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的北京，还有一些既想勒索钱财，又怕承担绑匪罪名的无赖辈，想出新的花样：在市街上拐得小儿后，贴出告白，略言某日在某处收容迷失儿童，盼家长前来认领。及家长来认领时，照样勒索寻笔“谢金”，这似乎更近于流氓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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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行诈“美人局”（1）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据专家考证，系根据发生在南宋时代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其故事原型为，有个姓李的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下榻在一家旅店里。旅店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寂寞的暴发户想入非非。
有一天，李某正站在旅店门口偷窥对门，有个卖黄柑的小贩经过。他既想吃黄柑，又舍不得掏钱买，便建议和小贩以“关扑”（关扑，一种博戏。参见本书第八章中“钱·押宝·掷骰子”一节）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里显露两手。没想到心猿意马，扑了十千钱都没扑出一个“浑成”来，黄柑一个没到口，反输了一万，连喊可恨可恼。
过会儿，对门宅院里出来个小僮，端一盘黄柑送给李某，说是我家主母见官人扑柑子不成，反折了本钱，有些不忍，派小人送几个家藏的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得知“主母”就是门帘后的美人儿，心波大动，忙拉小僮攀谈起来。原来这家主人是官员，外出公干，留下年轻的主妇看家。登徒子自忖有香可偷，便收拾些礼物，拜托小僮回谢他主母，这就把线儿牵上了。此后，那少妇常使小僮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亦必用布匹首饰等贵重物品回报。隔帘儿看倩影，李某恨不得一步跨过“天河”去。
几番周折，李某经小僮过手，把他家仆从丫环全部买通后，终于得了个趁夜进门与心上人幽会的机会。岂知三杯色媒酒下肚，正待行那苟且之事，长年在外公干的主人突然回家来了，恰得“捉奸捉双”，拍桌打凳，要把姓李的捆去官府，治他个诱奸官眷的罪名。李某害怕吃官司，更怕这一来永远耽搁了自己仕进的门路，忙跪下向主人求饶，情愿输财“私了”。主人即派仆役们一起随他回旅店，将其财物掠劫一空。次日，窃幸已花钱消灾的李某偷窥对门，竟是人去楼空。再悄悄打听，才知道这户人家不知是从哪儿搬来赁屋暂住的，又不知为何连夜搬走了。
这就是泗水潜夫《南宋市肆纪》里所谓“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的“美人局”。一伙棍骗型流氓用妓女假扮“主母”为诱饵，把贪恋美色的阔少引到了“局”中。可笑的是这个心怀鬼胎的李某，人财两空尚不敢声张。
类似的色相局骗，到元明时更加盛行，如：
戳包儿，一伙棍骗假借替外埠人说合婚事。相亲时，以盛妆美人出面，临娶时以丑者易换。“顶缸”人多为他们从街上哄来当“马儿”的女丐，同样是受骗者。
拿殃儿，比上述方式再深入一步，充当“新娘”的同伙坐在花轿里抬过门，几天内，里应外合，把受骗人家的财物细软席卷一空。
打乖儿，即规模更巨的风流阵。举明代万历末年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为证：有个已故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少爷和其继母同居京城，因家资饶富，被一伙棍骗看中。棍骗串通妓院中人，先租个大宅院装门面。接着，有“媒婆”上徐府说亲，诡称女方乃皇妃郑贵妃的侄女。徐公子和继母听说可同皇亲结缡，喜不自胜。继母随媒人去“郑府”，“郑夫人”和“郑小姐”全露了脸，府上从管家到执事，一应俱全。结果徐家被骗走“聘礼”无数，连徐公子住在扬州原籍的伯父亦被这些人以侄儿名义诓走玉狮一双、白银500两。到了“娶亲”之日，好戏终场，租来的宅院里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事后徐家报官，反复追查，迄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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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行诈“美人局”（2）
扎火囤，即用妓女扮眷属，诱人入彀，届时“捉奸”，以讹财方式“私了”，就是前述李某栽入的这一种骗局。
到清代时，又有“仙人跳”、“放白鸽”、“拆白党”等各色名称，花样百出，不—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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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1）
北宋时，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有一处御题碑文的“列女之墓”。封土树表时，郡县长官亲临致奠，礼隆备至。此事《宋史》里有记载，其原委正可见古代流氓作恶一例。
