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记。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像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１４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记忆”娼妓问题；再下来是简述现行史学实践的一些关注点，例如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像愚侠堂吉诃德似的寻找能动性和反抗的表现、探索半殖民主义这个社会范畴等——正是这些关注激发了本书对历史进行重新创构。本章结束时交代以下14章所采用的叙事的策略。创构历史的活动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为和（你的）搁置怀疑使然，这一点读者应牢记在心： 其实在认知和记忆之间、在记忆和重构之间、在重构和讲故事之间，本来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
第一章 导言（四）
认知 当时的观察者是怎样了解上海的娼妓业的？有两类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搞清这个问题。一类是游记、指南书和被称为“蚊虫报”的通俗小报，它们以报道名妓的社交活动为主，当然也并非只限于名妓。另一类是主流大报，报道各个等级的娼妓的状况，通常写娼妓如何受到社会的压迫或写她们如何危害社会秩序。 社会上层人士书写的游记和指南书中有极其丰富的上海娼妓的资料。这些书文通篇或以绝大部分篇幅来描写娼妓。游历上海的人所写的旅行散文和随笔中，诗情画意地描写了娼妓，将此作为上海不可或缺的一景。一位在沪观光的官员在1893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黄昏时分，“粉白黛绿者，咸凭槛倚栏，招摇过客。”他又说，戏园将散场时，“青楼之姗姗来迟者”就要登场了，“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菊部之大观也。” 指南书的前身是源远流长的娼妓回忆录，不过看来其受众是当时正不断扩大的城市读者群。这类书的书名有《沪人宝鉴》、《上海六十年花界史》、《花国百美图》、《柔箱韵史》、《海上冶游备览》等等，最后一部的作者使用了笔名“半痴生”。指南书内容繁多，如记录名妓生平，载名士的冶游艳事，编制妓院名册、介绍妓院内各色人物，详释娼妓行话切口，细绘妓院组织分布，描述妓女出局或在宴席赌局应酬时顾客应遵守的规矩，交代局资、付账的程式和赏赐等事宜，开列节庆日并指出常客每季必尽的义务，也交代忌讳之事和祭祀活动的礼仪等，书中有许多故事，讲述妓女如何使用种种伎俩，掏空了客人的腰包。 指南书成了权贵士卿互见互尚学识、１５风雅和智慧才情的场所。书中大量使用典籍掌故，就连称呼妓院麇集地所用的“北里”，也取自唐朝都城长安的妓院区。形容名妓的美色，用的净是花草园艺方面的词汇，浓艳之极；序言题词中，还连篇累牍地讨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常喻名妓）是否胜过所有别的花。作者们互相作序，浅笑同好沉迷于女色，聪明才智竟不用来为皇上治国效力；在国力疲弱、外交失利的时刻，有的作者感受到上海妓女的歌声竟如此悲切凄楚，令人肠断。同时，作者们也表达了相互之间的赞赏之情，各自都赏识对方的深沉情感及其对同样情真意切的名妓的依恋。 指南书的主调是赞赏，但间或也会谴责鸨母，告诫客人避开妓院的淫风，或规劝妓女跳出淫业。即使在这样的文字中，作者仍很自觉地展示出渊博的知识，不仅表现出细致精到的道德情操与见地，也显得通晓诗词。有一篇“讨鸨母檄”，题目下面注明“仿（唐代将领）徐敬业讨武氏檄”；奉劝狎客和妓女的文章说成是“仿李白春夜宴桃园序有引”。 然而，熟谙诗文的作者在炮制笑话时也同样显得才思敏捷，如佯装政府命令，禁止在妓院街区晾晒内衣裤袜头云云；或用妓女的口吻给相好投递一封封情书；甚至还精心策划荤笑话，下面就是一则： 江西何某，年少工诗，有才子之目。来沪游历，寓某客栈。同寓某叟，金陵人，最喜咬文嚼字。一日何与叟在某处，见谢珊宝校书。因校书早闭花下之门，彼此不通一语，而回头溜眼，颇极流连。何因举随园诗话告叟云： 美人之光，可以养目；诗人之诗，可以养心；此二语真是切当。叟好杜撰俗典，假作斯文，因正色曰，此两句见齐东录，其下尚有四句。何明知其诳，故问之。叟曰，下四句，记得是绿野之游，可以养吾足；贵妃之乳，１６可以养吾手。何狂笑曰，原来此书某亦见过，其下尚有两语，翁忘之矣。