萸彝Ｖ埂Ｕ饫锼淙凰怠霸萸彝Ｖ埂保导噬系�1924年1月17日刊出第十篇《老鼠的会议》后才停止。——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我的负债
1924年1月2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现在想约略纪述出来，表示我的精神上的负债。
这些先生里边，最早的自然要算光绪年代通称的“康梁”。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康先生的著作老实说不曾多读，《新大陆游记》作者为梁启超，上句说是“康先生的著作”，盖作者误记。还有点记得，但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仿佛觉得他老人家虽是*，同我们后辈到底隔着一段距离，不必等到做“不幸而言中则……”便已觉着有点隔膜了。
其次，我所爱读的，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先生的译书。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那时我相信《天演论》的达旨是翻译的正宗，只是非有极大的才学不办，所以只能悬作理想的标准，严先生译《法意》时也就变换方法，我见他对于文义暧昧的地方，译出原意不加附会，却用注说明未详，这个办法我至今还很是佩服。《英文汉诂》一书虽是大体根据马孙等文法编纂而成，在中国英文法书中却是惟一的名著，比无论何种新出文法都要更是学术的，也更有益，而文章的古雅不算在内，——现在的中学生只知道珍重纳思菲尔，实在是可惜的事。我读林先生的译书，从《茶花女遗事》起，以《迦茵小传》时代为顶点，至《拊掌录》前后而逐渐停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我的负债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现在还约略记得。洪宪的严先生与五四以后的林先生都不是我所敢恭维的了，但在清末，两位先生译述的事业总是不可埋没，因为他们也正是新文学的先驱呵。
我的末了的一个先生，即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自以为专长的政治，我不能赞一辞；他的学问，我也一点都不传授到。但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我所记得的太炎先生，总是那个样子：在《民报》社的一室里，披发赤膊，上座讲书，学理与诙谐杂出，没有一点规矩和架子。诸大弟子分得他的各门学问，分到我名下的大约只是一篇集内不收的《哀陆军学生文》与“政闻社”开会的记事罢了。换一句话，就是我只学到太炎先生的喜欢讲玩话，喜欢挖苦人的一点脾气，这或者不能说是善学太炎先生者，但受感化总是一样，也不得不承认感谢的。这种影响都是天然的关系，在于人力以外，当时也曾遇到《天义报》时代的刘申叔先生，但是我一毫都不受到他的感化，正如在他的《国粹学报》时代一样；其间只有一件相同的事，便是我的字之拙劣不下于刘先生：不过这是我从小如此，并不是那时才学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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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问题质疑
1951年3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3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翻译通报》二卷二期上有周华松先生的一篇《统一译名和拉丁化》，依据鲁迅的“就用原文”的原则，主张将外来语的专门名词和学术名词，写成新文字夹入汉字当中。这里有两点颇有疑问，所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其一，学术名词都用原文，这事可能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说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原素那些名称而言，那虽然也属于学术名词，却是专名的性质，万国共通的，它只有拉丁名，拿过来可以干脆地应用。若是别的，即使也是拉丁文，如维他命、盘尼西林、赛璐珞、德律风等，据王宗炎先生的《音译和义译》文中所说，已逐渐由音译转为义译，所以要将学术名词都用原文，与这趋势正是背道而驰。自然有些部门如理化医工的术语，是完全专门性质，音译可能比义译适宜，这须得由专家去考虑决定。但是用它那一种原文呢，虽然原语也同出于拉丁，各国有不同的说法，或是只大同小异，而读起来却各有一套，例如心理学这字的原文，英德读音首尾两个就很不一样，那么以那个为凭呢？周先生说统一译名，这事确实是必要，其中当然有音译义译两部分，假如译语纷歧，不便实多，这也并不限于用汉字的中国，如英文中屠格涅夫的音译便有四五样的拼法，所以统一的工作正是当务之急。义译部分自然不用原文了，有如盘尼西林是音译，义译则是青霉素，若是称它作青霉素，又用拉丁字母拼了，那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反不如仍旧称为盘尼西林了。这样归结起来，可以用原文的，第一是化学元素的名字本来是拉丁文，与罗马人名一样，顶不成问题地可以应用（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义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是否适宜，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译名这问题，我大体上是赞成王宗炎先生的意见的，他的两篇文章见《翻译通报》第一卷五六两期上。
其二，人地专名，即是专有名词，照例只有音译一法，古来西土译经高僧的名字都有意义，附加义译，但是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至今还是这样叫，没有人叫他们童寿与觉明的了。我前回说音译当名从主人（近重阅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倪海曙先生早有这个主张了），却仍用汉字来写，我承认中国往往有音无字，译来多有牵强，是个缺点，可是没有办法，要理想的彻底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但又难以实行，譬如用原文即是。我们姑且将亚洲非洲的民族除外，单说欧洲的，有受东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希腊字母以及从这里变化出来的斯拉夫系字母，有受西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从希腊变化出来的别样的罗马字母，前者为希腊、苏俄及斯拉夫系各国（波兰捷克除外），后者为西欧各国，加上波兰与捷克，他们也改用拉丁字母了。就只在这个范围内，要用原文，也就很伤脑筋了。第一，这至少要三套字母，即希腊、斯拉夫、拉丁，对于排印者与读者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若是让步，放弃前两套，只留下末了的，结果是牵就了西欧，论理原是不大公平的。