被旌为“列女”的，是当地一位民家少妇，娘家姓张，因张氏有几分姿色，引起同住一里的流氓谢师乞的垂涎，曾几度找机会挑逗，被张氏痛斥。某日，谢师乞探知张氏一人在家，竟怀揣利刃摸进门来，意欲逼奸。张氏不从，谢即拔刀在手，目露凶光威胁道：“顺我则生，不从则死！”张怒骂道：“庸奴！我宁可死，也不会任你摆布！”两人撕掳中，谢杀心陡起，刀伤张氏咽喉。张奋力抓住对方，高声呼救。众邻居闻声赶来，合力擒住谢师乞，而张氏终因伤重，抢救不及死去。此案逐级上报朝廷，诏封张氏为“旌德县君”。那个强奸杀人的凶犯结局如何，史传上没有交代，想必应该受到法律严惩吧。
窜名于“二十四史”的流氓强奸犯，绝不止谢师乞一个。古代流氓作恶百端，性犯罪实为大宗，不胜枚举。当然，与趁乱打劫的兵勇匪盗之强奸妇女相比，流氓辈在这方面的恶行，尚自呈现出“痞”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封建法典对强奸罪处刑极严，而厕身市井的流氓则不比公然啸聚的兵匪，他们既要图逞淫欲，又怕以强奸罪名罹法，所以在作歹手法上，千方百计往“和奸”上引导。如：
哄奸。唐人柳宗元所撰《河间传》就提供了典型一例。作者不愿写出这位受害女子的姓名，故以其籍贯河间郡（今河北献县一带）代称。河间女本是貌美贞静的少妇，当地一伙恶少为图奸淫，假以游览为名，哄她随婆母乘车去临江画阁。抵画阁后，即被引到—间众恶少事先藏在帘后的屋子里听歌伎演唱，旋由侪辈推出一个相貌长得特别漂亮者抱其求欢，其他人拽手按脚，充当帮凶。河间女初抗拒号泣，众恶少或说下流话哄她，或作凶恶相威胁，而受害人竟以奸犯貌美，弛力顺从，最终堕落为一个“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的荡妇。
骗奸。如明代司法判词集《折狱新语》中就有一例：外埠人钟世禄携妻陈氏，到定海县赁屋居住。同邑有个恶棍胡太源见陈氏貌美，即起奸心。他先以关心为名，认陈氏为干妹，还零零碎碎地供给钟家一点钱，总计也不过一二两银子。贫穷的钟世禄夫妇，只当来此异乡，遇上了一个热心人。谁知没过多久，胡太源忽然借一点小事，对钟翻脸，逼他立即“还债”。钟世禄没法马上拿出来，于是胡竟以抵偿为名，强行对陈氏实施奸占。
诈奸，即以讹诈逼人就范。如清时，兴化人龚行因家遭水灾，其妻谢氏和女儿龚巧流落镇江，以做豆腐为生。同龚记作坊对门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谢氏及女儿的姿色，屡挑不遂，又趁龚行不在家时，率一批同伙上门逼奸，因谢氏呼救，众邻居拥集，未能得逞。田五问计于自己这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何三，何三即教他伪造债契，与众无赖冲到龚家“索债”并殴打龚行，欲用此术强迫谢氏顺其淫威。街坊们慑于他们的气焰，无人敢出头说理。县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龚行，要他“还债”。谢氏和龚巧竟双双投河。冤情大白后，邑中绅民请命坊表，礼葬釜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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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2）
读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传》，多多少少的“烈女”、“贞妇”牌坊上，都书写着“无赖”、“恶少”、“赤棍”逼奸良善妇女的罪行，而且施暴对象都是贫寒阶层。古代流氓摧残迫害妇女的罪恶，罄竹难书。
此外，流氓们也常设能使劣迹掩遮的诡计进行强奸和轮奸。惯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扮作轿夫、车夫等，将单身女客劫至僻静处行淫。赛会节日之夜，妇女出游，也是他们诱骗下手的时机。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无差别的是，流氓摧残妇女的手段一样是令人发指的。如《折狱新语》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边被三个流氓轮奸的案例。又《明史》记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个流氓胡严伙同党徒逼奸少妇张氏，“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其阴”，行为恶劣，禽兽不如。
北京光棍——硬（1）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献里，颇多京师“光棍”的记载，乃至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的说法。《闲评》中也说：“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做过准确统计。明末时，刘宗周的估计是“不下数万人”，或可作参考。