叟讶然问何语，何嗫嚅笑曰，黛玉兰芬之口，可以养吾，说到吾字，下一字未曾说出，已笑不可抑。叟问益坚。何曰，若试猜之，如猜不着，俟我回寓查书与汝看也。 像这样的影射性活动的文字在指南书中甚为罕见，通常指南书并不直露地描写性事，而是借用典故、双关语，使文字昂然生趣： 六月念四日，俗传为雷祖诞日。有某客于是日饮于某词史家。高朋满座，酒设双台，拇战喧呼，群花围绕。由某校书素豪于饮，其夜杯不沾唇。诘之，则曰，今日雷祖圣诞，须虔诚一日夜，不食烟火。强之再四，峻语坚辞。席散后，客余兴未阑，复造庐相访。至则已将闭门羹相待。女仆诡托主人病欲呕，业已偃卧。其实留髡早赴巫山矣。明日复遇同席，询以既经不食烟火，何以留客，未免大不敬。校书无词以对，红潮满面，半晌忸怩而言曰，厥物岂有烟火耶。合座为之喷饭。 作者们将这些话放到妓女的嘴里，让她们说出来，描绘并欣赏这样的场面，而他们则由此结成伙伴关系，对答如流，妙语连珠。 指南书可以与蚊虫报放在一起来看，后者是通俗小报，通常用一版或更多的篇幅闲话名妓。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上海的报纸种类激增，其中就包括了小报。最早的有李伯元的《游戏报》和吴趼人的《笑报》。两位主编均为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而“谴责小说”是20世纪初十分大众化的一个文学品种。新闻与文学互相之间充分渗透，铸就了关于名妓的文字记载。1897年至1909年，《游戏报》主办了选举上海色艺双佳妓女的活动（见第六章），１７此举增加了报纸的销售量，而且创造了一种氛围，有利于其他报道娼妓界消息的小报出笼。 小报中最有名气的，大概要数《晶报》。《晶报》自1919年起，每三天出一期，持续20年以上。在内容方面，《晶报》与指南书有所雷同，但其大部分的版面都用于追踪名妓与上海头面人物的关系、妓女的怪癖、相互的争斗、生意的成功或失利、回忆过去享有盛名的名妓、登载高等妓院编目及电话号码等。大多详细的描写都是关于高等妓院的，但也有不少文章十分注意勾勒娼妓业复杂的等级制度。 指南书和小报很少提到完全卖给娼妓业的妇女，或违背个人意愿被迫订立契约的妇女。上流社会的读者对女人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方式进入这个行当并无兴趣。妇女不仅在妓院的业务中，而且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情上，都被描绘为主动的行为者，而不是受害人。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城市居民都在进行抗议活动，反对凡尔赛谈判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高等妓院宣布停业一天，抗议“国耻”，散发传单支持全市罢工罢市，设立茶点站慰问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并加入了抵制日货的行动。简而言之，妓女没有被写成牺牲品，而是以正当演员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和全国的这台大戏中。阅读指南书和小报时，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毋庸置疑的图画，那是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其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环境，当然她们也明显地受到种种约束，偶尔也不免手头拮据，不过并无真正的冻馁之虞。这样的女人或许会让上海大亨的公子少爷伤心，然而却不会真正给他造成道德的、政治的或是法律上的麻烦。高等妓女很少成为怜悯的对象。 然而，上海最早的也是最受尊重的一家中文报纸《申报》却刊登了一份调查报告，唤起了全然不同的画面。不错，《申报》的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有修养的、自主的、在上层活动、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妓有过一些报道，也刊印过一些写妓女的应景诗。但是其大量的篇幅却用于报道穷苦的、受压迫剥削、还时常挨打骂受虐待的妓女。这些不是高等妓女，她们通常是“雉妓”，即在街头拉客的妓女。“雉妓”或“野鸡”的说法在上海很普通，用以指任何出行无常的人或物，如黄包车和无固定航程的轮船等。“雉妓”的名称不仅描绘出街头拉客女的俗艳打扮，也道出了她们“如野鸟般飞来飞去”的习性。１８她们往往还是孩子，虽说间或也有已婚妇女。