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制造甲流疫苗的瓶颈来自鸡蛋。能否提供合格鸡胚的蛋比较刚性，有供蛋周期的限制。 。。
你不知道的疫苗制造过程与风险（2）
收获的病毒需要灭活和纯化，最终就得到了高纯度的疫苗原液。疫苗原液经过配比，加入适量的缓冲液后进入到分包装车间，就成了疫苗成品。
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过程
第一种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匹兹堡大学的约纳斯·沙克在1952年研发完成的，这种疫苗被称为“去活化脊髓灰质炎疫苗（IPV）”，又称“沙克疫苗”，是利用3种血清型的致病性病毒株研发的。这些病毒首先培养于一种称为绿猴肾细胞的猴子肾脏组织中，之后再以甲醛溶液处理使其失去活性。
口服沙宾疫苗中所含的减毒性病毒有可能再度转变，成为带有致病性的病毒。因此而生的病毒被称为“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VDPV）”，产生症状与一般外源性的脊髓灰质炎无法区分。
1960年，一些用来制备疫苗的恒河猴肾脏细胞中发现了SV40病毒。这种病毒也是因此而发现的，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可感染猴子，也可使啮齿类动物生出肿瘤的病毒。
SV40存在于一些使用于1954~1962年间的IPV库存中。根据估计，可能有1000万~3000万名美国人接受了含有SV40的疫苗。而后来的分析也显示，苏联、日本、中国和部分非洲地区，也曾使用含有SV40的疫苗。
SV40病毒是否与人类癌症有关，目前尚无一致结论。
疫苗及其他生物技术对人类的三重风险
一般而言，人类在使用科学技术的时候会遇到三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是技术上的风险。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疫苗可能被毒株培养基中的其他病毒所污染。人类所认识的病毒，只占病毒总数的极小一部分，毒株培养基中很可能含有我们不知道的病毒，这样的案例曾经发生过。
其次，在生产过程中，应该被杀死的病毒可能没有被杀死，从而带来感染的危险，这种案例也曾经发生过。
最后，某些疫苗对某些人群存在严重的毒副作用，这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水平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生物技术是新兴技术，许多问题还处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进食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长期影响，需要长期（两代人以上）观察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袁隆平院士语）；在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SV40病毒，就是在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这类风险，可能对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
第二重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等）的破坏而被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化学武器运输危险性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上，国防部的官员们否认了可能出现火车碰撞、铁路道口事故或破坏的可能性。就在做出这种否认后不久，一辆载有催泪弹和弹药的火车在内华达州发生了爆炸。（珍妮·吉耶曼著，周子平译：《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1版。）
第三重风险，是生物技术被人为地用做武器来使用。这类风险就是有人恶意使用技术成果，比如，故意把致病病毒扩散到人类社会。比较典型的有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的威力此处不赘述，但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则是不争的事实。美伊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恐怖袭击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伊拉克正是从美国购买这种病菌的。
此外，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逻辑（先创造然后再实验研究）导致自然、人体和社会成为生物技术风险的试验场。这在本质上应该属于第一重风险，如果技术领先者蓄意在技术落后人群中进行这样的试验，则具有第三重风险的性质，即恶意使用。
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述风险难以绝对区分。比如，国家敌对条件下，技术先进一方对技术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类风险伪装成第二类或者第一类风险。
麦克纳马拉告诉我们，降低人口的途径是降低出生率或提高死亡率。比尔·盖茨所热衷的新型疫苗，是用来提高第三世界人口的死亡率，还是用来降低第三世界人口的出生率呢？
