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政策等这些外生变量的角度来看，张维功认为中国的保险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带来了四次比较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次发展机遇发生在1979年，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这一通知可以看做是保险业的“解禁令”，从此中国保险业挣脱了体制的束缚，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1992年，*南方讲话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保险业也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开始了对外开放，并且被放在了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由此保险业充分利用“开放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机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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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机遇是1998年，此前保险监管部门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这一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此时的保监会还属于副部级单位，但是这一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体现了国务院对保险业的高度重视，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作为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的独立地位。
第四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天里，保监会就立即批准了诸多外资保险企业入华。监管部门通过竞争主体的增加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的引入，使得参与“游戏”的各个主体都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事，由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垄断、保护、不公平因素，增强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为提高市场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
2004年年初中国保监会启动了批设新公司的程序之时，当时申报的产险、寿险公司总计50多家。
在急速的河流岸边制定游戏规则固然重要，而且也有强烈的成就感，但是跳到河里游泳、参加比赛拿冠军更加刺激。
一方是缺乏“智本”，一方是需求资本，正所谓“可遇而不可求”。当张维功和投资者相遇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
张维功决定“下海”。
“中国保监会系统最年轻的局长辞官从商了！”2004年5月，这个消息在中国保险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说从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官员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平常事了，但是，在保险监管系统的正局级干部中辞职下海，张维功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张维功和阳光保险的原始团队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太过耀眼。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不二人选，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对于公司股东早期的作用特别大。
因为张维功的经历，他一直处于监管层的视野之中，是一个有为的干部，深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获得政府牌照，都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看到的是，保险作为金融的一部分没有开放，正是因为早期保险公司在投资上的不理性，这对金融产业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在开放之初获得牌照方面，这个团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同时，保险业是一个与社会接触面极广的行业。正如龙永图所言，保险业是成熟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而且涉及到精算、营销、品牌、运营等多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张维功团队中的成员，都是在这些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因此未来在保险公司获得牌照之后，可以迅速展开运营。在中资保险机构开放之后企业迅速获得相对优势，张维功和其团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投资者和作为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对于未来，都是信心满满。张维功辞职之后，投资方给了张维功相当于数千万元的股权，筹建地点确定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五星级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仅3千米；连行政用车都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牌照到手，公司即可开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张维功与投资方最后一轮沟通时，骤然停顿。甚至团队中几名正在准备赶赴北京的成员，都得到了暂缓来京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
因为张维功感觉到了异常。
首先，投资方通过一系列的幕后操作，形成了隐性单一大股东控股的局面。这不仅使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可能会在未来的运作中处于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隐性操作不符合监管要求。这样，不仅会使张维功在监管部门透支自己的信用，而且还会为未来的运营埋下很深的阴影。保险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分支，本来就是信用的一个标杆，而推动过江苏省整个保险业信用改革的张维功，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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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投资方对于金融产业的认识不高，对于短期赢利的要求超过了保险业的本身可能，这是张维功无法接受的第二个原因。在张维功的内心中，未来自己运营的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因此有一段投入期和产出期之间的间隔。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间差决定了公司的规模和未来持续经营的可能。对于短期赢利的追逐，会影响属于金融产业的保险公司的运营。
金融产业的这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以保险业为例，客户因为要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而向保险公司交出一笔保险金，保险公司则因为大量面临同样风险的客户投保而获得巨大存量的资金。但这些现金的调用和保存是有规律的，是基于高度精确的计算而定。因为客户未来在面临风险变成现实的金钱损失时，保险公司必须及时、有效地支付客户的赔款，起到保障的作用。如果为了追求短期赢利而扩大风险或大股东控制公司挪用资金，则可能导致风险失控。
因此，如果公司还没有成立，就不能在这一关系未来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对于公司的未来而言无疑是一枚隐形炸弹，如果出现问题，不仅无法给客户交代，也无法对自己的员工交代。
正是由于保险业的这种特性，政府才要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如果张维功团队与资方发生这种矛盾，虽然只是可能，但却是决定阳光保险前景和未来的关键因素。
保险，就是一个经营信用和风险的产业。
