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婚姻内幕- 第6部分

　　小徐极能办事，与小P结婚半年就将小P调进城，在一家药剂厂做了工人。

　　小徐娶了个漂亮媳妇，特得意，在朋友面前增了十二分的份儿。其实，他的朋友在背地都骂他缺德。到处传他的婚姻始末。

　　“我嫁给了一个不要脸的爹！”

　　粉碎“四人帮”后，小P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但还那么娉婷婀娜。小徐则变得越发丑陋，才三十岁，却象四十多岁的人。小P每逢在街上遇到成双捉对的同学，便将小徐恨得咬牙切齿，可望着两个孩子，又没胆量离婚，只好回到家骂小徐出气。

　　下面所写的小W，纯粹是小W的男友愚让我加上去的。他说，他看过初稿，如果不把他与小W这段加上去。那绝不算完整。　

　　我和小W也算得上是熟交。她下乡时，被称做知青第一大美人。愚是个才子，才子佳人，俩人在插队途中的火车上就开始情意缠绵，进了村，便缱绻绸缪了。

　　春节回京探亲，小W将愚领回了家。谁想愚拎着见面礼刚进门，W的父亲便带着另外几个千金起身而去。晚上，W的父亲告诉W他已调查好愚的家庭。愚父是特嫌，这辈子翻不过身。W要嫁给愚，甭说W的前程，连W的妹妹们都甭想入党、当兵、上学、提干。

　　W蒙了。可因为感情上实在离不开愚，回农村后，依旧与愚保持着恋爱关系。

　　W的父亲看出除非找一个代替愚的人，否则休想夺回女儿。他为W在北京到处找男朋友，可北京有点儿模样的小伙子，只要没到要饭的份上，谁也不愿将终身大事押在W身上。

　　W的父亲只好降低标准。他看中了本单位的司机潮。潮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还是党员，政治绝对可靠。只是潮很土气，个子高不及W，脸庞也不俊。他反复思忖，确认潮今生绝不会找到W这样漂亮的妻子，而W也不会太腻歪潮后，与潮谈了招婿的事。

　　潮自惭弗如，未敢应下。后来W的母亲找到潮，哭泣泣地述说W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才使潮动了恻隐之心，像张生求莺莺一样，应下了这门亲。

　　W的父亲给潮创造了一个出差的机会，让潮绕道到农村看望一下W。W招待了潮，招待的规格绝不比其它初识的男人多。尽管如此，潮还是被W的美貌迷住了，回北京便给W写了求爱信，信写得极拙，纯粹是农村孩子刚萌出性需求时的傻话。

　　恰恰这时，愚的父亲熬不住批斗，自杀死了。愚彻底跌到社会的底层。愚颇具道德家的秉性，痛苦绝望中首先想到的是W的前途。他将W叫到庄稼地，向她宣布断绝恋爱关系。W哭得死去活来。愚挺后悔，他盼着W骂他，那样，他就可以收回话，死心踏地追她。

　　W只是哭，没说一句反驳的话。其实，W的心底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她的爱心不能不被社会现实所震慑。嫁给愚，明摆着眼前只有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

　　W对生活只剩下一个与父母团聚的希企。为此，她只有嫁给潮。

　　W最终与潮结婚了。两年后，W调回了北京。少女的一切幻想都结束了。潮像捧着花一样捧着W；W像深潭一样静静地活着。

　　谁也没想到W心中的深潭会炸开，像迸溅的瀑水直泻江河。十年后，W上电大中文系，竟意外地发现写作课的主讲教师是愚。

　　笔者不愿再费笔墨写W的懊悔心情。由于外形的原因，W从未与潮逛过公园，可就在与愚相遇的当晚，W便约愚到钓鱼台相会，从中可见W爱情复苏的力量。

　　一切没有结果。愚对我说，他很想夺回W，可自从去W家见到潮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潮是个地道的农民仔，虽配不上W，但已为W付出了青春，他不能欺负老实人。他道德家的思维依然如故。

　　水不能倒流，W与愚只能在遗恨中度过一生。

　　小P小W是知青中为了返城，不得不嫁给一个不爱的人的典型。不过，像小徐这样，乘人之危捞取美色的人毕竟是少数。欲娶知青为妻的城里人应该说大部分都像潮一样是怀着善良愿望的。从个人条件上说，他们除了有一纸城市户口外，其它均逊于女方。可是，条件所谓好的人，又有谁主动去娶知青为妻呢？一个农村加外地户口就是一扇地狱的门。

　　这又不能不令人想起遇罗绵在北京的第二个丈夫。遇罗绵在那个沸沸扬扬的离婚案中，起诉的理由说破了天，却没说丈夫一句有关品德的恶言，可见这个男人善良的初衷。

　　但这种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这种不道德的责任归究于造成这种不道德婚姻的时代。

　　小N是个把爱情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因为长得漂亮，差点儿演了一出红颜薄命的戏，只因为她能把握自己，因而结局带有喜剧性。

