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尼玛次仁告诉我，大昭寺的活佛正在闭门修行，拒绝会客，不过我可能有机会得到活佛的接见。尼玛次仁带着我穿过大昭寺的顶层，从一层绕到另一层，转弯抹角，再穿过一个小走廊，最后进到一个狭小的房间。他示意我应该跪在地上，向活佛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并且可以问一个或者两个问题。
大昭寺的活佛盘腿而坐，眉毛花白细长，看起来身体有些虚弱。当我进入他的小禅房时，他微笑着把刚才正在研究的长而薄的佛教经卷放到他面前的小桌上。他伸出双手抓住我的双臂，用额头碰了碰我的额头。他知道我是带着很多问题而来的。在我提问之前，我先洗耳恭听。
“如今我已经85岁高龄了，我一生研究过很多宗教，逐渐发现最伟大的理论只有佛教里可以找到。”活佛用柔和的声音说道。当时他独自坐在藏式的高床上，面前放着经卷，虽然有些零散，但是很整洁。“通过研究，我发现保持纯洁是明智的，也是颇为良好的。我们必须感谢前辈们把佛教带到了西藏，这是他们最伟大的贡献。一代代人带着启发性的理解与认识把佛教从印度带到这里。而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以前的岁月同今天有个很大的差别是，佛教只在西藏内部传播，而没有扩展到西藏以外的其他地方。但据说现在有很多僧人在全世界传播藏传佛教，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听说，国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香格里拉都发生了兴趣。这是诸多伟大导师的工作成果和贡献。而这只是由于某一个活佛通过正确的研究获得了顿悟，并且他又把获得顿悟的方法传授给别人之后，才能确实无误地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这是否就是藏传佛教在海外传播得如此广泛的原因呢？它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我接着他的话往下问。
“国外有很多宣传藏传佛教的僧侣，但并非所有的都是真正的佛教徒，有些是冒牌货。所以，人们在寻找香格里拉的时候一定要当心，把所有的藏传佛教都称为是纯洁的也不符合事实。有些东西正在被不负责地、盲目地曲解。最好到寺院里认真研究二三十年，这将会使你获益匪浅，只有这样才能有所觉悟。这是寻找香格里拉的真正的先决条件。否则你就会盲目地寻找，但这必定不是什么好事。我希望你能找到它，深入地研究它，走得再远一些。”
“走得更远一些？怎么走？走哪条路？”我提了两个半问题，不算三个。在活佛说话的时候，尼玛次仁在不断地向我眨眼睛。
“你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才是最为紧要的。佛教已经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宗派，你必须多加小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宗派都是对人有益的。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但有些只是盲目的信条。与此同时，人们所盲目信奉的很多佛教的宗派都错误地解读佛教的教义，这样的宗派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释迦牟尼的话是清晰明了的，合情合理的。信徒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盲目地轻信由他人重新阐释的话。什么话对你有益，什么话对你却没有用？对于那些没有用的话应该尽早地舍弃，而对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加以利用，千万不要盲目地信仰什么东西。要学会如何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从活佛修行的禅房出来后，西藏强烈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阳光在大昭寺的金顶投下了一片影子，太阳已经偏西，影子也随之变成了细长的线条，就像达利的油画。影子在不断地变换位置，一直延伸至无限大。我观察着光影的幻化，然后再看看太阳，我只能眯着眼睛看。它们又变换了位置，于是我就开始思索如何在茶杯里寻找香格里拉。而后我回到了尼玛次仁的房间，寻找我上午饮茶用的那个杯子。理所当然，它还在原来那个位置上，我找到了那只茶杯。杯子里的茶已经没有了，所剩的只有酥油。茶水早已蒸发掉了，而酥油也早已凝固、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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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稀薄的空气
凌晨四点半，西藏的空气稀薄而寒冷。这使得在黑暗中爬山变得困难了许多。某些人不理解为何有人会在黑暗中爬山。那就像一个人在屋子里把自己的双眼蒙住，然后绕着同心圆不停地转，直到头晕目眩为止。这种行为是不理智的，也不合常理。它超出了严谨的范畴，也没有具体的答案。
我开始爬山，清晨漆黑中的寂静被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打破。我停下来喝了点儿水，并留心倾听了一会儿小溪滴滴答答的声响。这是水滴刚刚变成圆点儿坠落到岩体上的那一瞬间发出的声音，当水流下岩石之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我的周围响起了轻快柔和的脚步声。这是来自遥远地方的、在进行朝圣之旅的藏民攀爬山峰时所发出的声音。他们中间，有老有少。其中有一位身患残疾的老妪，驼着背，拄着两根拐杖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可爬起山来却像头小鹿。她虽然满脸皱纹，却面带微笑主动给我指路。
