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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
邓皓
暑假，母亲去了乡下。每年也就是妻儿暑假时间充裕一些的时候，母亲会随我们去乡下住上一些时间。
到今天，母亲到乡下住了整整一个月了。老人在一个家庭里的位置，似乎是不好怎么说的，在的时候，平常、轻微、习惯、理所当然，似乎都是；但不在身边，生活似乎一下子就乱了起来，每天上班，就暗自叮嘱自己记得带好家门钥匙；下班了，又有那么些凌乱的心绪，母亲在的时候，一直吃饭不要当心是个事儿的事儿，突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事儿，妻子使出浑身解数做出的饭，我和儿子总是很少买帐，我们吃得费劲，妻子也足够担心，每顿饭下来，妻子就说，下顿求求你们去吃馆子好吧，而大热的天，下楼都成奢侈，吃饭还满世界车圈，这个似乎是不成立的事情。于是，耐性还算不错的妻子终于一天爆发了：近乎凄厉地申斥我们父子俩：我一早起来搞卫生、洗衣服、跟你们买早点，一会这个一会那个的，你们把我当成机器还是人啊……说到这个的时候，妻子似乎意识到什么，突然猛地噤声，而我的心却突然地酸楚起来，妻子说的这些个承受不了的苦楚，原来都是我母亲几十年默默里做的，一直坚持那么好，那么平静，那么无怨而悄无声息……
儿子私地下就在我耳边叨念：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呢？说得家里很伤感的气氛都要有了。是的，那些平静悠然的日子里，母亲那么可有可无，终于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想起母亲的重要了。
母亲年老了，在家的时候，就像一颗微尘，没有声息，只是习惯着尽责地去做她早已习惯的事体，一天里做好三顿饭菜，料理所有家务之外，剩下的最大的两件事就是：中午的时候，等孙子回家；下班时分，静候儿媳下班。每次母亲的感觉都很对，在门扉要被叩响的时候，就从自己的卧室出来，在客厅里端坐着，习以为常地等。一般过了正常的时间，我的手机就会响起来，是母亲打过来的，母亲一辈子只记得两个手机号码，是我和妻子的，她拨一个手机号码，要花去我们播几个号码的时间，但她每打一次手机，心情都是沉甸甸的状况下拨响的——儿女快乐着平安着的时候，手机永远都不会有母亲打来的电话。这，也或许是天下母亲的特征吧。
以前我每每外出，晚了没回家，母亲就睡得不塌实，她总是频频到我儿子书房去看楼下我泊车的位置，如果我的车稳稳地泊在那，母亲就可以安稳地睡了。后来，有一天母亲推门时刚好我儿子醒来了，第二天儿子好像无意说到昨晚上给奶奶吓着了，自此母亲晚上不到我儿子房间查看我的车了，但她想出了新的招数：她起来看门厅里摆放的鞋，我的鞋子如果安然地摆在门厅过道，母亲一晚就会睡得安稳塌实，有一天我深夜回家，不知怎么把鞋子放在了阳台上，一晚上母亲就没安稳，天亮的时候，母亲终于打通我电话，我迷迷糊糊应答一声“我在家啊”，母亲一听，惊惧得犯了错事一般把听筒匆匆给挂了……母亲就是这样为着儿女苦累着心甘着的。
前些天里，母亲在乡下度过她七十五岁生日，生日那天，我给母亲打去电话，我还没来得及给母亲说上生日祝福的话，母亲就说：你好好吃饭了没，工作的事情没什么压力吧？我踌躇着还不知怎么回答，母亲就让我把听筒给了我身边的儿子，电话里就听着她说：奶奶不在，妈妈没给你饿着吧，你爱吃的什么妈妈都给你做了没……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待挂了电话，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没有机会跟母亲做什么，哪怕在母亲生日的这一天，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轮到跟母亲好好说一声：生日快乐！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时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你生命，给你一个家，不论你多富有，不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
这是阎维文唱给母亲的让许多人落泪的歌，这也是我母亲最真实的写真，人间最小天下最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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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的春天
邓皓
我的一篇散文《母亲的电话》，被中央电视台拍成了电视散文，播出后感动了许多孝与不孝的儿女。
我把电视台给我的样片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却一语不发。良久，母亲说：“我并不是生来就如你写的那么平凡。”
母亲的话让我惊讶，也颇感新鲜。一直以来，我就以为母亲是那种自认平凡、甘于奉献的传统女性，而我笔下的赞美正好印证了母亲的一生。
