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在其影响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宣布正式变法。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并下令捕杀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百日维新”湮没于血泊之中，但它作为一场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却青史长存。
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着作甚丰，达139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三）
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写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
梁启超：
看洋书眼界大开，戊戌变法走改良维新道路
用史学的观点看，康有为和梁启超改良维新的道路，对推动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接受西方文明，与世界接轨，走向现代化意义甚大。
中国人历来都喜欢当皇帝，为了皇帝这宝座，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几乎年年烽火不断，这方败了成为贼，那方胜了成为君。大凡开国之君都还算英明者，从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甚至到清的皇太极等等，他们都几乎是励精图治，都决心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希望这皇帝的金銮殿能一代一代传给他们的子孙。
然而，中国人历来也具有“饱暖思*”的人类劣根性。何况皇帝这大老官？哪一位皇帝不是“三十六宫，七十二院”，美眷如云，因而也就整出一批一批的“皇儿”来，于是就造成宫廷斗争，往往为了“太子”这一皇帝的接班人的位置，也就没顾及“骨肉”之情了，父杀子，子杀父，兄杀弟，弟宰兄……整个宫廷常常变成血海一片。于是宫廷之争波及社会混乱、四野烽火随起，百姓遭殃。
康有为、梁启超从洋书中看到了西方的文明、西方的*。于是他们主张改良，决心改变中国封建王朝这些劣根性。
（一）
改良者，只是在原有制度上的修饰而已。当然改良与改革同，但没有改革的气魄。
最为局限的是，这种改良，只能通过执政者，即是皇帝大老官的圣意恩准，才予实施。
那时的皇帝叫光绪，实际是一个儿皇帝，权力都在他母亲慈禧手头，当皇帝当得不痛不快。他想改良，一方面也想使中国走向世界文明，一方面也想通过改良，改掉母亲的后党体制，拿回本是皇帝自己的权力。但是不能！因为光绪帝太嫩了，势力太单薄了，搞了“百日维新”，弄砸了，不但不能保住自己（连自己也给老娘拘起来，关了禁闭）。康有为、梁启超更不用言。御卫四处抓捕，幸得两老还是广东海边人，祖先长期与大海打交道，遗传下硬朗的腿脚功夫，一溜烟跑往日本去，才保全了性命。但是，康有为却因此而把自家的家园贴了，给慈禧一把火烧得他妈的一片乌有。
但是康、梁二兄台还不服气，他们就是要改良下去，不让中国进步，他们誓不罢休。
要让中国进步，要让中国文明，靠的是什么？
康、梁二兄认准一条死理，就是靠皇帝。靠光绪，光绪就是皇帝。何况他们还有“百日维新”的合作，虽然是失败了，但毕竟也是成功了百日啊！如果康、梁能扶光绪上，能通过光绪来实施他们的改良大业，是最理想的捷径，于是他们就拥护光绪。
尽管这时孙中山的同盟会已举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是康、梁就不当一回事，不依不饶。于是他们就被世人称为“保皇党”。
康、梁为啥要当“保皇党”呢？他们并不想自己当皇帝，他们是想通过皇帝推行维新变法，让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他们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脾气往往难改哟！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康有为还没经过*共和的经历，他跑往日本去，日本也是君主制国家，他还认准皇帝至上，只有皇帝才能救中国。所以他才死心塌地地“保皇”下去。
梁启超不同，他“保”到一定程度，光绪没了，他想保宣统，宣统没了，袁世凯称帝，他极力抨击，武力反袁。后来，想保段祺瑞。段祺瑞可不是皇帝了，他在与段合作中也力图推广康、梁的维新思想，但段毕竟是军阀，他的政权建立在“火山”之上，没待多久也就没了。于是，梁启超愤愤地、后又安静地搞他的学术研究去。
（二）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着《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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