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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楼已在身后，我的脚步已把我带得离一号楼越来越远。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在把我们带向未来，那不可知的未来，而留在身后的是那永远也不可能再重复的昨天和前天。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生离死别，我们的荣耀与屈辱都随着我们自己的脚步被留在了身后的昨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把更多的欢乐与悲哀留在我们自己的脚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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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的前夜（1）
我自幼就爱幻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体验过家庭的亲情与温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买书，于是就每天下午坐在书店的取书阶梯上不花钱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说，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无名氏的。这些书看多了就更丰富了我的幻想。于是，当母亲沉湎于麻将桌上，没有人过问我的时候，我就爱爬着狭小的楼梯，钻上三楼的平面屋顶，靠坐在一面墙旁，或者看小说，或者就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任凭自己的感觉倘佯在想象的自由天地间。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鸟群，无忧无虑地飞翔在广阔天地间；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摆脱这沉闷的家庭，去创造自己的幸福。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因为那时候我着迷般喜爱话剧艺术；也许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许是个钢琴家，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能学习钢琴。我也幻想过我会得到世上最最纯洁美好的爱情。
后来，我随家庭到了北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好幻想，不过想的是我去朝鲜打仗，即使是牺牲在沙场上，也是壮丽的人生；我激动地念诵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也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前，我又幻想报考清华水利系，做一个新一代的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将来是新中国的梁思成……
我唯独没有幻想过的是我会搞外交，也没有幻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长，自己也成了一个“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卷入政治的漩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这幻想的破灭，这多灾多难的艰难人生似乎都是从那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这灾难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记得是从1963年末开始，我每个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点英语消遣。到了1964年春节前夕，有一次在学完英语陪主席一起晚餐时，毛主席对我说春节过后，他要巡视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史记》，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我非常兴奋！能有毛主席教我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也很高兴。我立即去书店买了《史记》，等待着春节后主席通知我动身。
没想到，大约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书来了个电话，说主席决定取消南行计划了。我好失望！春节后，当我又回去帮主席学英语时，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党内工作忙，没有时间到外地去了，以后再说。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我还有机会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四清”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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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的前夜（2）
我不记得那是郊区的哪个村子哪个大队了。但我记得我们到达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嘱我们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我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参加这个“四清”运动，但这意味着逃避斗争，几乎是一种背叛！
后来，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村里的受审查的干部跳井自杀了！当时，虽然我已经入党六七年，但我还不到三十岁，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晚上不敢出门，因为那口井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连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总是时隐时现地看见那个跳井干部的身影。我心里开始第一次出现了怀疑，怀疑我们这样背后搜集干部材料以证实我们假设的这个干部存在问题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也怀疑那种唯有最穷最脏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到了村子后，我被分配先后住过两户农民的家里去和他们“扎根串联”。头一家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参加农田劳动，因而也特别穷。他们那所谓的家不过是一间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们几乎不点灯，也几乎不做任何饭菜。每顿饭都是窝头加咸菜。他们那黑屋子的肮脏一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都会觉得胃里难受。这一对“革命的依靠对象”还多少有点痴呆，我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呆呆地望着我说不知道。他们也奇怪我这个“城里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挤到他们这破屋里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打乱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也觉得和他们去“扎根串联”实在是极为荒唐。领导上决定为我另找一个“串联对象”。这一次是一对年轻夫妇，住得比较宽敞，有一堆孩子，每两个之间最多只差两岁！那个妻子和我年龄相仿，倒是伶牙俐齿，说起村干部的“严重问题”，她可以告诉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听其他农民说这对夫妇有过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受过村干部批评，他们多少有点乘机泄私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们也不大爱劳动，所以工分少，日子过得比较穷。大概一是他们穷，二是他们十分热衷于攻击村干部，于是他们成了“四清”的依靠对象。不知道他们家的脏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午饭刚摆上炕桌，那妇女怀里抱着的婴儿就拉稀了，弄得桌边、炕沿全是稀屎。这女人竟顺手拉过一块尿布，稀里糊涂地胡乱抹了几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饭。那一次我无论怎样告诫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和贫下中农同甘苦，我都无法压住胃里的翻腾，我推说胃疼没有吃午饭。我难以说服自己肮脏和革命是画等号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却是远非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党员所能想象的。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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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的前夜（3）
这场运动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进行的一次体制改革。外国语学院从原来的双重领导（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变成单轨归外交部领导。原来，在双重领导期间，教学质量是归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学生分配等人事问题归外交部管理。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领导，一班领导人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无论在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上，还是对学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条有理的。但是，学校归外交部全面接管后，部里派了一些干部到学校接替原来的几位主要领导，从此，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外国语学院被闹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剧”的舞台。
新上任的这位X党委书记来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当领导也是很难为他的，因为他早年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X书记就决心要抓当时已沸沸扬扬宣传得非常火热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当时下达了一个文件，禁止高校学生谈恋爱，更不准结婚。于是X书记就大抓这件事。不仅大会小会反反复复开，而且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意见，例如说当有人在会上传条子故意问他教师可不可以生孩子时，X书记情急之下，怒气冲冲地说教师也不准生孩子，违者停职。X书记还亲自在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拿着手电棒突击抽查教室中有无谈恋爱的男女学生。结果闹得鸡飞狗跳，学生忍无可忍贴大字报抗议，因为X书记把一位女学生团支部书记找一位男同学谈入团问题也错当做谈恋爱处理。又因为那位团支部书记刚洗过澡，头发散开，因而被X书记严厉批评为“行为不端”。
更热闹的是X书记在学校里大抓灭臭虫。本来这是件为集体宿舍做的好事，但X书记却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星期天全体人员不许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礼堂外的平台上督战。学生、教师排队端着脸盆到开水房打了开水要从他面前走过由他抽查这水够不够烫，然后再去浇自己的床板。当然，这么一折腾原来滚烫的水也变冷了，整个校园抓臭虫大军一片笑闹，甚是滑稽。教师们纷纷提意见说学校要抓臭虫，但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自从外交部这批新领导到校后教学却没有人抓了。后来，中央开始抓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于是，学校领导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语教学中的阶级斗争动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X书记终于向全体教师、学生做了一个批判外语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报告。但由于书记本人缺乏外国文学的起码常识，这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例如X书记在批评外语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毒害学生和青年教师时在举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为一本书，他说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评我们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X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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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的前夜（4）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