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凡倾听- 第13部分

　　曹：原子弹之父。
　　杨：奥本海默当时说，非常好，就去安排。可是这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演讲他必须要通知很多物理学界的人，不止是普林斯顿大学，可以说是美国全国的物理系，可是这样一来的话，新闻记者就要来，他想这下要糟糕了，新闻记者会把所有的座位都占据了。所以他后来就把所有的新闻记者找来，跟他们约法三章，说是爱因斯坦教授的演讲不能有太多的新闻记者在那里照相、发问题，所以请你们都到演讲厅，在爱因斯坦还没有讲话时，你们就照五分钟的照相，然后就请你们全部离开这个演讲厅。我想那恐怕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做正式的学术演讲。
　　曹：我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曾经把您请到他的办公室，跟你们聊过一次。
　　杨：对，他对统计力学非常有兴趣。因为在1951年、1952年李政道跟我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里面叫做“相变”，刚才我讲了，水变成气、水变成冰都叫做“相变”，“相变”是爱因斯坦非常发生兴趣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文章发表了以后，他看到了，他就让他的一个助手找我们去跟他谈，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谈了一个多钟头。
　　曹：您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通过吴大猷教授让胡适先生专门把您找去了，跟您谈了一下，您还记得胡适先生当时跟您谈了些什么？
　　杨：胡适先生，我小时候在北京见过他。1949年，吴大猷先生在纽约跟我说，胡适先生想要跟我谈谈，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结果我去找了胡适先生以后，才知道，因为他在离开上海以前，看见了我父亲，我父亲跟他说，“振宁现在应该交女朋友了”，我父亲托胡适先生帮我找女朋友，这个也是很标准的当时的社会上家庭父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胡适先生说，可是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人聪明得多了，你们不需要我来帮忙。
　　曹：胡适先生是一特明智的人。
　　杨：对。
　　曹：那后来您跟杜致礼女士相识相恋，跟胡先生没什么关系？
　　杨：没有关系。杜致礼是我1944年到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的时候一个班上的学生，我当时认识她，并不熟，出国以后也并没有跟她有联络，我是1945年出国的，她是1947年出国的，1949年，在圣诞节的假期，偶然地在普林斯顿一个中国饭店里面，我又看见了她，八、九个月以后，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的。
　　曹：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特别高兴？
　　杨：我父亲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我坦白讲也有些犹豫，因为那时候，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将军，大家晓得了，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被俘虏了。我父亲，我母亲，我弟弟妹妹他们当时都在上海，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考虑，不过我父亲还是很尊重他的儿子的选择。
　　杨振宁说，每次他看见五星红旗在风中飘荡，就会想起毛主席所讲的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今年迎来了他获奖50周年的大庆。虽然在海外漂泊多年，但是他对中国的感情无比深厚。那么，杨振宁当年又是如何辗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和最佳拍档李政道又为何分道扬镳？
　　曹：我发现很有意思，您的一生，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是跟10月份有关的。按阳历来算，您出生在1922年10月1日，您的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宇称不守恒》和《规范场》两篇理论文章，分别发表在1956年和1954年10月1日出版的《物理评论》，而您获得诺贝尔奖也是1957年的10月，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一生其实跟共和国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4）
杨：我想这当然是巧合。事实上我本来并不知道我的阳历生日是10月1日，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多半的，我想国内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还是用阴历的，所以我是出生在八月十一，狗年。后来到了美国，我在图书馆里查着了一本书，才发现到那一天阳历是1922年10月1日。
　　朝鲜战争发生以后，杜鲁门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学生在美国得到理科、工科博士学位的人，不可以让他们回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杨振宁迫于无奈无法回到国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身体里流淌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即便他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曹：半个世纪前，就是1957年，您和李政道教授因为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殊荣，当时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杨：当我们得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当然是觉得很高兴，我们1956年所作的一个理论，能够在物理学界有这么大的影响。最使我感受深刻的是三年以后，1960年，我到巴西去访问，去做一些演讲，结果我们一到飞机场，就来了好几百个巴西的华侨，他们来欢迎我。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跟巴西的华侨界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这么多人来，而且是那样热烈，那样高兴，使得我了解到，我跟李政道得这个奖，对于他们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了鲁迅那个时代，是中国人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前途达到一个最低潮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奖使人忽然发现，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一个非常低能的民族。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这个心理。
　　曹：您刚才提到吴健雄教授，在当时您和李政道教授提出这个“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之后，是她用实验来证明了你们理论的正确，但最终宣布诺贝尔获奖名单的时候，当中并没有吴健雄教授，很多人为她打抱不平。我注意到她给友人的一个私人信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的努力被人忽视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受到一点伤害的”。我不知道吴教授跟您私下有没有聊起过类似的问题？
　　杨：她从来没跟我谈过这问题。关于这件事情，我想将来还会有人再去研究的。吴健雄的贡献非常之大，因为1956年李政道跟我提出来“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可能不守恒”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也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时大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曾经说她独具慧眼。当然等到她做完以后，发现这个宇称确实是不守恒的，那这个结果就震惊了全世界。至于说她为什么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呢？有很多的说法，当然大家并不知道诺贝尔奖金的委员会是怎么讨论的。我知道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一个我不知道是成文还是不成文的规章，就是一个奖给过以后五十年，研究科学史的人可以看他们的档案，那就是今天。所以，也许以后几年会有人去做一个仔细的研究，到底当时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是怎么讨论的。我想多半环绕着两点，一个讲法是说，不知道什么人提名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吴健雄，只提了李政道跟我，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是因为诺贝尔奖一次最多只可以给三个人，他们已经要给李政道跟我，假如要给吴健雄的话，因为吴健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者，低温物理学家安伯勒，他们如果要给吴健雄，就一定要给安伯勒，那这样就是四个人，所以结果就没有给。