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一书里，对光棍有个解释，指作“强索人钱财，占人便宜者，则名之曰‘光棍’”。又说“既名曰棍，则决非柔软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讲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强”，在“硬”。观诸史料，确实如此，甚至连本当心虚胆怯的偷贼一类，居然也有这等气焰。如《燕京杂记》称，京师里的“小利”（即在闹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丛中行窃时，旁观者不敢叫破，否则他们就用暗刀子捅你。这种“传统”到清代时仍然保存。《清稗类钞》上就举过一例：一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正眉目传情时，一个“小利”来到书生后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钱的荷包。女郎瞧见了，不敢喊出声来，便用努嘴方式向书生暗示，书生忙回头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会儿，女郎所乘香车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踪而来，用利刃将她的嘴划破后，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厉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伙打劫。《查浦辑闻》说，明末京城玉河桥一带，每到夜晚，即成恶少出没抢劫行人之地，有的还“身蒙驴皮，黑面利爪”，扮成恶鬼模样，恐吓夜行之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书中的描绘，还要恐怖，道是“京师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夺，居者、行者相视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连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胁，不敢报案。如《五杂俎》称，有个叫陆炳的人，被一伙强徒从家里劫去珠宝，不敢声张。一日遇到负责京师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当晚便有人上门，怒责道：“警告过你不许多话，你忘啦？”继而嬉笑说：“就是有一百个御史，又能拿我们怎样？”不难想像这伙人在御史衙门里有内线，所以报案的结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祸害。
暗偷明抢以外，京师光棍的日常功课是三五成群及至数十结伙，在街市中肆逞凶恶，随时捕捉硬诈横，从《明实录》、《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官方存档和文件里的披露来看，他们的拣肥门径，大抵有以下几类：
强充“揽头”。当时各地方衙门向京都起解各项钱粮，多委派大户代办，称“纳户”。纳户虽然有钱，却是平民身份，出这种“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机揩油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否走通京师中各接收粮仓库房的门路，否则就会遭到他们刁难和敲诈，反使自己亏赔。所以，许多纳户到北京后，多投同乡中在京当官者，央其通门路打关节乃至全权委托代办，称为“揽头”，代价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借此地面与人头熟的优势，强充这种“揽头”，趁机向外埠来京的纳户讹取财物。倘纳户不愿意，就会受到他们的报复，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勾结接收库仓里的蠹吏恶胥，一起使坏。纳户们在京孤立无援，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他们的盘剥。
行凶“护送”。京师是万商云集之地，从各地来京的商船商货，例须经正阳门宣课司验物上税。光棍们当然不会放过这好机会，辄以“护送”过关为名向客商诈取，想逃税或作弊的客商，也会主动勾结光棍，通过他们向税务部门行贿，或以蒙混、霸道方式“闯关”。有明一代的国家财政收入，被这种税蠹、光棍和商贾三位一体的侵削吞没极多。
北京光棍——硬（2）
告讦诬陷。这又分多种手法。有的叫“拿讹头”，就是刺探别人阴私，甚或无端捏造，然后以此为胁强行勒索。有的叫“取白状”，就是客商富户诱骗至花街柳巷或僻静处，用暴力威胁，强迫订立借贷文书，再借此讹诈。更阴毒的就是杠尸图赖，如《涌幢小品》记，明孝宗弘治年间，曾破获过一桩大案：有以孙腾霄为首的一伙游食光棍，约30余人，一向在京师各街市横行取闹。其惯用伎俩是，先物色一个贫老无依的流丐，骗在窝里。令其看门煮饭，然后结伙找一家富商巨贾开的店铺，以买东西的名义挑衅，激怒对方与之发生争吵，互相殴骂，随即号啕而去，让旁观者留下他们是吃了大亏的印象。当晚，将流丐弄死，把尸体扛到富商门前，一起号哭，指为在白天被打伤的同伙，因伤重不治死去，且扬言要告官偿命。商家大恐，恳求“私了”，往往听任他们开条件，拿出一笔钱财来消灾。他们收下钱后，便将尸体焚化。挥霍完了勒索所得，又去寻找新的牺牲品及勒索对象。就这样，前后杀数十人充当诬赖用的“尸证”，最终引起他人怀疑并报官，方得破案，虽说这伙灭绝人性的渣滓都被处死了，但光棍之凶狠狡诈，令人震惊。
北京又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及“天牢”所在地，京师光棍以“歇家”，“代投（状纸）”等名义拦截上京告状者以行榨取，或勒逼乃至强奸探狱之囚犯家属，此等罪恶在明朝官方文书里亦多有披露。其他如窝赃开赌、诱嫖做局等，则为各地流氓通习，不在话下。
四川嘓噜——横
熟悉旧中国流氓史实的，都知道，川康“袍哥”为一大流派。“袍哥”的历史，又当从清代的“噜子”溯源。
“嘓噜”亦称“嘓噜子”，早在乾隆初年已见诸政府文书。当时四川巡抚方显在给皇帝的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