报上写到野鸡，总是强调她们的乡下出身，以及她们被诱拐后卖入娼门或被贫苦无奈的父母典押给妓院的事实。她们身上毫无文雅可言。无论是被贩卖还是典押，报道总是强调本人不愿意当妓女，在标准化的问答中，受欺压的调子一唱再唱，读者心目中关于她们被迫当妓女的看法更得到了强化。她们往往出现在下面两种场景中： 从凶恶的老鸨那里逃出来，被市政当局送往救援组织；或是在街上拼命拉客时被警察抓住，罚款5至10元，放出来，多半还是接着干那营生。对野鸡的报道不会像写名妓那样，情意绵绵，精雕细刻。典型的报道全文读下来不过如此：“常州雉妓戴阿缓，在南京路，被老闸捕房318号华捕带入捕房。存洋五元保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类型的史料——指南书、蚊虫报和纪实的报纸等——继续报道娼妓业的情况，但报道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声音越来越响，有的声音则听不到了。虽然名妓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直到40年代，她仍出现在忆旧文字和分类编目中，但已不再是色情业的象征了。代替名妓的是携带病毒、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妨害治安、备受迫害的“雉妓”。 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人们日益关注性病及其对“中华民族”健康的影响，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也随之成为医疗卫生方面的讨论，娼妓业的延续越来越被形容为公共卫生的问题。除了以医学眼光看待娼妓业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法律话语，它不认为娼妓业非法，但是对之实施管理和限制，以保护“良家妇女”。从法律上讲，良家妇女指的是其家人并没有打算卖她、而本人在没有合法契约的情况下进了妓院的妇女。报上经常报道这样的案例，女人本人、其娘家或夫家的人出庭声明，她是违背意愿被卖了做妓女的。女人只有拿得出被迫卖淫的证据，才有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而脱离妓院系统。无论什么等级的妓女都可以起诉，要求解除非法的契约或改变身份；事实上妓女也是这么做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无论高等还是低等的娼妓业界都成了官司不断的地方，娼妓业已不再是获得愉悦或挥霍金钱的地方，而成了争议合约义务以及合法管理的问题。 这一类报道除了表明在娼妓问题上已开始出现司法话语外，也将娼妓（无论是高等妓女还是野鸡）为一方、鸨母或人贩子为另一方的关系表述为矛盾、冲突关系，妓女几乎总是被刻画为这些关系中的受害人。１９从更大的范围说来，史料记载中的妓女越来越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其中有老鸨、出尔反尔的嫖客、背信弃义的相好、劳务市场、重男轻女的社会，有时还有国家。 还有一类主题也日益显著。改革者和政府部门都在说有必要将性行业整个地、不分等级地管起来。民国时期的妓女问题引起了国家的强烈关注，这是因为妓女危及公众健康和社会秩序，但无疑也是因为妓女的人数越来越多，她们创造税收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可观。这个时期，国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好管事、爱扮演监护人的角色。“国家”——这里指上海的几重市政府——开始对娼妓业实行管理，向业主定期收税，或者试图取缔娼妓业。早在1920年，公共租界政府迫于外国传教团体要求取缔“淫乱买卖”的压力，先是给所有的妓院发营业执照，然后逐步收回执照。这场由洋人搞起来的运动，就像对立面所预言的那样，其结果是无照经营者激增。此后经常有禁娼运动，同样不成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的共产党政府发动广泛的运动，才取缔了娼妓业。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动用以及怎样运用国家权力，来架构和调节性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蚊虫报和指南书主要描写处于娼妓业等级上层的妇女，《申报》和其他报纸则主要报道处于等级制底层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