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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妓院规制（四）
握权的佣仆：妓院里的做手 高等妓女和佣仆之间同老鸨和妓女之间一样，并不存在鲜明的主子和下人的关系。“从属的”妓女对老鸨也有所控制，只不过她们的权力有点被遮掩了；同样，妓院的佣仆杂役对妓女的控制也可达到惊人的程度。从顾客的角度看，妓院的仆役很像政府机关里的办事员和勤务员，尽管地位很低，却把守着通向重要资源的关卡，所以对他们也得恭恭敬敬。 有的女佣人年轻、有点姿色，其称呼五花八门，有“大姐”、“阿姐”、“跟局”、“做手”等等，她们在妓女应召出堂差的时候陪伴前往。有一部指南书解释说，“先生为花，阿姐为叶”；“阿姐”的工作是扶助先生，在先生出堂差时跟局，“以防中途发生意外”，同时也是监视先生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还是女儿身的小先生。阿姐同先生一样，也有自己的稔客，阿姐虽然地位不及先生，但据说比先生容易上手。有的自立门户的先生有贴身的阿姐，收入两人拆账。黑幕故事常会影射先生和阿姐与同一嫖客有染。雇佣阿姐并不按节度付一定数目的钱，她们的收入名堂繁多。有的看上去就是低档次的，便按月开支工钱，外加赏钱。还有的和先生一样，也要侑酒主觞、应酬场面的，那就按其办花酒的数目从妓院的盈利中拆份头。 妓院中还有一类年纪大些的女佣，叫“娘姨”。娘姨同先生和狎客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但在妓院内部却颇有权势。本来“娘姨”指的是妓院里结过婚的佣人，不过娘姨同阿姐的区别倒不在于结没结婚，而是看其同妓院财力的关联。犹如先生常被比作官人，娘姨也被比作做官人家雇佣的扈从。1891年的一种史料讲到，专横跋扈的佣人也会叫嫖客受气，文中用讥刺的口气评论说，娘姨就像做官人家的家奴，自己花了钱来当奴才扈从，为的是压榨百姓。年纪轻、品貌好的娘姨也从嫖客那里接赏钱，有时积攒多了，也就自己当起老鸨来。她们还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先生借钱，这种做法叫“掮账”。 然而，娘姨最常见的经济角色，是直接为一先生或妓院投资。７８在这种称作“带挡”的安排中（“带挡”有携带和抵挡的意思），一帮人——通常是妓院的佣人——斥资数百，相帮一个先生。有时妓女本人也入股。凡投了钱的，都可从先生的酬金和赏钱中拆得份头，而先生则要遵从所有的斥资人的意思。1919年小报上有一则故事，讲有一女佣权力很大，妓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捏在她手里，夜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睡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倒只好睡地板了。倘若带挡娘姨借了钱给老鸨，老鸨就会给她派发些轻省的管家活计，不敢有所得罪。许多住家妓院是没有老鸨的，那么有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带挡娘姨在拿主意。娘姨可能对先生十分严厉，乃至凶狠，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因为带挡交易是有风险的。先生一个节度下来所赚不多，娘姨也就得不到多少投资回报；先生要是跟嫖客跑了，那么带挡也就血本无归了。但另一方面，运气好的或投资管理有方的娘姨则可积累资金，在银行钱庄开户头，老来不愁了。有一则黑幕故事，说是有个外号叫“金牙老三”的25岁上下的娘姨，同很多有钱人都拉上了关系，专门安排摘取小先生童贞的事宜（如此可为妓院大把地赚钱，自己也大捞赏钱），还放印子钱给妓女，一年后她用挣来的钱开了个妓院，自己做起了管事。 或许因为娘姨在妓院里算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所以她们像老鸨一样，也受到了谴责和嘲讽。1917年有书形容说，娘姨 通常过了24岁，邋里邋遢，模样凶狠，极遭人嫌。若来刻意奉承，益发令人厌恶。她们来回走动，真是讨厌。一句话不对，就可将你赶出门外。最好离她们远远的。 同乖巧讨喜的阿姐相比，娘姨的名声不好听，当然有时也有人指责这两类人都出口粗鄙，甚至恶言恶语（例如骂那些惹恼了她们的男人“挨千刀的”）。娘姨尤其被描画得面目可憎，是因为评论者不能见容于其所谓泛滥的性欲，暗含的对比是名妓有节制的、通过正当渠道进行的性活动。据说娘姨同妓院的男仆私合（如是老鸨的女儿做此事，那男女相悦就被视为通奸）；娘姨还同客人暗中勾搭。奇怪的是，一则19世纪的史料指责娘姨危害了社会风气，而名妓却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罪名；史料说娘姨乱轧姘头的做法流传广泛，“相习成风，几有人尽夫也之意，甚至背夫弃妻、７９口角轻生等案层见叠出。”20世纪30年代的黑幕小说中，娘姨是一副贪婪相，漫天地向客人讨赏钱。如若先生抱怨说讨得太凶，客人都赶跑了，那么娘姨就威胁说要先生立即偿还带挡本钱加利息。