　　曹：您跟李政道教授其实从1946年就开始合作，你们共同发表了三十多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你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带来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在那段时间？
　　杨：我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并不认识李政道，他比我年轻四岁，因为我念书念得很早，所以他班次大概比我低了六、七年次。后来到194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来了。从19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发表了以后，一直到1962年，十几年的时间，有非常成功的合作。我曾经说，我们这个合作是被整个物理学界羡慕而嫉妒的。可是后来，不幸，在1962年，我们发生了非常不能化解的冲突，所以那以后就分道扬镳了。到今天，还是这样。这是我人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悲剧。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5）
曹：我记得那时候奥本海默教授说过这样的话，他最想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您和李政道教授能够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并肩地散步，可是大家在1962年以后就再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了。我读过李政道先生的一篇文章的节选，他写了一段文字，像类似童话一样的，说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忽然看到远处的黑暗的古堡亮起了灯，这个景象非常的美妙和漂亮，但是两个小孩呢，却吵了起来，大家都在争论是谁先看见了那个灯光，互不相让。你觉得他的这段话，是不是有什么隐喻在里头。
　　杨：当然！而且我可以很坦白地说，这一段不是李政道写的，因为李政道没有这种文学的才能。他在前两年，大概是2004，出版了一本书，要详细讨论“宇称不守恒”这个工作的经过。我想你单看这本书以后，一，对于李政道今天的心境会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二，你会通过他自己的讲法，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到底那个时候，发生的总体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本书我认为是将来要研究李跟我的关系，我们身后，要研究李跟我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曹：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都已经到了这个耄耋之年，能不能捐弃前嫌，大家重新站在一起，重新漫步在一条林荫的小道上，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杨：我一直认为，要把这个历史研究清楚的话，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整个事情的经过，不是我要促成的，那么，不是我能够说拉拉手，就能够忘记掉的，所以，我认为拉拉手这件事情，是一个敷衍的事情，这不是我个性里面所容许的。比如说，我记得在1980年，有个从化会议，我坐汽车一到从化招待所，已经有国内很多物理学家都到了，李政道也到了，他们把他预先安排好了，使得我从汽车一出来的话，非要跟李政道握手才可以，那当然我没办法，于是他们赶快照相，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这个照片后来登出来，他们以为这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其实这根本不能解决的。
　　曹：这其实也是一个善良的愿望。
　　杨：在我认为是一个可笑的动作。
　　曹：那你现在如果跟他见面，会问好吗？
　　杨：尽量不讲。
　　1971年之后的三年内，杨振宁四度回国。当时他不仅是首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中美冷战解冻之后，第一位回国的美籍科学家。之后30年，他为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当初他是如何辗转回国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地接见又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曹：1971年是您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当时这个时间非常有意思，差不多那个时间正好是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杨：我当时跟很多像我这样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的态度不太一样，因为多半人怕通信了以后，引起自己在美国，或者家人在中国的一些麻烦。我当时的态度是说，我跟我的家人通消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不管要发生什么麻烦。到了1971年，乒乓外交以后，我就看出来，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当时都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所以这两个国家应该，至少有一些接触，所以我决定要到中国来参观访问，我就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来参观访问。他后来写信给国务院，传闻说是周总理亲自批的，所以他就被通知，说是要他给我一个电报，我可以来，要我到巴黎的大使馆去签证。我到大使馆里头去，有一个代办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在一边喝茶，他的秘书就在给我弄这个文件。这文件我现在还有，因为当时不能签在美国的护照上，所以就签在一张纸上，说是准许这个人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拿了这个以后，走出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的街角上，看见法文的报纸上，很大的字是基辛格。那个报纸上是讲基辛格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所以基辛格比我早去了一个礼拜。到了上海以后，当然我的感受非常之深，因为我出生时候的中国，跟1971年我所看见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回去以后，做过一个演讲，那个演讲很轰动，整个大厅都爆满。其中，我讲了一下，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那时候房子很简陋，我在一间屋子里头住了一个礼拜，那个屋子当时陈设也非常简单，可是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我天天看见墙上的一副对联，上面写的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离开时的中国散漫、不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而在1971年我看见的中国，至少我当时得到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股干劲，就是这个对联所讲出来的。我说我到中国去，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我是以中华民族的一员去重新看一下子中国的情形，我是凭着良心讲话。
　　曹：您1971年到1973年回国的时候，跟周总理有着多次的见面，毛主席在他的书房曾经也见过您，您还记得当时你们彼此谈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杨：我第一次看见周总理是1971年，我第一次回来，有一天他请我吃饭，在人民大会堂里头。周总理当然对于美国有很多的知识，他主要是要从我的口里头想知道一个美国的教授眼光里头看的美国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当时的美国教育制度是怎么样的，美国教师的待遇怎么样的，美国的学生程度怎么样，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的政治体制又是怎么样的。他总体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于这许多东西都有一个相当多地认识。毛主席，我只见过一次，那是在1973年，毛主席所给我的印象是跟大家在很多的文章里所看的是一样的，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而且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非常深的认识。我不是学文学的，可是我觉得他的的诗词的气势，是少有的，尤其是当我现在知道《沁园春·雪》，我以前以为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所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