他们每年来这里一次，而且只在太阳出来之前的漆黑中爬山。在这样的黑暗中，我一直紧跟着他们。只有跟着别人走才能找到通往山顶的路，所以我不得不紧随其后，而且我也没时间询问方向。更何况这是他们的朝圣活动，对他们而言，是不应该询问方向的。于是，我就在这西藏稀薄的空气里，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们，同时也饱尝了寒冷的滋味。
雪顿节是在夏末举行的，此时正是酿制藏民最重要的食物酸奶子的最好季节，也是在冬雪来临之前感谢神灵的时节。另外它还是一个季节变迁的过渡点，尤其当你可以找到一个自我反省的时刻，思考为何人会从一个季节过渡到另一个季节是如此的容易，而且丝毫没有留意到其中的原因。
雪顿节是同藏民去山顶寺院的朝圣活动一起开始的，在这些寺院里往往收藏有巨幅的唐卡。唐卡上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巨幅画像。这幅唐卡非常巨大，可以覆盖整面山坡。每年的这个日子，百余位僧人一大清早就会沉浸在诵经声和法号声中。而这个巨幅唐卡由僧人们肩扛到山顶，在日出之前的几秒钟内把唐卡展开。这样，第一缕阳光就会映照在佛祖的脸上，佛祖的面庞也恰好沐浴到第一缕阳光，时间很短暂。仪式一结束，唐卡就会被卷好并收藏起来，一直到明年的这一天才会再度取出来。
代表生命的基本色彩的五颜六色的平安符会被撒到佛祖的脸上，同时还要献上洁白的哈达，甚至还有钱。朝佛的藏民会在巨大的唐卡前面跪拜，并用自己的头触及释迦牟尼的像，依次来祈求佛祖的保佑。辫子上带有镶嵌着大块绿松石的铜首饰或金首饰的康巴妇女们，在祈祷中把自己的头磕在唐卡里佛祖的脚上，而且还把自己孩子甚至婴儿的额头摁在唐卡上，以此为孩子祈求佛祖的护佑。那些喇嘛则用他们黄色的帽子轻轻触摸耐心等待的朝圣者，给予他们自己的祝福。
太阳冉冉升起，苍山不再被黑暗所笼罩。旭日的第一缕阳光触摸到佛祖眼睛的那一瞬间，五彩缤纷的平安符被抛向空中，像万花筒般地在空中飘散开来，稀薄、寒冷的空气也自此变得暖和起来。低沉的法号声伴随着百余位僧人的诵经声，回荡在寺庙金顶和宝塔之前。空中翱翔着苍鹰，它们随风起舞，似乎也陶醉在松枝焚烧的香味里。它们并不关心人们在祈求什么以及人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护佑，它们甚至也不知道季节正在更迭，它们只是忘记了时常寒冷而又稀薄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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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如果你想聆听灵魂之语，我建议你找到这座山。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飞机从北京直达这里。昆明的飞机场让我想起了曼谷。这说明：云南可能是中国唯一在旅游业上采取行动的一个省。这是因为云南人向南边的泰国和东南亚寻求灵感的缘故。由于受北京影响较小，云南人在这里尝试着一条不同的途径。
当然，这并非是件新鲜事。在古代，中国的皇帝将反叛者放逐到云南。当时，云南被视为离中原皇朝最远的边界，那里居住着被高山低谷禁锢的山地部落，他们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而那些被帝王流放至此的反叛者也学会了在远离部落的山野中生存。
当20多年前我第一次访问昆明时，它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小城：河道沿岸绿荫遮阳，古木青砖房仿佛摇摇欲坠。现在，这些古老的建筑都已消失，树也已被根除。昆明成了一座用水泥和玻璃堆砌而成的所谓的现代化城市，这座城市的魅力因几年前的国际花卉展而荡然无存。中国政府曾认为，用水泥盖住花卉以破坏与城市自然环境有关的一切是很国际化的。因此，当你来到昆明时，它看起来与中国其他的城市并无两样。但是，昆明是你云南之旅的起点，只有离开这座城市后，你才能开始这趟旅行。
昆明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滚类的城镇，古河道沿岸的工厂已被改成了工作室。换季时节，许多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那里工作。与旅行者一样，他们的的确确把昆明当做前往茶马古道沿途其他地方的起点。
现实中的茶马古道北起思茅，南至普洱：一条路线向南穿过红河谷，一直延伸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另一条路线经大理、丽江、泸沽湖、中甸，沿陆路穿过神圣的卡瓦格博山（也叫“梅里”雪山）抵达圣城拉萨，而后从拉萨转至日喀则，到达尼泊尔和印度。
茶马古道沿途的每个主要站点都有自己的少数民族，而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这里要讲述的就是寻觅神山以及与神山对话的故事。
幻灭般的失落
我出生在纽约。我猜，你一定会说我是在纽约长大的。其实，我在那里只待到10岁，后来便搬到了康涅狄格（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坐在纽约公寓铺有地毯的地板上，翻阅着《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那些图片格外着迷，情不自禁地就想翻看它们。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放声大笑的孩童、头包印花手帕的妇女、以古银币点缀的部落头饰，以及在亚洲某山建在高桩上的岌岌可危的木屋。这些木屋隐藏在薄雾缭绕的山谷里，依山腰而建。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地方满怀憧憬，向往能够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遥远。有时，我能在下午五点由沃尔特？克朗凯特（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台柱——译者注）主播的晚间新闻里看见它们，在绿色贝雷帽巡查村落时看见它们，或是在沙沙作响的一个电影镜头中，拨开灌木丛看见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士兵想炸掉建在高桩上的房屋，人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拯救那些裹着头帕的妇女和儿童。