诸如此类的故事表明，一个“佣人”在性行为和钱财方面所拥有的自主权，那种动摇了社会性别等级和阶级等级的定位，使得观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高等妓院也雇佣男仆，差事是吆喝通报客人到来、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筵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先生发局票（见本章后面的讨论）、送先生出堂差等。男仆先前叫“外场”或“相帮”，是帮忙的意思，后来也得了些不大好听的称呼，如“龟瓜子”、“乌龟”、“龟奴”等。这一组名称的缘起就像以“鸨”称呼妓院的女业者一样，已无从查考了。不过，“龟”字大多数的含义都是人不爱听的，只看“乌龟”的称呼就明白了。（1919年有文章琢磨说，他们不该叫乌龟啊，妓女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和女儿。）龟奴与娘姨不同，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妓院男老板也不一样，他们被刻画为相对无权的甚至地位卑下的人。有劝客人对龟奴客气一点的，说这样他们办差事就不会慢慢吞吞的了，不过他们看来不会像威风凛凛的娘姨那样让人气馁。指南书作者也不觉得当堂差的人有何精明之处。1935年的一部上海俗语汇编解释说，“乡下男子，跟着阿姨婶娘同到上海来吃堂子饭的为数亦颇多，他们的职务也各各不同，识字的可当账房先生，代嫖客记局账，代妓女记夜厢，聪明的能学乌师先生，有气力可拉包车，最无用的便留在客堂里做‘相帮’。” 愉悦妓院规制虽说龟奴也许被人看扁，当成粗笨愚鲁之人，但他们日日亲近唾手可得的美貌女子，还是勾起了一些会意的评说。评论主要围绕着晚清时龟奴肩背先生出堂差的习俗。本来妓女应客人之召到书场演唱是坐轿子去的，但是到了光绪（1875—1908）末年，公共租界开始对轿子纳税了。开始时还只是年纪小（分量也轻）的雏妓坐在龟奴肩上出堂差，她们的服务也只限于歌唱。龟奴在肩上铺一条白手巾，掮着雏妓走路，雏妓就抱着龟奴的头。“后来不限雏妓，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廿二三岁的成熟姑娘等，近一百斤左右的身体，也坐在龟奴肩头，宝塔似的一座。”龟奴在马路上疾步行走，坐着的要想不掉下来，就得紧紧抱着他的头，于是就有了这俏皮话：“小先生夜夜摸龟头。”龟奴背雏妓的做法还引出了史料中很少见的公开提到８０妓女行经的段子，那是1905年发表的一首七言诗： 龟背难当代用肩， 时髦出局力能掮。 虚心昨夜经期到， 点滴留心裤后前。 这四句诗有点特别，不仅没有色情内容，还甚为罕见地提到了妓女的身体。一般诗文中摹写妓女的姿色都用比喻手法，而不会直白地写实；无论淫秽猥亵的文章还是科学说理的，总之文字资料中几乎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过妓女的身体机能。然而淫秽地影射妓院男堂差的文字一直延续到掮行已被黄包车取代的年代。1935年的一幅漫画中，妓女和阿姐坐在“龟奴”拉的黄包车上出行。画面实在是在糟蹋妓女： 黄包车的背面画着两颗颠倒的黑心，车牌号码606，而治梅毒药（洒尔佛散）的商标名正好也叫六六。说明文字先讲妓女如何不忠不义，又会对身体造成何等危险，接着对拉车的堂子龟奴品头论足，说他正色迷迷地斜睨阿姐，因为堂子里不惟阿姐，就连先生也同龟奴相好哩，此事路人皆知。有的写妓院恩客的文字材料还影射说，真正做“乌龟”的不是“龟头”，倒是这些客人，客人来玩要付钱，堂差则不花一个子就可白相。 堂差不惟能接近先生，还把守着见先生的关卡；找先生陪伴是很花钱的，可谁又不想让先生陪着呢。所以，资料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堂差的敌意或许与此有关。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造成摩擦，那就是妓院里各个层次的佣仆差役都靠赏钱过日子，嫖客每每必须上下通通打点到。客人在妓院里摆台面、同妓女过夜或是替妓女赎身讨来做小，都须付“下脚”给佣仆。有的“下脚”钱不多，几元就可；倘若客人老是到某一妓女处过夜，则价码看涨。过年过节也要给赏钱，那叫“手巾钿”（客人来设宴席或牌局时，堂差要给客人递手巾），也有叫做“吃粢饭团”的。新年里会给常客“开果盘”，客人照例也要出手大方，多多给赏的，赏钱就分发给妓院内所有的佣仆。客人若要讨妓女做小老婆，８１那么房侍就会拿了银台面银四喜等各色银器来，客人要么收下（付几百元），要么谢绝（付四五十元）。客人大多无心收受，故银器多半也是房侍从银楼租借来的。1908年时，上海的高等妓院联合涨价，办酒席全都涨了一块钱，这时一家报纸评论说，逛妓寮的真正花销不在于花酒、赌局，而是各种名堂的犒赏，凡摆席、设赌、住夜、吃顿便饭、逢年过节，无不需要给赏。虽说重重犒赏有时令嫖客裹足不前，也使其为逃脱重赏而有意回避在重大节日造访妓院，但是详述妓院礼仪的手册还是奉劝客人不要太过吝啬。一位作者批评说，有的狎客对先生有求必应，慷慨赠赐，可让他掏一个子的手巾钿给“小人”都满心不情愿。作者告诫说，聪明的办法是钱要花在明处，让人人都看得见，最好显得落落大方、通晓人情世故——如此大概可让“小人”也开心了，他们可是能阻止客人去会先生的人啊。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妓院规制（五）