至于事实上呢，我们不说匈加利等国拼法特别的，就只是英德法三国也仍有好些困难，同一个写法的名字可以有三样不同的读音，写出来原是同样的拉丁字母，要读者自己去分别，英国人名照英文读，法国人名照法文读，这在少数知识阶级自然可以办到，在一般读者未免有点为难了。周先生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说明“写成新文字”，不过既然改写一遍，那已经不是原文了，例如英国诗人摆伦，这两个汉字诚然不好，但如将Byron拼音写作Bairn，那与摆伦也只是百步五十步之差，而且英国可能真有姓Bairn的人，更易混淆，不是很好的办法。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没有把别的用拉丁字母的国人名字改写拼音（即是音译）的，他们都是用原文，只在字母不同的文字里才用音译，所以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若是译文是用汉字所写的。这倒也并不是恐怕“汉拉并用破坏了原来文字的民族形式”，如有必要时我想原文是尽可插入的，譬如专名译音，欲求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这如是原来用拉丁字的，那本不成问题，若是别系文字，则用拉丁字对音，有如摆伦（Byron）、屠格涅夫（Turgeniev），普通也是常用的，有时候也可以引用一段原文，这却翻过来于括弧中加上译文就好了。我们查看《鲁迅全集拾遗》中几篇翻译文章，一九二八年的《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一九三年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都用拉丁字母拼写人名加入，不另译音，一九三三年的《海纳与革命》等这几篇，则先译音，于括弧内加写原名，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办法相同。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外国专名有两种表现的方式，理论上的是非是别一回事，对于读者那一种觉得方便，那当问读者的意见如何，不是我们所能主观地决定的了。
原意只想关于一两点稍陈意见，不料写得很拖沓了，却仍旧没有能够说得清楚，只好就此结束了。末后我想附带说明一句，对于新文字我别无研究，但觉得改用拼音文字的理想总是很好的，不过我对于使用拉丁字很不赞成，这里并无什么深远的道理，我只感觉它不适用。要拼中国的语音，最好还是用斯拉夫系字母，因为它至少没有用两个字母来表一个声音的毛病，虽然ng这音还是缺少，须得用国际音标里的长脚n来补充才行。它于阿厄俄乌之外，另有耶也育由四个母音，这是别种字母中所少有的，朝鲜的谚文里也有，我一直很是佩服。这与翻译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现在只是顺便说及，所以也就不多赘述了。
翻译与字典（1）
1951年4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4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假如让一个稍有翻译经验的人来诉苦，那么除了自己对于外国文的了解不够、本国文的能力薄弱之外，第一要说的是没有好字典。学过几年外国文，例如英文，当然会得使用原文字典了，《奥斯福简要字典》从前只要三先令半，也就很不差，我们所说没有好的乃是英汉字典。大部分的字查原文字典可以明白，可是名物字那里只有说明，而我们所要的则是对译的名字，这是只在英汉字典上才能有的，所以即使我们有了奥斯福的大字典，这英汉字典还是非有不可，所可惜的是英汉“英汉”原作“汉英”。字典尽多有，而好的却极难得，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说也奇怪，中国人学英文在东亚算最早，邝其照编的一本字典，还颠倒地叫作《华英字典》，据说日本福泽谕吉学英文时，就是利用这本书的，可以够得上说是东洋第一册英文字典了吧。但是到了现在，却还没有好的字典，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光说没有好字典，未免太是笼统，须得说得具体一点才好，现在就引用鲁迅的话来做个开端吧。鲁迅于一九二七年译了荷兰望蔼覃的《小约翰》，在引言中叙述他译书的经过，中间诉说自己力量不够，本来清晰的原文译出来成了蹇涩的文句了，随后又说，“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这困难原不很大，只要有字典可查，我们的困难是在缺少这种可查的字典。书后附着一篇《动植物译名小记》，这里较具体地说明这个困难，他把德文的植物名字托人查出学名来，然后再查中国名，所依据的是“中国惟一的植物学大辞典”，可是成绩不大好。《译名小记》第二第三节云：
但那大辞典里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即等于没有，我以为是不大妥当的。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草木鸟兽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物，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取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
我们就上边这两节文章，找个实例来看。例如英文plane tree一字，亦作platan，学名云platanus orientalis，查字典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不去找《植物学大辞典》，只找大书店的有名字典来看吧。在《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查到plane tree，下注悬木三字。这名字写的是中国字，但是中国人谁也不能懂得，这悬（hsiao hsüan）怎么讲，悬木是什么树。这是难怪的，因为如上文所说此乃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汉字”罢了，必须将它复原，写成日本文，读作Suzukake no ki，这才能了解它的意思，知道是日本新定的platanus的译名，植物学上也有悬木这一科。悬在日本古时是一种麻制的衣服，在山野修行的方士穿在身上，用以防备竹上的雨露的，这种衣服现今也早已没有了。像长马褂似的一件衣服，与这树有什么关系呢？有人推论这木名应该读音仍旧，汉字写作铃悬才对，植物中有一种小粉团，又名麻叶绣球的，一名铃悬，可以为证，其实这是不对的。悬衣在合缝处钉有若干*结，以防绽裂，形状仿佛是西式大衣上的假扣，悬木的球果与它相像，故有此名，便是小粉团的俗名当初也该是悬，后来因为难懂，所以改为铃悬了。由此可见悬二字在日本已是不容易了解，拿到中国来，怎么能用呢？以前我根据platanus的语源出于platys字，曾译作阔叶树，友人告诉我颜惠庆编的字典上译作枫杨树，疑是根据叶的形状而新制的名目（或云枫杨乃元宝树的别称，此处误用），又听人说，民间俗称法国梧桐，这类洋字排行的名字本来不很高明，但是洋槐西红柿（或番茄）现已通行，从前也有胡麻胡萝卜，与其用悬木，或者不如索性称作法国梧桐了。
翻译与字典（2）
我们再举植物以外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