　　一同下乡的男生没有不爱慕她的。最有资格爱她的是户长韩某，因为韩长得虽然有些猥琐，但他的父亲是县委的干部。

　　小N对韩某却冷若冰霜。这不单是由于韩某那显露的虚伪言表，她父亲是位老师，捱不过红卫兵的批斗，上吊死了，留下遗书一封，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诲她今生嫁鸡嫁狗，就是不能嫁官的儿子。

　　韩的理想是做个政治活动家，对小N的冷淡虽有醋意，却未施颠狂。他在政治上很会虚张声势，弄假成真，借着落实“70&；#8226；26”文件，先做了县委委员，不久又进县城当上了知青办主任。

　　韩以为有了资本，上任当天就给小N写情书。掩掩遮遮，遮遮掩掩，做婊子又想立牌坊，革命词句涂了满纸，最后还是像商人一样写道：“只要我们结合，你马上就可以到县里工作。”

　　这不啻更加深了小N的厌恶。

　　韩一方面朝小N耳朵里灌蜜，一方面寻着下手的机会得到她。他把小N的集体户树为知青模范户，常找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去慰问，肉、油、细粮免费送。到这儿学习取经的知青馋得直骂小N他们把全县知青的油水都刮去了。不知有多少次，韩来后将小N堵在屋里，逼着小N就范。遇到这光景，小N就扯开嗓子哭喊，弄得没过完官瘾的韩不得不逃之夭夭。

　　小N也在找关系往城里调。听说独生子女有政策可以回城，她母亲便将她两个弟弟送给姨和舅舅家，又使钱到街道办事处买出个独生子女证明，再使钱搞了张城市准迁证，一并送到小N落户的公社。

　　叫小N惶惑的是，准迁信函递到公社半年有余，竟没有消息。她到公社打听，公社说早已将审批表寄到县安置办。于是，她又到邮局查询。半个月后，邮局回执上写着“邮件已收”，署名者便是韩某。一切大白。

　　一天傍晚，韩被一位知青的父母请去吃饭，直到子夜才醉熏熏地晃回来。走到僻静处，突然蹿出一蒙面人，将一把刀子顶在了他的胸前。韩惊醒了酒，腿一软，跪在了地上。蒙面人颇有风度，只轻声唬了韩一句话，便隐身到夜幕中。

　　“明天把小N的关系办了！”这声音令韩毛骨悚然，惶惑了一夜。第二天，他亲自为小N办好了一切返城的手续。

　　至今，韩也不知道这持刀蒙面汉是谁。

　　小M直到现在还被了解她底细的人骂作缺德。

　　她是上海姑娘，长得粉面桃花，就是粗重的农活也没改变她江南女子姣好细腻的肤色。

　　她从不是什么典型，也没有政治上更好的表现。她在县城里走红，全仗着她的脸庞。中国漂亮的女人大多被人在暗处骂做妖精，她也被骂过。不过，她也像所有漂亮姑娘一样，骂归骂，男人依然想接近她。县里几次组织宣传队，都将她挑去做演员，遗憾的是，她没有一付好嗓子，也没有跳舞的天赋。她就是漂亮。县里的官都认识她，叫她叫得特甜。

　　县革委会姚副主任先下手认小M做了干女儿，几乎每半个月就派车将小M接到城里玩几天。姚付主任倒不是有什么邪心，他是为儿子。他儿子是个驼背，既使他的地位也平衡不了姑娘对他儿子的厌恶。

　　小M叫“爸爸，妈妈”的声音脆得令姚副主任夫妇心醉。小M给姚副主任儿子织的毛衣虽不得体，却叫他驼背儿子夜夜睡不着觉。

　　1974年，小M二十岁生日时，姚夫人向干女儿提出了与她儿子结婚的事，小M羞着告诉姚夫人，让她去求干爸，以当她政府名义给上海发函，先将她“病退”回去再结婚。姚夫人吓了一跳，做买卖似的说，要先结婚后办病退。小M说，政策上没有结了婚还可回上海这一条。她让姚夫人放心，姚家对她这么好，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还许愿，等他们退休了，便把他们接到上海享福。

　　姚副主任听过姚夫人的汇报，对小M的话将信将疑，可还是抵不住儿子去上海生活的诱惑。

　　办这种事不需要姚副主任跑路。他向知青办打声招呼，知青办便与上海频繁地联系上了。

　　半年后，一张准迁证到了小M的手里。姚夫人立即与小M商量结婚的事。小M痛快地答应下来，一边办各种迁移关系，一边与姚的儿子上街买结婚的东西。

　　就在准备登记的前天晚上，姚家突然发现小M失踪了。小M的一切物品都整齐地摆在屋里，连姚副主任送的罗马表也留在桌子上。姚夫人鸡炸窝似的，急得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找人。还是姚副主任清醒，叫她不要声张。

