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久闻英名，相见恨晚，那天初见，有眼不识大师，更使大师动此伤身之举，甚愧甚愧！”大颠哈哈大笑：“小小牙齿，乃身上俗物，大人无须挂念，嘘……”
大颠又道：“近日大人连修书三封，今又不辞辛苦，亲临小寺，乃我寺众僧的大幸啊！”
于是两人交谈甚密，谈古今圣贤，论救世之道，韩愈一住两晚。当韩愈要离开时，大颠真是依依不舍呢。
时过八月，朝廷下诏召韩愈往袁州任刺史，韩愈又往灵山与大颠作别。
那天，韩愈来到灵山，小僧说师已云游去，不知何日才归。韩愈在寺待了两天，未见大师归来，因任期在即，不能久待，便脱下官袍一副，嘱小童交给大师，以聊表他思念之意。
韩愈别后不久，大颠云游回归，知韩愈已往袁州赴任去了。双手紧紧抱着那官袍，嗟叹不已。此后，这官袍一直保留在身边，直到他圆寂。
广东人眼中的韩愈：（3）
后人为了纪念韩愈跟大颠这段千古奇缘，在山门上建了一座小亭，叫留衣亭，还用石碑记录了这段动人的故事。潮州古城，也建了一座叩齿庵，以纪念大颠肝胆相照的义举，千年过去，至今叩齿庵香火甚旺。
（二）
贤文一纸，驱除千年恶鳄，为民除瘴，此乃二贤。
岭南这地方，在唐代，还是瘴鳄流行。就是在潮州，算是岭南早开发之地，开元时期就兴建了开元禅寺，人口密集，商贾兴旺，但城前那条江，人们称为“恶溪”，长年瘴气弥漫，鳄鱼逞凶。
鳄鱼的残暴酷烈，韩愈早已耳闻。当他到达粤北的乐昌泷时，泷头一个小吏曾告诉他：“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莅潮后，民访中，众人均说：恶溪一带的鳄鱼，把我们的牲口都快吃光了，大家能不穷吗？
那时韩愈认为既然皇帝老子贬他至蛮荒的岭南潮州也就认了。如果是平庸之辈，也就赌赌气，吃好的喝好的，玩玩牌，游山玩水打发日子，等待哪一天皇帝老子气消了，下旨召他回京，还在这穷乡僻壤中劳形作甚？然韩愈毕竟是天下大儒，他认为既来之则安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何况他也是穷苦出身，深知民疾，在他治下，能让这恶鳄继续逞凶吗？
他在京中，早知道潮州人常进贡名贵的鳄鱼皮上京。说明民间一定有一批能捕鱼杀鳄的能手。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再发动全城百姓，众人动手，发动“人民战争”，一定能把那些家伙灭绝的。因此，在“选材技吏民（即那些有治鳄本领的人），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之前，韩愈决定举行一个空前的祭鳄仪式，等于现今的动工仪式，大造声势，为众壮胆。
那天，还是四月廿四日，祭鳄仪式在江边举行，韩愈令人把“全猪一、全羊一”投入江中，当作祭品，然后，当众宣读自己连夜草就的百字祭文《祭鳄鱼文》，借皇帝名义，命令鳄鱼乖乖地回归大海，别再危害百姓。这场“祭鳄”之后，奇迹出现了。据《韩愈传》所载，祭鳄的当天晚上，刮起暴风，雷鸣电闪，天亮以后，江水都干涸了，鳄鱼真的西迁六十里以外。从此不再危害潮州百姓。
这就成为千古美谈，也为千古奇谈。汹汹千年恶鳄，就凭韩文公这一纸祭文，就全部逃进大海里，而且畏惧得长久不敢回头？而还是《韩愈传》正史所载，真叫千百年里人们不能理解？有贤人说，要不鳄鱼感于韩愈为民图福的真诚，或怜于韩愈乃朝廷栋梁，委屈至潮州之苦？但它们毕竟真的溜跑了！当然，我想，这动员会之后，潮州那些捕鳄神手和全城百姓一定是来了一场“人民战争”，或一月半月，“刀、药、索”齐下，来了一场大搜捕，这恐是鳄鱼溜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此后直至明代，史载还有鳄鱼在潮州出现，那或许是那些胆大的鳄鱼忘了当年韩愈祭鳄的雄威而试着“寻死”来了，但当今鳄鱼终究在潮州绝迹，我们还应记韩愈当年的大功吧。
据说，泰国的鳄鱼是被韩文公祭去的。韩文公在越南影响也很大。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阮氏皇朝先祖阮铨自命为地方官长，时越南使用汉字，因红河口有很多鳄鱼吞食人畜，他也郑重其事举行祭鳄仪式，抄了韩愈的《祭鳄鱼文》投于江中，传说那些被韩愈祭到红河口（今河内）的鳄鱼又只好西迁到湄南河（泰国）去了。可见《祭鳄鱼文》的国际影响。而真正的鳄鱼，其实是祭不走的。据史载，韩愈离开潮州二十九年后，鳄渡还有鳄鱼，唐刘恂《岭表录异》载：“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不敢接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载：“恶溪鳄鱼，唐昌黎（愈）驱之之前，宋文惠（陈尧佐）戮之于后而种不绝，至王齐直知潮州，复钓得一鳄，其大如船，乃命画工肖其形状，画为图本以示后。”清林大川《韩江记》又录有《药鳄》“鳄鱼占据恶溪，一生十卵，其类甚繁，非驱之捕之钓之所可尽。若我潮人恶其害物伤人，乃满载药灰，直抵鱼穴，鸣鼓一声，十船齐下，急掉船回以避之，食顷，药灰性发，江翻水立，岸撼山摇，载沉载浮，其类尽歼。”
