见静海霍氏之秘宗，亦殆受其弊而不知」（序）。直言霍氏之秘宗虽然确是秘宗，所谓「正宗」，但仍未得真传。
据姜氏评价，秘宗以沧州较佳，能得真传三四成；天津南洼与天津城两派大约两成；河间、任邱、献县所传也差不多；霍氏家乡静海及青县则只得一成。至于山东德州青州，更差，一成也不到，因为纯刚不柔。另有衮州、济宁、汶上、拳架与沧州完全不同，但其八趟秘宗合战拳，又称八趟燕青靠，颇存古风。
古风是什么呢？就是柔。姜氏甚至有时会直接说它叫柔术。假若不柔，那就错了，因此他说：「练手拳、绵掌拳、秘宗靠，皆无一顾之价值」。他的书，名叫《*秘宗拳》，就是想把这个真象揭露出来。
姜氏描述的迷踪艺：「斯术姿式动作完全太极，见效之速，又似形意，偶有步法手法，转辗进退，则又类似八卦。考古证今，固知孙通大师之秘宗艺，决非今日以讹传讹之秘宗所可望项背者」。
这种秘宗艺，「柔多刚少，无跺脚、无坡腿，旋风脚、二起脚则更不见」（序）「在最初发明之时，其技确为柔术上乘、内家正宗。其姿式、动作、理法、功用，无不与太极拳息息相通」（第一章）。
该书第一章「论秘宗与太极相同之点」「论秘宗之天然内功」「论今昔之秘宗艺」、第二章「秘宗拳之要诀」各节，对于它与太极相似之处阐述极详。不只说站立时一样要竖项、顶动、垂肩、含胸、舌抵上腭、提肛，而且演式时要如回翔之鸟，动作不停，纯任自然，不用力而有内劲，不蓄气而气贯丹田，同时还说此拳之要诀亦有拗、粘、靠、拦诸法。总之是在太极八卦还没发明之前，内家拳术之正宗。
姜氏是与霍元甲同时代而略晚的人，对于霍氏技艺，亦褒亦贬，既许为正宗，说各地所传「唯精武霍氏遗传仍存少许之古派」，又批评它不尽合古法，刚多柔少，第一章且专门辟一节，名叫「论静海霍氏之秘宗艺」。里面说：「霍氏所学，皆近代之秘宗艺而非最古之猊眨坪跗谝环健；羰隙源耍嗥淖匀希也怀芟挛剩杉羰现闲樾模苋菽桑谭鞘乐砸坏米择嬲咚芗捌湎畋场梗凳茄舭跻郑频够羰厦刈谌飧龃笳信疲砹⒁环拧�
姜氏本身也是武术大家，他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迄今没什么人考辨。可是在当时精武会及霍元甲声望如此之高的时代，公然著书立说如此，没一点证据或把握，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从发言情境上认为姜氏之说决不能漫然视之。霍氏迷踪艺固然柔少刚多，然而王洪海《正说霍元甲》一书中便收有一张精武会员习武的照片，练武的人是在「云南蒙自个碧铁路公司柔术部」，可见精武会也讲究柔术，并不只一味刚猛。至于姜氏强调拳术不能只有猛力，须有内功，乃是练武的通理，练秘宗拳掌然也不能不如此。故其说还是很应参考的。也唯有通过这类挑战霍氏权威的言论，我们才能更深入且准确地把握迷踪艺到底是什么艺。
其实，迷宗艺之谜，还不只在于它究竟是内家拳抑或外家拳。它本是猴拳之一支，又名或古名猊闶敲髦ぁ？墒侨缃褚巡惶吹贸鏊牒锶墓亓＝辖馐退凳堑蹦暌蚣汉镦叶酚谏街校舜送矗咳巫匀唬钟欣虾锲沛蹲魑瑁窳财杖嵯嗉茫什糯戳⒋巳峙乱彩且芟氲某煞侄嘈９赜谡獠糠郑乙埠芟胫来鸢福上旖蚧粼孜奈溲＠锬先蓖取⒘纷湃ゴ蚪鹋频呐笥眩惶芨医馐湍兀�
淡水海盗小考（1）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郁永河还在《稗海记游》卷中说：「君不闻鸡笼、淡水水土之恶乎？人至即病，病辄死。凡隶役闻鸡笼淡水之遣，皆啼嘘悲叹，如使绝域。水师例春秋更戌，以得生还为幸」，认为这是个近乎蛮荒的地方。
但早在郁永河之前一百年，此地就早已是个海上贸易的重镇了。一五九七年，万历二十五年，《明实录》载：「福建漳泉滨海，人藉贩洋为生。前抚涂泽民议开番船，许其告给『文引』于都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这是针对当地行之已久的海上贸易行为予以合法化、规范化，纳入官府管理。所以出海贩贸需要获得官方许可文书，以便抽税盘验。而所认可的合法经贸地区，即包括「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城、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
