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川省的领导与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了。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冠华对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而当时这些历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冠华、韩念龙同志出面要求省里关照为我们开放几个小时。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答应了大家要求。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按我们上午的经验，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说四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又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我们穿过充满游行队伍的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他在我们回宾馆前半小时已到达。于是，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6月5日，当我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指责冠华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中国第一摄影师”（指###同志）为他和“身边人”照“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冠华和我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只是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可言。“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冠华的位置，我们又不能把照片去贴在大字报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知道这都是搞垮冠华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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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9）
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回家后冠华百思不得其解，给当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尽管我至今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戏要以乔冠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正在批乔浪潮一步步升级时，紧接着来的一场暴风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国驻华使馆地震期间安排留守人员，其他人员、家属由中国方面提供方便暂时离开北京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终于把冠华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这年的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地上。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使馆人员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四十二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红丝绒帐篷居住。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安全搬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纪登奎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柬埔寨客人英萨利。当时，有两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英萨利，另一个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这天晚上，纪登奎同志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冠华参加。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冠华。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廿四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后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我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了它和北京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四十二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党组会议。我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我也已疲惫不堪，从家里搬了个躺椅在主楼边的便道上休息等候。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冠华说，党组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他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凌晨时分，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几个宿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紧时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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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10）
第二天一早，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方面如此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十分感动。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我说：“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我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尤其是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吗？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31日晚上###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廿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此时保密机响了，冠华接过电话后，我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作检讨……”我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我感到同样困惑。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那么面对北京廿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冠华一人承担。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吹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联系起来”。过了几天，国务院的主要领导突然莅临外交部，名义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长的冠华事先竟一无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很明白，冠华是“四人帮”大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当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此时在国内那些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们已经乘冠华在国外的时机把他挂到了“四人帮”的线上去了。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我去机场接他。我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我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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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11）
虔诚与毁灭
然而，现实却与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后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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