　　小M确实是只揣着准迁证明、户口卡上的火车。她感到一场戏终于演完了。

　　姚夫人忍不下这口气，当她得到小M回上海确切的消息后，立即给小M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写了封告状信。

　　事情算是捅出来了。不过，小M也有话，她说那个姚副主任对她早有不轨行为，就是他儿子不是驼背，她也不能做他的儿媳，否则，她算什么呢？

　　为回城，小N唆人持刀相胁，小M以少女之身假言相骗，她们的行为是多么有悖于道德。可在那法律遭践踏，人的尊严遭践踏的畸形年代里，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用正当的手段去摆脱畸形的命运？不道德的到底是那一方呢？不过，从这两个事例中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空喊道德，只会让不道德的人为所欲为。十九世纪末，车尔尼雪夫斯基痛心俄罗斯帝国的腐败，竭力召唤道德的力量，向公民们疾呼：“反抗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高尚的行为。”他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了，可沙皇依然纸醉金迷彼得堡。今日如斯，要求小N小M们遵循雷锋时代的道德，是多么无力。穷原竟委，她们的行为只不过是社会造成的，为生存而生发的非理性的反抗而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八、离合两维难
八、离合两维难

　　嫦娥飘然飞去，

　　因为她的根在天上。

　　羿只有引项哀伤，

　　因为他的根在大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政府停止上山下乡。

　　1980年，政府允许在农村务农的知青返城。

　　1985年，北京市政府发出通知：在外地参加工作的原北京知青，凡未婚或已婚有一方在京的，均可迁入北京市。不久，又允许外地已婚的原北京知青有一子女迁入北京落户，以保证他们老后可以回家乡颐养天年。

　　于是，各地纷纷效法。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成为了历史。

　　千百万知青从心里感激邓小平，许多知青接到返城通知后，流着泪高呼着“邓青天”。

　　遗憾的是，在落实知青政策的过程中都躲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知青的配偶是农民，知青回城了，他的配偶怎么办？负责解释政策的人否认可以享受知青待遇。这等于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要么放弃回城的要求，要么过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种分居很可能是永无希望的等待。

　　这部分知青不得不继续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的面前实质上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与配偶离婚，付出感情的代价，换来后半生物质生活的宽裕；或者与配偶生活下去，艰难地跋涉终生。无论做何选择，心上都会有一道淌血的刀痕。

　　1968年底，三十个十八岁的女中学生来到山西的一个村子插队。半年后，有十个姑娘嫁给了农民。

　　托翁普照人类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不会遗漏这十个女子的。那么，她们境况是什么呢？做为实录，我写下她们其中三位的自述。

　　之一：刘淑梅

　　你问我为什么跟农民结婚？扎根干革命呗。其实，下乡时根本没想过和他们结婚，可事儿到那儿啦，也就身不由已了。

　　我那位的爹是生产队长，是他把我领到他家的。他说青年点太苦，住在他家能更好的接受再教育。屁，那教育没好的。他家有一小子。姑娘一到十八就发乱，在一条炕上大男大女的能不出事吗？这都是他爹的主意。

　　那事出了不久，我们就结婚了。结了婚就后悔。后悔什么？不是嫌他穷，是没话说。光剩下夫妻间那点儿事，在土炕上滚一个月就腻歪了。

　　和他绝情出在生孩子上。我生了个女孩子。我想，这下可有个安慰了，谁知只三天就死了。那土屋子又脏又黑，卫生那么差，能不生病吗？我抱着孩子哭。他妈死缺德，说孩子不满七天死了不能走门，他便听他妈的话，硬将孩子从我怀里抢走，从窗户扔出去埋了。

　　我哭了两天两夜，就这么得了精神病。同学们把我送回娘家看病。那段日子只要在街上看见孩子就哭就喊。整整病了十年，把婆家娘家都折腾光了。

　　你问现在病怎样？早好利索了。问他？离了。怎么离的？唉。

　　我刚得到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跑回了婆家。我男人听说我要走，扑通跪在了地下，三十多岁的男子呜呜地哭。他求我别走。他说为给我治病，家里穷得除了破被子就是铁锅，我要走了，他这辈子就甭想再有个家。我看着四壁空空的屋子，鼻子直发酸。就在我忍不住要掉眼泪的空，他妈插上来冲我喊；走不拦着，可得生个孩子走。我在她眼里就是只会下仔的畜牲！我眼泪没了，我只有恨。可我不会像十多年前那么傻，我得让他们随着我转。我哄他们让他们放我走，说等我在城里立下户，再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