从孩提时，我记得自己就流连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巨型恐龙骨骼、巨足以及熊和藏羚羊的标本面前感觉自身的藐小。我曾几个小时地盯着美洲印第安人长形的独木舟。那里还有身穿熊皮、头戴萨满面具的人物展，整座屋子都充斥着他们的力量。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凝视这些萨满面具，想弄清它们到底像什么。
这家博物馆令我着迷。巨穴形的走廊通往一间屋子，那里摆设着许多身着爱斯基摩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统服装的模特。年幼的我凝视着这些模特，很想知道真正身穿这些服饰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后来有一天，博物馆开放了亚洲屋，于是我前去参观。
山地部落的影像又回来了：从无人攀登的群山中的融化冰川里流淌出一条河流，幽谷用这条河流切断层层梯田。我无法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再次想知道，在山腰上的木屋里居住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木屋周围一无所有，除了风中摇曳的罂粟花和深谷中回荡的缥缈回声。我想要攀登那些群山。
后来，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
在高中时，我曾上过一堂有关印度和东南亚的课程。十分有趣的是，关于两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内容被缩略为仅仅半学期的课程，而且是以“印度和东南亚”的科目教授美国高中生。这听起来有点像拉拉队长在足球场上讲的话。
他们忘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这些强大的文化源于恒河、澜沧江和长江。它们汇集在无法攀登的神圣的西藏雪山前面。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寻找旧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发现了它们，实际上我是在一本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标示了位于东南亚大陆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云南省。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云南，它也没有出现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的新闻报道中。地图对苗族、傣族、彝族和长颈喀伦族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于高桩上的木屋里，皆裹着印花头帕。
我记得，我展开了这张旧地图，用胶带将它贴在我做作业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我告诉母亲我将记下所有这些部落的名称，我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忘了那张地图，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将它留在了早已离开的那个儿时卧室的白灰墙上。
1981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当时，人人都穿蓝着绿。我没有看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见过的那些色彩丰富的山地部落的装束，只看见在北京火车站游荡的目光阴郁的藏族人，还有许多坐在塞得满满的蓝绿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们躺在布包上等购一张火车票，以返回离别不久且并不急于返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在等购车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当时即便是买一张火车票，你都要有关系才行。
1981年底，我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那时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确，它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而商业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们都在长时间地谈论生意。的确，我忘记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谈判及讨价还价的刺耳声中，在开放的、发展的及处于困境的市场运作和币值跌升中，我渐渐淡忘了他们。在紧张的早间咖啡、午间茶及晚间的酒精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