我找到大舅，让他谈谈我的母亲。
大舅告诉我，母亲年少的时候也有梦想，她爱极了家乡的花鼓戏。母亲有一副动听的嗓子，也有不错的表演天赋。母亲想当“角儿”。但是，母亲年轻时体形偏胖，而且个头较矮，所以，母亲一生最大的风光就是在村里搭的戏台上唱过几回。一次县里来招演员，母亲喜孜孜去了，没想那考官见了母亲，压根儿不看母亲的表演，只冷冷地扔下一句：“你这身段上不了戏台，也当不了‘角儿’，请回吧。”母亲抹着泪回家了。自此几十年不开口唱曲。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有一年春节，看着李谷一在晚会上唱歌，母亲就极尽钦羡地喃喃自语，她人也是胖的，个儿也不高，为何她就能上得戏台，为何就能当成‘角儿’？现在想来，母亲的言辞里深藏着她不灭的梦想。母亲一生从没恨过任何人，如果有恨，母亲肯定只恨灭了她少年时梦想的那个人。
儿时，我家的屋后有一方小潭。潭里积着的是一汪死水，一到春天，水就活了。我不信，母亲就在一个下雨天拉我到水潭边，对我说：“这水不是活了么？”我现在更深地敬慕母亲：有人那么伤害过她，但她甚至连一汪水也舍不得去伤害。
以母亲对待死水那样的胸怀去呵护每个人的心灵，这世间就会少了许多遗憾，多了许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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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姐，寒夜里的星光
邓皓
她是当时一家颇为走红的杂志社的编辑。我未来西安之前，一直是她的“铁杆”作者，有几篇由她编发的文章，还很是火过几把。所以对她的情况我早已有些了解：她丈夫在深圳工作，她带着11岁的儿子在西安。我到西安后，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了，遇到不坐班的时候，我常去她们的编辑部聊天谈稿什么的。一开始到杂志社时，我手头没有作者群，工作一时无法展开，也是她把一些得力的作者介绍给我。甚至引荐我跟一些好作者见面。后来当自己谙熟编辑之道后，才知道一个编辑能把自己的得力作者介绍给同行（且在同一地域工作），这一举动是多么的难得！
一次周末，快到下班时分的时候，我接到她的电话，让我赶快去大雁塔附近一家有名的风味小吃店吃饭。按理说，她是我多年的编辑，哪有编辑反过来请作者吃饭的道理啊！我正欲推却，电话那头的口气已十分果决，不容我分辩。我只好放下案头的活儿前往了。到了那家小饭馆，便一眼发现她和她儿子在已订好座位的餐桌上等我了。她笑盈盈地说：“今天请你出来吃个饭，算是大姐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工作的支持。平常孩子他爸不在家，我带着他挺忙的，也很少在家正儿八经地做顿饭吃，今天遇上周末，我特别请你来聚一聚。”她身边的孩子也机灵地对我点头微笑。那亲切的氛围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也让自觉无功受禄而有些拘谨的我顿时心情释然了。她们母子俩的温情，使远离家乡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只有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温暖。临别前，她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交给我一个信袋，我以为是交给我的稿件，随手接过便分手了。坐在回家的巴士上，我拆开信，一下便傻眼了：原来信里还夹着500元钱！我赶忙展信来读：
你是我多年的作者，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人，所以，我首先要告诉你，我这样做并不存任何的同情心理。从你的同事那儿得知有关你的情况，知道这些日子你过得很艰难，这从你日渐消瘦的面容中也看得出来。我孩子他爸也是一个人在外闯荡，我能理解一个人独在异乡的艰辛。既然你把我看成大姐一样的知心朋友，想必出自朋友的关怀是能够接受的吧。这500元钱，不是我借给你的，更不是施舍给你的，你有几篇在我手里的稿已通过终审，便算是预付稿酬吧……
不容我看完信，我已感觉自己鼻头酸酸的，赶紧把头扭向窗外，借以平息感激的心情。这以后，得益于她在我艰难时给我的扶助，我的生活和工作便日趋走上正轨，却不想过了些日子，我得到了一个颇让我感到意外的消息：她要调往深圳了。作为她多年的作者，我无以回报，惟有最后为她写出一篇有分量的稿件，我想。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我在她手头什么样的文章都发过，只是没给她写过纪实特写稿件。而那时，纪实特写稿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她所在的那家杂志便是以大量有深度的纪实特写稿而走红的。所以，那段时间，我选中了一个尚未有人涉猎的选题，没日没夜地去采访，赶写出一篇一万余字的大特写稿件。当我兴冲冲地赶到她家把稿子交给她时，她只看了看题目，脸上倏地流露出一种突遇意外时才能看到的表情。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一定是我的选题与人撞车了，编辑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事。我有些担忧又有些忐忑不安地问：“是不是稿子……”她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赶紧说：“没什么事，稿子先放我这，我马上给你看，过两天给你消息。”我释然了。