当时所称西洋，指「暹逻、柬埔诸国，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春明梦余录》载傅元初疏）。西洋，指今南洋一带。东洋本应包括日本，但因正值倭乱，使明人观念上把日本排除在经贸往来的范围外，只指菲律宾群岛、文莱一带为东洋。淡水与鸡笼，亦属于此一范围，故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淡水厅附考引《谈荟》云：「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络、沙瑶、吶哔啴、美洛居、文来、鸡笼、淡水」。
鸡笼淡水在整个东西洋贸易活动中，又有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距漳泉最近。乾隆年间《海东剩语》卷六说：「有某把总者云：曾驻防上淡水。福州近海渔人，于五月初四夜，网取海鲜，顺风而渡，及晓，即至上淡水」，似海行只须七、八更便可抵达。不但平时漳泉一带渔民来往频繁，更是东西洋贩贸者要将货品运入中土的门户或前哨点，也是货物的集散转运要地。
但由于朝廷实施海禁，于是这些货品便成了「私货」。想把私货运入内地，须靠两种方法，一是文的，以交通官府、纳贿献金为手段，把货贩入内地；另一种则是武的，靠走私偷渡，强行运入。《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徐学聚疏云：「海禁不通，则方物不至。每值东西洋船私寄数金，归索十倍。稍不如意，则诬为漏税」，讲的就是地方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之状。据说其时「拷掠之毒，怒尽骨髓」。因为该地民众本来就以此为生、以渔捞贩贸为业，如此做为，其虐民可知。何况，官吏还自营私贩：「又私遣人丁四出越贩，动经年岁，搜求珍异，假国用以入私囊」，人民怎能服气？官逼民反，遂只好自求多福，靠自己的本事走私偷渡，强行货贩了。
这样，就变成了海盗。
淡水海盗小考（2）
海盗，在此时有两种意涵：一是因海禁，故凡「贩洋为生」者，其实都是定义上的海盗。二是因政府既不保护贩洋为生者，贩洋者海上的安全，便须仰赖海上武力集团，或自己结成武力集团。而贩殖所获，须要销售转运，又为政府所不许，或遭政府所剥削，则势不能不依本身之武力强行输运，此则为实际的海盗。两者在晚明，受客观政治环境之影响，渐渐混为一谈。以致鸡笼、淡水等海上贸易奥区，渐竟成了海盗之窟穴。
《明实录》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即载「巡抚福建刘尧诲以海寇林道干警报闻」。林道干的大本营，就在鸡笼淡水。
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封域志建置部说：「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干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干遁入台，大猷不敢进，留偏师驻澎。道干旋遁占城。澎之偏师亦罢，设巡检以守澎湖。万历间，海寇颜思齐据有台湾，郑芝龙附之」。占城，在今越南。林道干大抵往来于台湾越南一带，而其势自嘉靖间已盛。
从这段记载也可知道当时海寇与日本的关系匪浅。俞大猷抗倭事迹中，有一大部分就是与这些海寇相周旋。抗倭也者，所谓的「倭」，就包括林道干、颜思齐，乃至后来的郑芝龙。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载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巡抚江右命都御史刘一焜奏谓：「浙地滨海，所在防倭。温、台、宁三区，俱属要冲。鸡笼、淡水二岛，正对南麂，尤当日夕*者」。温州、台州、宁波区域，倭患最为严重。南麂在温州区，其所以日夕*尤为谨慎者，正因鸡笼淡水为「倭」之根据地也。
次年，八月，同书又载福建监察使李凌云奏说：「问其何故侵扰鸡笼淡水？何故谋据此港？何故擅掠内地？」因当时我国已获琉球通报，说日本想占领台湾北港。这北港，其实就是淡水。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风俗志，番社风俗条引《名山藏》说：「鸡笼淡水夷，在泉州澎湖屿东北，名北港，又名东番。永乐中，郑和入谕诸酋」。明朝自郑和以后，大抵已将台湾视为领土的一部分，虽未建置，但已如「荒服」「藩属」之类，任其自治。故对日本人想实质占领或侵扰仍甚介意，所以才有这样的诘问。