根据我们的常识，疫苗是用来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从而降低死亡率的。但是，我们的常识可能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作为技术手段，疫苗既可以用来降低生育率，也可以用来提高死亡率（本书后面还会提到），这不是理论和假设，而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是这种事实被主流媒体所刻意淡化而没有广为人知。
你所不知道的疫苗故事（1）
1976年猪流感疫苗事件
1976年1月，迪克斯堡（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一个训练中心）一个新兵戴维·刘易斯患猪流感不治身亡。
1976年３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CDC）主任戴维·森瑟尔向国会提交报告，申请拨款，以研制足够多的疫苗来为至少８０％的美国人接种，以防猪流感扩散。
1976年3月24日晚，福特总统举行全国记者招待会宣布：“本人请求国会在4月休会前，拨出亿美元，供生产足够的疫苗使用，以便使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接种。”
1976年8月2日，数名老兵由于突患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而病倒，他们患病前曾于7月21日~24日在费城参加美国军团大会。最后，患病人数达到182例，29人死亡，其中约82％是美国军团成员。“军团症”使得人们对猪流感的恐惧猛然升级。
1976年10月1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正式开始执行。到1976年10月11日，约4000万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24％）注射了新研制出来的流感疫苗。福特总统接受流感接种的照片出现在很多大报的头版（2009年甲流肆虐时，奥巴马接种疫苗的照片也在各大媒体中与读者见面）。
但1976年10月11日晚，匹兹堡市的３位老人在接种疫苗后当即死亡。这使免疫计划严重受挫，之后美国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残”。
1976年12月16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寿终正寝。美国销毁了剩下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
1976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寿终正寝两天后，由西德、意大利、英国拍摄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首映。影片内容为：两名恐怖分子想要炸毁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中心，行动失败，其中一名被击毙，另一名沾染了实验室的肺鼠疫恶性传染病菌并逃上了开往瑞典的火车。为确保病菌不被扩散，美国上校麦卡其及有关方面下令封死列车，并让列车改道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为制造翻车事故以掩盖真相。
其实，1976年9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93％的成年美国人知道什么是猪流感，也知道这种疾病的某种变体已经传到迪克斯堡，但是只有不足53％的人说愿意接种疫苗。用于猪流感疫苗接种的亿美元，都被流水般地花在生物医学调查和公共卫生上。美国为4000万人注射了当年开发出来的猪流感疫苗，结果发生了500例严重不良反应，25人因呼吸衰竭死亡。真正死于猪流感的人则只有1个！疫苗很快就被撤回，停止使用。到1993年，美国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近9300万美元。
甲流疫苗背后的疑云
2010年，欧洲议会卫生委员会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清查制药业巨头对发动“猪流感”全球战役所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对WHO施加的影响。这是针对WHO、制药巨头和学术界的无良科学家这个“地球金三角”的医药腐败集团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他们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永久性健康伤害，甚至造成了不应有的死亡。（详见http：//blog。sina。/s/blog_5d21454b0100gsut。html。）
此次欧洲议会行动的推动者是前任德国联邦议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现任欧洲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岗·沃达格。沃达格是医生、流行病学家、肺病专家、环境医药专家，他认为所谓“大流行病”是“最大的世纪医药丑闻”。 。。
你所不知道的疫苗故事（2）
决议文本经由足够多的欧洲议会成员投票通过，其中有这样的陈述：“制药公司为了推广它们治疗感冒的专利药品和疫苗，向负责公共卫生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施加影响，向全世界的政府发出警报，迫使它们把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浪费在无效的疫苗上，把千百万健康的人们暴露在无人知晓的疫苗副作用的风险面前。那些疫苗并未经充分检验，而且接种疫苗是毫无必要的。2005~2006年的‘禽流感’和当前的‘猪流感’一起，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仅涉及由于接种疫苗而致病的人，浪费了公共卫生资金，还破坏了重要的国际卫生机构的公信度。”