广东人眼中的韩愈：（4）
可见，韩愈刺潮治鳄时，最少唐刘恂所记的《岭表录异》二十九年内，并没有史书记载韩江再有鳄鱼。或有或无，成为历史疑案。但我想，大约是无。因为，祭鳄之后，韩江中还有鳄鱼为害，那么，韩愈的祭鳄鱼文就会在潮州人中视为废纸一张，在当年就会成为笑柄，哪会流传至今呢？当然，韩文的流传跟这大文宗的如椽之笔，跟他的名气有关，但谁也不会传一篇祭而没效的祭鳄文吧。但以我的浅陋之见，鳄鱼听了祭文之后逃与不逃，倒不是紧要的事。不逃也难怪韩公，因他毕竟只花了一猪一羊，也不浪费民财，不像当今搞一项庆典什么的，一动就几百万几千万。至于区区五百字的祭文，在韩公来说，也只是吸一袋子烟的工夫，挥手而就。但作为一府之官，万里跋涉从京都来到了南荒之地，又在饱受委屈之后置个人的恩怨于度外，下车伊始，就尽力为民除害，单单这一爱民的良苦用心就可钦可敬，值得千古传颂。
（三）
治水兴农，赎放奴婢，此乃三贤。
韩愈到潮这一年，正是元和四年，潮州风不调、雨不顺，六月初，溪雨将为人灾。韩愈刚写完《祭鳄鱼文》，墨汁未干，又急急写了《祭城皇文》，潮刺史“奔走分告，乞晴于明神”。不久，“淫雨既霁，蚕豆以成”，刺史正为早稻、夏蚕丰收而高兴时，到了深秋，过量的雨水又使刺史焦虑：“岁日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蚕工桑妇将如何度日，而官府又何从征赋税？他又挥笔写了《又祭止雨文》，曰：“非神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无罪，使至极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文中声声自责，以求上天降怜，可见韩愈为百姓之心。
相传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潮州磷溪镇的砀山有一条水渠叫金沙溪，当地传说就是韩愈带人开凿的。在出水口的龙门关上，建有一座韩文公祠（“*”中被毁）。每年的文公宴诞日乡人还抬出他的偶像巡游。
韩愈治潮的功绩，潮州人千古赞誉的还有他的赎放奴婢一事。
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记道：“贬潮州刺史……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以钱赎。及还，着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以后，曾写过《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叙述他在袁州放免男女奴婢731人之事。
可见，赎放奴婢，是韩愈作为地方官关心民生的大政绩，不论在潮州，还是在袁州，都一如既往，而此举还是先从潮州做起的。
唐代虽然已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但逼良为奴仍沉浮反复。南方是“夷獠之处”，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故奴婢问题较中原地区突出。据史载，韩愈的同时代人的李绛、白居易、柳宗元等，在主持州郡政务时都曾不同程度地过问或解决当地贩卖男女之事。因此，韩愈在潮州、袁州计庸以偿，赎放奴婢，是有识的地方官施政的贤举。
唐代所处岭南的地方官“类多贪纵”，矛头总对准当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韩愈是深恶痛绝的，因此，释奴之举，不但是维护法制，维护*，移风易俗，也是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
在唐代，“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可见，物色、收买奴婢还是一条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获罪远贬的韩愈，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潮州释奴一事，对刺史而言，是德政；对庶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来说，是福音；而从个人品德而论，则是韩愈刚正廉明的官风。
广东人眼中的包拯：（1）
昔日端州人有嫌“有眼不识货”，今日肇庆人大造“包公文化”
名扬天下的“包青天”曾任过广东端州“市长”三年。
端州就是世界名砚……中国文房四房之一的名砚……端砚的原产地。
2007年，一份广东肇庆、河南开封、安徽合肥联手挖掘“包公”文化资源，开展文化旅游区域合作的倡议书正在三地间交换意见后，广东端州市（现名肇庆市）举行了“包公”暨宋文化展示。今日的肇庆人致力于大造“包公文化”。
（一）