因此，张维功和原有股东最后的离散，当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出现裂痕的时候，已成必然。“如果将来公司发展很大了，股东还有问题，而自己掌控不了，就没法对员工负责任，也没法对其他股东负责任。”张维功回忆说，“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正是基于对员工、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张维功回到酒店后的三天时间里，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在这个过程中，与张维功同日抵京的庄良、廖佳、刘红、于国宁、石运福他们只能无奈、紧张而茫然地等待着；而正准备搭乘飞机前往北京“会师”的江苏省某保险公司高管张延苓和徐晓冬，却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情况有变，暂缓北上。
第三天，一脸倦意的张维功走出了房间。在酒店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在充满期待且忧虑的目光中，张维功说，要重新找股东。
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不但意味着张维功和他的创业伙伴没有了办公场所、出行工具，而且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可能出现困难。因为他们刚刚辞职，而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股东却还是未知数。
张维功抛出了个难题！
“调整就调整，我们跟你在一起！”这时的场面显得有些悲壮。“看到董事长很从容，我们就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几年后，创业团队成员之一的刘红回忆说，“那时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们对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和做事的品质非常放心。”知难而上的还有李东辉，李东辉曾任某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的“一把手”。后来听说张维功在北京组建公司，就于2004年6月3日赶到北京，在知道遇到了“大麻烦”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加盟了这个“草班子”。
“他们不担心是冲着我过去的做事和风格，但现在遇到的是过去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根本没底。”张维功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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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事业冲动和理想主义色彩最初出现在张维功身上的时候，似乎注定了他在未来的人生中，将经历更多的磨难和挑战。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中庸与平和是人们评价一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在现实中，他和他的团队在人生最重要的关口遇到了麻烦，按照这个民族的传统，她的子孙们如果要有所作为则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偏执，而偏执通常不容于这个社会。
但是，毕竟已经是21世纪的中国了，人们评价的标准变了，而且张维功是一个在舞台上有过历练的演员。更何况张维功以往的辉煌经历在默默地支持着他。
因此，当张维功这个团队与原有股东离散之后再次找到了出资方，开始自己的新旅程之时，新闻媒体对这个经历了传奇般组建的保险公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北京青年报》率先以《阳光产险揭开股东面纱？大股东均为国字头公司》为标题作了报道，文中这样写道：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发起之日起因其筹备负责人的特殊经历而名声大噪。将出任其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维功是原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业内人士透露，其在广东任局长期间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业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刚刚“批筹”，但自发文之日就再次受到业内关注。据知情人介绍，此期间沉寂的原因是按市场化原则优化股东结构，其在不足半年中组织了数十家意向股东的2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并最终精选11亿元人民币为注册资金。
阳光产险最终的股东单位同样令人侧目，它们并不是传说中的民营企业，而是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石化、南方航空、中国铝业、中国外运等实力派的“国字头”组成的“陆、海、空”编队，出资额分别达到两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样一家股东实力强大又有保险监管背景的新公司，一家保险公司的高层人士对自身公司可能的人才流失表示了担忧，“在吸引人才方面，阳光保险太有优势了，简直是得天独厚”。
《南方都市报》记者谢艳霞则以《南方航空2亿参股阳光产险 张维功出任董事长》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中国石化、中国铝业、南方航空和中国外运等均首次涉足保险业……更令人关注的是，将出任阳光产险董事长的张维功曾是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局长和江苏监管局局长。今年5月，从江苏监管局局长一职调任广东监管局局长一职仅半年余的张维功离任，赶赴北京成立阳光保险筹备组，并担任组长。业内人士预期，除去张维功雷厉风行的性格和广博的保险界人际关系外，股东资源将利于阳光产险在竞争激烈的产险业开拓市场。
人们说，这是一个智力与资本博弈的传奇案例。
大道者赢，虽然张维功在这场博弈中失去了原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待遇，重新成为一介布衣。但除了团队没有散去外，更多了解张维功的人在支持和帮助他。也因此，他和他的团队才会重新迎来机会。
公道自在。
裂变点
在山东潍坊市驻京办事处里的这一段日子，注定成为未来阳光保险永远的力量源泉。
这不仅是种道德上的感召力，更是微观经济学中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把这种理论归纳成一句最简单的语言：“竞争中的企业个体，因其内部交易费用的高低而存在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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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保险的早期案例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这句话。因为在潍坊市驻京办事处的这段日子，阳光保险最初的核心团队，形成了用最低的成本来做最大的事情的作风。在之后关于阳光保险的成长历程的描述中，不难发现的是，这种作风使阳光保险在竞争中受益无穷。
在中国石化和南方航空向这家未来的保险公司投出第一笔股本金的时候，张维功团队和阳光保险春暖花开的日子，到来了。
事实上，对于2004年的保险业来说，宏观上的机会和微观上的混乱同时存在着。众多国内的企业和组织，都看到了保险业作为开放金融未来一股重要力量的前景。但是对于一个资深团队而言，获得运营资本的可能，困难就在于谁来做第一个推动者。现在有了第一个推动者，拿下资本金，对于张维功这个团队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由于中国石化集团注资，进入股东行列；这之后，中国铝业、中国外运、南方航空等国家级的国有公司如张维功判断的那样顺次进入，速度也越来越快。
2004年12月9日，已经筹到符合要求的股本金的阳光保险开始了筹建牌照的申请过程，他们将申请筹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种材料呈报给了中国保险业的主管部门—中国保监会。
好消息来得比预想的快。
2004年12月24日，星期五下午，创业团队成员庄良和李东辉两个人赶到了中国保监会，期望拿到保监会允许阳光保险批筹的文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国保监会改革发展部已经通过了阳光产险的筹建申请。
好事多磨，筹建文件已经审批完成，但却需要办公室的盖章，才能成为正式的文件。心急之下，两人急急忙忙赶到办公室，却还是来得晚了一些。负责具体事宜的工作人员已经把电脑关机了，印章也已锁到保险箱了。
当日正值圣诞前夜，庄良因为他的从业经历与保监会交往颇多，经过耐心的沟通，他们拿到了这份文件。
加盖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章的批文打印件红彤彤的。“从保监会回来的路上，我的手一直在抖！”多年以后，庄良这样描述他回到驻地路上的情景。
当他们回到已经苦等8个月的驻地，一直在等待他们消息的张维功看到他们举着批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