几天之后，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告诉我稿子非常好，她给主编看了，而且已向主编力荐破例作为本刊特别策划稿件发出。两个月之后，我这篇以《中学生：把我的真心放在你手心》的特写稿，以整整7个版面的篇幅在杂志头题发出了。一时间在全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光寄到杂志社和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就达2000来封！只是，这篇文章发出时，她已调往深圳了。正当我有些庆幸自己与她的合作落下了个圆满的尾声时，我却偶然从她的同事那儿了解到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事实：原来这次特稿是编辑部策划由她执行的（那时她们杂志每期轮番让编辑自己执行一个特写专题），那是她赴深圳前最后一次在自己的杂志上亮相的机会，她自然十分重视，做了不少的采访，准备了充分的素材，可就在她的文章将大功告成时，我交来了我特别采写的稿件。于是，她悄悄地放下了自己的文章，把我的稿件放在了主编的案头上……我脑子里猛然浮现出当初我交稿给她时她的表情来，我一切都明白了！天啊！这个世间仿佛有些人的存在只是为了给另外一个人无尽的感动，以至对方想回报一份感动的时候，最终得到的仍是索回了一份感动！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及的事：大概在她离开半年之后，我留在她手上的的文章全发出来了。待领取稿费时，才发现杂志社每笔稿费都是如数给我的——原来在我生活陷入困境时她交给我的那500元钱，是她默默资助给我的。只是为了维护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她编了一个颇能自圆其说的理由罢了……
她去深圳后，因为丈夫事业的需要以及特区大环境的制约，她改行进了丈夫所管理的那家公司。这之后，我们的联系慢慢的少了，她在一封信里说：“虽然大姐已到了一个不轻易言谢的年龄，但我一直很感激你对我们之间那份情谊的看重。以后你不要每期寄杂志给我了，因为每次看到你寄来的信和杂志，总能让我回想起一些往事，牵扯起我的一份心酸——你知道不论怎样，一个人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是很痛苦的。但作为女人，与男人相比，总有可悲的一面：男人为自己付出爱，女人呢，总是为爱付出自己。为了家庭和孩子，我把自己活成了另外的模样，这份心情你该知道的……”这之后，我真的极少与她联系，只是把心底对她无限的感激藏在心里。是的，对于朋友而言，有时候相见不如怀念，彼此尊重和理解才是第一位的。
在人的生命旅途中，总有一段或几段茫茫夜路要走，有些人就恰如寒夜里的星光，在高而远的天空对你深情地注视，为你默默地引路——于是便想：那个曾经几度鼓励并支撑我走出生命低谷的大姐，不就是我生命寒夜里的星光么？！
是的，患难中缔结的友情，也许只伴你走上一程，但却可以温暖并贯穿你一生。
一盒假饭票
文/蝶舞沧海
那年夏天，我收到一所中专录取通知书的同时，父亲也被稻场上的脱谷机卷去了一只手。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远走高飞，是老实巴交的父亲守着贫瘠的村落抚养我长大的。这突来的横祸让我们父女俩悲痛不已，但父亲没有放弃我的学业，他卖了不足40公斤的猪，又卖了部分粮食，四处找村人求借，很艰难地拼凑着我的学费。一直到10月份以后，我才提着陈旧不堪的行李跨进市里学校的大门。而那时已开学一月有余，新生军训也过了。
坐在教室里，我流着泪暗暗发誓，一定要节约，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分用，最大程度减少父亲的负担。因为学校正试行封闭式教学，我不可能在课余去谋点兼职什么的，节约的惟一途径只能是从牙缝里省。那时食堂的馒头饭菜，都是用与人民币同值的餐票购买。对于一日三餐我是这样安排的：不吃早点，正餐就买2两米饭和2毛钱的素菜。吃得最多的是酸辣土豆丝，只因它更易下饭。
那时我还是个15岁的大孩子，对食物有着惊人的渴望和需求，身体仍在拔节似的长高。每次到食堂，当鼻子里飘进粉蒸排骨或煎鸡蛋的香味，我总会及时地把嘴巴闭得紧紧。如果不这样，我想我会失态如村口那只小黑狗，涎下长长的口水来。我嫉妒别人碗里的丰厚，在心里，我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