肇庆是“岭南古郡”，古称端州，曾是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秦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2200多年，既是岭南土着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西方文化最早的交汇处之一。悠久的历史给肇庆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全市有360多处重要文物景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个。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底蕴，为肇庆从历史名城向文化名城跨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供开发和利用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文化名人是衡量一个城市含金量的重要标志。
而神州大地皆知的“包青天大人”在端州当“市长”三年，似乎鲜为人知，这主要是“推销”的力度不足。谁“推销”呢？当然责无旁贷者应是“端州人”，当然也应是“广东人”，而首责应为“端州人”。酒香不怕巷子深，酒香自有客至。但要有人经常“推销”才能传至客的耳朵，客才会至。于是有人嫌端州人不懂推销术，不懂包装自己的城市。
*政治局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多次批评说：“包拯在开封府才一年零三个月就名扬天下，在肇庆为官三年而世人知之甚少”，要求肇庆深入挖掘包公文化资源，精心做好“包公文化”这篇文章，为广东文化大省建设作贡献。
当然包公在开封之所以扬名，在于他特别关注除暴安民。他执法如山，无私无畏，为了为民做主，宁可丢掉了乌纱帽，直上金銮殿也要拿下奸贼的头颅……这就使他成了中国历代清官的楷模的所在，也为历代所钦敬的所在。
在端州，虽然他执政三年，那时刚好是他包拯第一次升任地级市的长官，一来这里曾是蛮荒之地，一时没聚集那么多朝廷权贵，还没碰上哪一个敢直接与包大人叫板的家伙，因而就未能让包大人就此而扬名。我想，如果那时有一个皇太后的哥哥、弟弟或啥的在端州府胡闹，我们的包大人也绝对不会客气的，于是我们的包大人早就在端州扬名了。
没机会，包大人就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因而，他做的这些事情，一般的地方官都会做，而且一样都会做好。林子的木一样高一样大，谁也参天不了，于是他也就没在端州扬名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当官的其实也像学功夫一样，要水到渠才能成。按现在的话儿，就叫做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包公他才第一次当州官，碰到的是一些平常的百姓缺水、缺粮、行路难这些常事，他一个一个解决就是了。而在这僻壤之地，能挖挖井，开开渠已经是不错了，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孔子曰：为官者，“德、勤、慎”也。在端州，包拯就把这基本功练熟烂了。“德”，就是要有体恤百姓之心，要有清正廉明之德。包公在这中国最着名的“天下第一砚”之乡，离任时，两袖清风，一个墨砚也不要。就是按眼下我们执政党的干部考察，绝对也是“优秀的”。而这“勤”字即是勤政，史上没详载，但他三年办了那么多事情，他能不勤吗？“慎”字，当官的说到底，“慎”字至要，一粗心就出差错，一出差错就成千古恨。包拯在端州三年，正是仕途上打基础的关键三年，他的缜密办事，在当地早有所闻，更不赘述。 。 想看书来
广东人眼中的包拯：（2）
（二）
说公道，只要认真挖掘，包公还是在端州做了一些令人敬慕的好事情。主要是领端州人开凿水井，解决饮水卫生；加固堤围，治理西江洪水，开渠排积水，增加耕地；重视交通和兴文办学，完善市政设施；修建粮仓储粮备荒等等。因政绩显着朝廷才升任他到国都开封，官拜“龙图阁大学士”。
包拯在端州注重民生，突出做了三件好事。
首先，是在城区开挖水井七口。当年城区居民长年饮用不洁净的水，瘟疫、疾病时有发生。包拯发动群众在城区开挖水井七口，居民感激包公，将七口井称包公井。
肇庆的水井到了清末民初已经数不胜数，基本上所有街巷都有饮用水井。由于包公井年代久远，七口井在何处，却鲜为人知。据元末明初郡人董源《义井记》云：相传郡城包公所凿之井有七：一在府治内；在府治西岳庙旁则第二井也；在县学前街南，俗称义井，则第三井也；其四是分司巷口；其五在广济仓右；其六在北门之左；其七在主帅堂前。
明末清初着名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包孝肃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顶岗井，居民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
现保存至今，影响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