浓妆艳抹的尤物： 妓院里的先生 高等妓院于上海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妓院直接有关的业主、经营者、妓女、仆人等庞大人群都靠妓院营生。如要说到给妓女梳妆打扮、让她们在陈设精美的场合抛头露面的一套程序，那就会牵扯到更大的供货商网络。妓女身上穿的、戴的衣物饰品是其自我的展示，指南书中对妓女装束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妓女身体的关注。对于嫖客来说，能仔细地区分这些装束服饰，对之如数家珍，就说明他有鉴赏力，有品位，是个行家里手，也等于表明了他的上等人身份。妓女要是没有首饰珠宝，房间布置得不讲究不雅致，便会失去吸引力；而不能鉴赏装饰品的顾客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929年时，一位外国的观察者写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围有许多做衣裳的、做头发的、做丝绸软缎鞋子的、绣花的店铺，全仗她的光顾，生意很好。”卖珠宝的女商贩每隔一阵就登门妓院，首饰盒里装满了昂贵的玉簪、金钗、珍珠和珊瑚头饰，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状。有位作者写道，妓女从前用鲜花打扮自己： 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兰花；到了19世纪末，鲜花都换成珍珠做的花了，虽说要花好几百元，但好处是形状色泽保持不变。有个迷恋妓女的外国人看着妓女们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们满身珠光宝气，８２耳朵、手指、颈项、衣服上无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饰物： 如榛子大小的钻石，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珍珠，还有说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里拿的、用的也都是贵重的物件，如装着镜子和给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银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画饰面的折扇等等。纤手轻摇下的折扇成为表达妓女婀娜体态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妩媚。 这些装饰品都很值钱，妓女经常被盗贼偷抢本身就很说明其价值。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主流大报《申报》经常报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应酬时遭持枪抢劫的消息。有一对很有心计的强盗采取了迂回作案的方式，他们花钱同妓女过夜，然后将妓女麻醉，待其睡过去再偷盗。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镯、珍珠头饰和钻石戒指，有时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盗贼如被抓获，一般要判六个月乃至数年的监禁。 举例来说，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应召前往一旅馆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汉口路、西藏路转弯处，包车慢了下来，一个强盗跳上车来，抢走了她那顶镶嵌着51颗钻石、价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报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华人侦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两名强盗中有一人的母亲将抢来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别针出租给了不知情的妓女，后来两个妓女相遇，珍珠花认出了自己的别针，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个强盗叫冤枉，说他买馄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大叫，只见一个强盗逃走了，他从地上捡起了这枚蝴蝶形别针。尽管如此，两个男人和那位母亲还是被判了刑。还有一个案子结局可没有那么好。1920年时，名妓莲英被人谋财害命，珠宝被抢，尸身丢弃上海郊外。关于这起谋杀案及其侦破审讯，报纸作了跟踪报道，有人写成了小说，甚至还编成舞台剧上演（见第六章）。 不过，别看妓女穿金戴银、满身珠宝，她们个人却不见得有多阔绰。有时这些珠宝首饰是凑起来给妓女撑门面的，为的是吸引和留住财大气粗的嫖客。妓院会派娘姨到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处去租借钻石戒指和珍珠头饰（妓院的娘姨到体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