欧洲议会将要调查的，就是“伪造的大流行病”，即WHO根据其医学专家“圣贤”咨询组（SAGE）的意见，于2009年7月宣布的“最高级流行病警报”。世卫组织“专家小组”的许多成员在葛兰素史克、罗氏制药、诺华等公司有重大经济利益，并且被记录在案。他们正在从这些公司推出的药品和未经检验的H1N1疫苗中获取私人利益。欧洲议会将要调查在发动全球范围的所谓“H5N1”禽流感和“H1N1”猪流感行动中，这些制药公司曾经施加了何种影响。这项调查在欧洲议会全体大会上将被赋予“紧急行动”的优先地位。
沃达格说，WHO在7月宣布最高级警报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是欧洲议会此次调查中最大的重点。当墨西哥在2009年4月报告发病的情况之后，WHO有史以来第一次修订了大流行病定义，把发病的人数而不是疾病的实际危险作为发布“大流行病警报”的依据。当猪流感被宣布为“大流行病”后，各国被迫启动应对措施，并且要去购买猪流感疫苗。沃达格提出，由于WHO不受任何议会的控制，所以各国政府必须坚持对它的公信度要求。这项调查还将涉及两家重要的德国机构，即发布流行病指导手册的机构：保罗·欧利希所在的机构，他曾经获得诺贝尔生理暨医学奖，还有一个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恐怖的赚钱模式
荷兰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大学绰号为“流感博士”的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教授，是全世界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大恐慌中的中心人物。欧斯特豪思不仅是被称为“制药业黑手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还是世卫组织（WHO）大流感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和“H1N1疫苗”的生产体系有着极密切的私人关系，并从价值数十亿欧元的疫苗产销利润里获利。
在刻意制造的流行病欺诈事件里，人类被当成试验室里的小白鼠，未经彻底检验的疫苗被注射到大批人身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死亡、严重的麻痹和其他伤害事件。
多年以来，在每一场重大的全球病毒性疾病发生的时候，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都站在枢纽中心，其中包括神秘的香港“非典”，陈冯富珍（陈冯富珍，女，1974年生于香港。1978年加入香港卫生署，1994年成为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2003年8月出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环境保护局局长。目前是负责传染病事务的世卫组织干事。）正是从那次事件中开始了她从地方卫生官员走向WHO总干事的仕途。
1997年以来，欧斯特豪思一直在警报，高调宣称禽流感病毒发生了变异，并且传染到人类，因此必须采取重大行动。他声称自己是证明了H5N1能够转移到人类身上的第一个科学家。他宣布，在某个时刻，欧洲所有的鸟类中有30％以上携带着致命的禽流感病毒：H5N1。他还说，饲养肉鸡和雏鸡的农民都暴露在病毒面前了。 。。
你所不知道的疫苗故事（3）
2003年，当一位荷兰兽医生病死亡后，欧斯特豪思的禽流感游说活动开始升级。欧斯特豪思说那位兽医死于H5N1病毒。他说服了荷兰政府扑杀成百万只家禽。可是我们没有发现过第二个同样感染所谓的H5N1死亡的病例。欧斯特豪思说，这正好证明了提前扑杀家禽是有效的。
问题是，在欧斯特豪思的研究所里，从欧斯特豪思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和冰冻的巨量鸟类排泄物中，至今没有分离出任何一例H5N1病毒——这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麻烦。2006年5月的大会上，欧斯特豪思和他的伊拉兹马斯大学的同事们被迫承认，他们在检验过的10万份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份存在H5N1病毒。
欧斯特豪思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采购了天量的流感疫苗，法国政府采购了9400万支，英国政府采购了6000万支，而全世界最大的买主则可能是中国政府，据称有亿人需接种疫苗。（详见http：//。）
事后回头来看，甲流事件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为制造的恐慌：仿佛世界上只有甲流这一种疾病是最需要各国政府优先对待的，仿佛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全都被浪费在甲流上——除了制药商的商业利益。是不是存在更可怕的阴谋呢？
看看2005年哈洛维茨博士的分析，这可不是事后诸葛亮！
早在2005年，哈洛维茨博士针对非典所做的评论，完全可以准确地诠释这次甲流闹剧：“这次空前的人为操作给公众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灌输，其目的是在‘超级细菌’到来的时候，接种虽然合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的疫苗。”（详见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