「侵扰」跟「占领」并不一样。依海盗的习惯，生涯本在海上，陆地不过做为暂时止泊、休憩、补给、维修、积藏货粮之处。他们进攻内陆，大抵也只为了掠取财货，并不想占领久居。「倭寇」在浙江福建一带寇掠，即属此种。鸡笼淡水，同样也曾遭掠劫。但这个地方也提供给他们休憩、止泊、积货、贸易的便利，因此也成为他们的根据地。可是这是海盗式的傍水扎寨，而非真正进行占领统治。明朝说：「上年琉球之报，谓汝（指日本）欲窥占东番北港，传岂尽妄？」则就是说日本有意夺占台湾，如丰臣秀吉欲夺朝鲜一般。次年，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黄承玄奏云：日本「家康物故，其子代之，欲有事于东番」，即指此而言。这就不是海盗所能干的事了。大概日本政府有运用当时海寇的海上势力，实施国家领土扩张之谋，故明朝防倭才显得如此慎重。而防倭一事，纠缠在海岸人民生计、远洋贩贸、国防战略之间，也才会愈弄愈复杂，难以董理拿捏。 。。
淡水海盗小考（3）
鸡笼淡水的地位或角色，在其中也就格外暧昧了。一方面，它是海寇聚啸之地，明朝不但无法有效统治，而且还视之为敌区。所以「鸡笼淡水二岛正对南麂，尤当日夕*」；林道干遁入台湾后，俞大猷也不敢轻率进兵。《闽海赠言》载林有标〈沈宁海将军自淡水奏捷，两汛无警，小诗赋赠〉云：「受降城筑未经秋，捣穴宣威至淡流……」，也明显以攻入淡水为直捣敌域。从这一方面看，淡水不啻域外，乃匪区也。可是，另一方面，《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福建巡抚刘学聚语，称：「诸夷益轻中国，以故吕宋戕杀我二万余人，日本声言袭鸡笼淡水，门庭骚动」，又明明以鸡笼淡水为中国之地。
林道干、颜思齐、郑芝龙等海盗，即游走于这个暧昧的空间中。既是中国人，又是倭寇；既是商贩团队，又是劫掠者。
郑成功以后，海盗的角色大变，原本被明朝视为「倭寇」之一的郑家商盗船队，一转而成为明朝的国家武力。原本傍水扎寨式的占据，变成了领土统治。屯田拓垦，经营台湾，也成功地使其海洋事业转型为农耕型态。这时，倭人才暂时停止了对台湾的染指。海上贩贸固然仍在进行，但台湾是以国家的身分在担任东西洋货物转运站这个角色的。
明郑灭亡后，台湾做为清朝国家体制中之一部分，情况并无改变。但清朝的办法，是更强化其农耕性，削弱其海洋商贸性格。即使商贸，亦只以台湾与内陆之关系为主，减弱台湾在东西洋贸易中的地位。
因此，迟至咸丰元年，洋船始能在淡水鸡笼依商贸易，官照商船征税。其余香山、中港、鹿港、鹿耳门、打狗及各大小口汊，一律禁止洋船贸易。道光三年，打狗港及鹿耳门才开禁。见《淡水厅志》赋役志，关榷部。
可是，台湾在海洋经贸上拥有的地位及力量，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扼止，故而在清朝统治期间，海盗依然是不断出现的。康熙六十年，《东征集》载〈檄淡水谢守成〉云：「昨情擒获孽丑黄来，供称台湾山后，尚有匪类三千人。皆长发执械，屯聚山窝，耕田食力，又有艘舰往来」，可见此即海盗之不服清朝王法者。
这类海盗，大约不少。嘉庆以后，蔡牵之声势则最惊人。
清朝与蔡牵鏖战多年，相关战报、奏折，均见于《台案汇录辛集》。起自嘉庆元年，止于十八年。
蔡牵的船队来往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在台亦无固定根据地。十年闰六月兵部奏称：「该匪为内地舟师跟追剿甚严，屡次窜来台洋躲避，兼可截掠商船，视为利薮」「台湾地势袤长，滨临大海，自淡水沪尾起至南路之东港止，计程三千余里。港汊纷歧，在在可以通舟。匪船乘风伺劫，或南或北，往来靡定」，即指此。
其势似甚大。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许文谟上奏称二月间进犯盐水港的海盗就有「贼匪数千人」。七月，兵部资料载鹿耳门大捷，「夺获并击沈匪船二十一只」「击毙、淹毙股头贼目匪犯一千六、七百名」「搜获伪印一颗，上刻『王印正大光明』六字」。此役清军共调动船四十二艘，又有义民洪秀文捐助船四十五只，才能合击成功。蔡牵船队此次仅出动三十三只，所以寡不敌众。但由其数量，亦可以想见他的声势并不下于清朝台湾水师。滋扰甚久而一直难以平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